朱　林(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74)



论《最蓝的眼睛》中《圣经》习语的隐喻与讽刺

朱林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74)

摘要：作为非裔美国作家，托尼•莫里森在其作品中始终把实现黑人自我身份和继承黑人传统作为叙事的主旨。在《最蓝的眼睛》中，作者借用讽刺颠覆了“替罪羊”、“忏悔”和“贞洁”这三个在西方世界中众所周知的《圣经》习语的喻指，挑战白人文化的话语权，表达建立黑人独立意志的希望。

关键词：隐喻；讽刺；替罪羊；忏悔；贞洁

“我写此书的原因是基于小时候和一个朋友的对话，关于上帝是否存在：她认为上帝不存在，因为她用整整两年的时间向上帝祈祷赐予她一双蓝色的眼睛，却没有成功。而我则认为上帝是存在的。”[1]95在谈到《最蓝的眼睛》的创作动机时，小说作者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如是回答。她把自己的写作与《圣经》紧密联系起来，“《圣经》不是我阅读的一部分，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1]97那么这是否就说明莫里森对白人基督教思想的全盘接受？恰恰相反，另类解读《圣经》中的习语和意象是非裔美国作家的传统，源于基督教思想与作为“他者”的美国黑人文化与历史的不断融合。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从与黑人相遇的第一刻起就充满了讽刺。运送第一批非洲奴隶到美国的轮船被命名为“耶稣号”，但“耶稣”并没有带给弱者光明、爱与救赎，反而将他们送入了地狱。牧师公开在布道时宣称，黑人是不同于人类的另外种族，是上帝在创造亚当之前创造的。之后，随着基督教在新世界中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奴隶和自由黑人逐渐接受其信仰。但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圣经》，而是批判地看待《圣经》。他们认为“写《圣经》的人都是傻子，创造了这样一本伟大的书籍，却除了告诉仆人要听从主人之外，什么都没说，而且为了不同的目的，创造性地借用基督教的习语与意象，挑战白人话语权”[2]，借此揭露信奉仁爱的“白人对待黑人奴隶的伪善与卑劣。”[3]在《最蓝的眼睛》中，作者讽刺性地运用了《圣经》中“替罪羊”、“忏悔”和“贞洁”三个习语，体现了其挑战白人主流文化的勇气与坚守黑人历史传统的决心。

一、替罪羊（scapegoat）：佩科拉（Pecola）作为救世主的隐喻

（一）替罪羊身份的确定

基督教神学认为替罪羊象征了耶稣基督，他将众人的罪恶放在自己手上，然后被大祭司从城市赶到荒野之中。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以1941年俄亥俄州洛林市中的某个黑人社区为缩影，构建了美国社会的全景图。黑人社区代表所有非裔美国人，在白人统治的世界中艰难的生存，他们的黑色肌肤代表着白人主流审美下的罪，主人公佩科拉则是被人们献祭的替罪羔羊。首先她的名字佩科拉（Pecola）是取自小说中常出现的一部电影《春风秋雨》（Imitation of Life）的主人公佩欧拉（Peola）。电影讲述了作为黑白混血儿的佩欧拉遭白人社会与黑人同胞双重遗弃的悲剧故事。一些批评家指出，莫里森只是在表面上借用电影中主人公的名字佩欧拉来命名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喻指佩科拉“模仿”白人，希望成为白人的心理和她的必然悲剧，而事实上却有着深层的动机[4]。纽约城市大学勒曼学院盖瑞•施瓦茨（Schwartz）教授认为，小说主人公佩科拉（Pecola）名字中多出来的“c”暗示拉丁语“peccatum（意为失误、错误）一词”[5]。由这一关联性可得出以下结论：因为peccatum还可表示“罪”的意思，佩科拉的名字就暗示了她“带罪之身”的身份。其次，她的功能也同替罪羊一样。黑人同胞把自己在白人世界中所遭受的身体与心理的折磨通通投射在她的身上，母亲把在白人雇主家受到的漠视转嫁给自己的女儿，对佩科拉的境遇无动于衷；父亲把做爱时受到白人凌辱而产生的心理阴影发泄给她，两次强奸佩科拉；身边的黑人同胞通过嘲笑她比其他黑人更黑的皮肤，建立起自己在“白为美黑为丑”的主流审美观中所丧失的自信。而作为替罪羊的她最终也如《圣经》中献祭给上帝的替罪羊一般被隔绝在社区的边缘，并被遗忘。

（二）救世主身份的体现

佩科拉在受邀来到黑人小男孩的家后，小男孩利用母亲的爱猫戏弄并羞辱她，最终导致了猫的死亡，本是同龄人之间单纯的玩耍却改变了故事的基调。由于嫉妒母亲对猫的喜爱超过了对自己的关注，小男孩在看到猫濒死之时体验到了莫名的快感。而恰在此时，母亲杰拉尔丁（Geraldine）夫人推门而入，小男孩由于害怕受到母亲的责难，便把过错推到了佩科拉的身上，而盛怒之下的杰拉尔丁夫人对于儿子的说辞毫不怀疑，并把佩科拉赶出了家门。震惊于无端受过的佩科拉成为了沉默的受难者，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她无法为自己辩解，就如耶稣一般。美国维藤贝格大学人文与文学教授泰瑞•沃顿（Terry Otten）认为，作为黑白混血儿的杰拉尔丁夫人有着棕色的皮肤，在肤色等级主义（shadism）的影响下，她比其他黑人拥有稍高的社会地位。她处处以一个优秀白人的举止规范自己的行为，希望摆脱自己身上的黑色烙印，然而却在佩科拉的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不断在黑白之间斗争的自己，一个害怕成为黑色的自己。”[6]她在这个受贫困困扰的小女孩身上看到了无知、令人憎恶和具有攻击性的一面，“他们眼中的世界一片废墟。”①参见:Morrison,T.The Bluest Eye[M].New York:Knof,2000.以下所引相关内容皆出于此，不再一一作注.她把所有的黑色之罪，包括自己的罪都投影在了佩科拉的身上，并把她从自己的家里驱逐出去。基督教的赎罪教义把耶稣定义为为人类牺牲自我的替罪羊。在杰拉尔丁家里面，佩科拉作为一个黑色的基督形象，承受了来自个体与集体的所有责难：虽然她只是被控杀死了一只猫，而事实上却承担了主流话语权下黑色所代表的所有负面效应——贫穷、寄生行为、无知、邪恶和错误。

（三）白人救世主的讽刺

当替罪羊佩科拉离开杰拉尔丁夫人家时，她注意到了墙上的画像。“佩科拉转头看到前门旁边的墙上挂着耶稣的画像，耶稣低头用悲伤而平静的眼睛注视着她。”画面中耶稣的眼光很“平静”，是因为他“知道”佩科拉所遭受的对待和他是一样的，“悲伤”的眼光表达了他的同情。但是，莫里森的叙事最终是批判的，甚至是讽刺的。因为在黑人小男孩和“善良的”基督信徒杰拉尔丁夫人虐待佩科拉时，被动的耶稣只能充当一个旁观者。当佩科拉被赶出杰拉尔丁夫人家时，画像中的耶稣依然安全地呆在房间里，被局限于象征其软弱无力的灰色相框之中，“他的脸庞四周扭曲的灰色纸花”只会讽刺那些在异国土地上的无助的牧羊人。莫里森颠覆了《新约》中救赎人类、牺牲自我的耶稣形象，讽刺其成为了白人文化和种族歧视的卫道士，他不能也不愿离开杰拉尔丁的世界来站在佩科拉的身边。尼科尔斯州立大学美国文学教授艾伦•亚历山大（Allen•Alexander）把这一场景中的上帝阐释为“一个没有能力帮助佩科拉，甚至成为她悲惨遭遇的帮凶。”[7]莫里森通过对基督教义中救世主耶稣的讽刺，揭露了白人基督教以仁爱为口号的虚伪，种族歧视在白人文化中远比《新约》所倡导的无条件的爱强大得多。

替罪羊“对于其所牺牲的社区既不能太熟悉也不能太陌生。”[8]170因为替罪羊作为一种心理保护，必须拥有和其代过的人有相同的特点，被边缘化的佩科拉恰恰符合这一条件。但是遭受歧视又无力反抗的佩科拉，仅仅充当了悲剧的牺牲者的角色。在小说的最后，她陷入了疯狂的自我催眠之中，彻底地遭到了黑人社区的驱逐与遗弃，她所承受的不可逆转的毁灭讽刺了《圣经》中同是替罪羊的耶稣。耶稣在为人受过而死之后可以“复活”（resurrection）拥有“来生”（second coming），获得审判所有人之善恶的权利，并对人类进行救赎。可是佩科拉却永远背负替罪羊的“责任”，被放逐在了冷漠的人间，她无法复活，也无力救赎她的同胞摆脱内化了的罪——黑色之罪。因此，黑人集体如果不从内心正视自我身份，尊重自我存在，无论是试图通过寻找替罪羊获得所谓的“救赎”，还是寄希望于白人主流文化中的白人救世主，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无效的。

二、忏悔（confession）：克劳蒂娅（Claudia）作为叙事者的隐喻

克劳蒂娅在小说中有双重作用：第一，她是莫里森刻画的一个完整的配角，是佩科拉身边为数不多的心理健康的同伴和朋友之一。虽然同样处于白人主流审美观控制下的生存环境中，她却比佩科拉更加确定对自我的认知，在小说中与佩科拉形成对比。第二，她是佩科拉故事的叙事者，从小女孩和成年人两个视角，用两种声音叙述佩科拉为黑人社区代过的过程。作为儿童的叙事者，克劳蒂娅尽管闪现出了思想独立的火花，却依然深受父母和其他成年黑人观点的影响[8]161。相反的，作为成人叙事者，她利用自己的判断叙述了朋友被排挤、压迫，最终被毁灭的故事。克劳蒂娅不仅讲述了一个脆弱的个体的遭遇，而且描述了一个受难的社区，利用无力反抗的同胞为自身的“罪”受过，继而通过驱逐替罪羊来“赎罪”的故事。克劳蒂娅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社区如何遗弃同胞，在佩科拉遭受了被生父强奸、怀孕、孩子夭折、精神崩溃这一系列的悲惨遭遇后，没有人为他们的同胞表示同情：“大人视而不见，孩子没有被吓到，反而大笑出声。”长大后的克劳蒂娅卸下了黑人团体共有的心理自我防御，揭开了自我保护的面纱，把佩科拉的故事传递了下去。其叙事者的作用点燃了小说的希望之光，是“积极的传统继承者，对发生的过去的事情进行排序，并为事件附加了其价值，为未来的改变提供了可能性”[9]。但仅仅是可能性而已，因为克劳蒂娅的叙事不仅仅是故事的单纯复述，而是作者以一种特殊的宗教文体对叙述进行的隐喻。

莫里森在小说中借用忏悔这一宗教文体的写作手法主要源自对非裔美国文学创作传统的继承，这是因为非裔美国小说的历史与奴隶叙事传统息息相关。克劳蒂娅作为黑人叙事者，在讲述黑人的悲惨遭遇时，叙事构成了一次忏悔：她承认黑人社区包括自己都参与了对佩科拉的摧残。

克劳蒂娅把佩科拉的悲剧归责于“恶意的贫瘠的土壤”，也就是充满种族歧视与压迫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命无法得到平等的孕育。在克劳蒂娅的忏悔中，最模棱两可的句子就是“她[佩科拉]让我们牺牲她，并因此应受我们的蔑视。”成人的克劳蒂娅在评价佩科拉“应受我们的蔑视”时讽刺性地重申了儿时自己所怀有的自我保护心理。为了消除自己的焦虑，解决自己的困惑，那时的她不得不让自己远离佩科拉无法避免的悲剧。在佩科拉怀孕期间，克拉蒂亚和姐姐一起尽最大努力试图改变朋友的困境，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只能用为买自行车辛辛苦苦攒下的零钱买了金盏花的种子种在贫瘠的土地上，祈祷希望通过魔法为佩科拉带来光明与快乐。可是在佩科拉的孩子夭折，佩科拉陷入精神崩溃之后，他们期待的上帝之手变成了让两个孩子顺从主流的推手。魔法与祈祷的失败所带来的失望与罪恶感导致了两个小女孩的惭愧与退缩：他们最终与自己社区中的大人一样开始远离佩科拉。克拉蒂亚的沮丧来自对佩科拉命运的无力相助，作为想要帮助朋友脱离厄运的见证者，由于缺乏足够的能力，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朋友坠入深渊。

在早期非裔美国文学的奴隶叙事中，奴隶常常借用忏悔的方式赢得与白人对话的话语权。在小说的最后一段，克劳蒂娅指出“当土地扼杀了自己的意志，我们默许，并认为受难者没有权利活下去。我们错了，我们当然错了。”这样的忏悔正是意识到了是黑人同胞的麻木造成了佩科拉的悲剧。莫里森讽刺性地运用白人基督教中“忏悔”这一宗教行为，隐喻叙事者的叙事动机，与非裔美国文学中“忏悔”的主要目的形成反差。无论她忏悔多少次，都无法更改佩科拉的命运，也无法改变黑人种族的命运，个体的“忏悔”是无效的。

三、贞洁（purity）：妓女作为施爱者的隐喻

莫里森对小说中妓女的命名也体现了她对基督教教义中“贞洁”一词的讽刺运用。玛利亚（Marie）在基督教中指耶稣纯洁的代孕母亲形象，而小说中的佩科拉作为扭曲的救世主形象所获得的唯一善意却来自莫里森颠覆了的“圣母玛利亚”——作为黑人妓女的玛利亚小姐（Miss Marie）。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中，作者有意识地把妓女玛利亚小姐独立出来，因为只有她对佩科拉施予了正常的爱。福音中的妓女通常被认为是赎罪的罪人，莫里森巧妙地利用《新约》中路加福音第3章第37节至第50节的故事，把妓女玛利亚小姐对佩科拉的接受变为对白人基督文化的讽刺，颠覆了路加福音的主旨：耶稣是赎罪的福音。南佛罗里达大学女性研究所教授格林恩•格雷瓦尔（Gurleen Grewal）认为，这些妓女的美与道德感与黑人中产阶级只关注财富的主流文化完全不同[10]。白人基督教中赎罪的罪人妓女成为了“代人受过”的救世主佩科拉的唯一救赎，而富有的基督信徒杰拉尔丁夫人则对弱势的佩科拉极尽厌恶。在《最蓝的眼睛》中，作者把圣经中的比喻彻底颠覆，恰恰是这些“堕落”的个体拥有大多数黑人所缺乏的自由意志和自尊。由此可见，基督教义中为妓女定罪的贞节观也是无效的。

四、结　语

托尼•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巧妙地把白人基督教中的宗教习语与意象融入小说的叙事中，并运用讽刺来颠覆这些宗教习语与意象在《圣经》中的喻指。作为基督化身的佩科拉是黑人社区的替罪羊，却没有获得新生；作为叙事者的克劳蒂娅，她的忏悔没有改变佩科拉的悲惨命运，更没有改变黑人社区对自己“他者”身份的内在认同，反而把自身的绝望与痛苦投掷在无力反抗的同胞身上，任由“罪”的继续滋生；失去贞洁的妓女拥有独立的人格与自尊，对弱者给予同情与爱。这些讽刺与颠覆来源于莫里森与对非洲传统的继承。非洲宗教“改变了西方宗教传统中的上帝形象，在保留西方上帝的特征上，把上帝人性化，赋予其更多非洲传统宗教中神的特点。”[7]莫里森通过对西方《圣经》教义的讽刺，表达了作者对黑人同胞重建独立身份与自由意志的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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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lexander A.The Forth Face:The Image of God in Toni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J].African American Review,1998,(2):293-303.

[8]Norrman R.Wholeness Resorted[M].Bern:Peter Lang,1998.

[9]Harris T.Fiction and Folklore: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M].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1:15.

[10]Grewal G.Circles of Sorrow,Lines of Struggle: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M].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37.

(编辑：付昌玲)

Study on Metaphor and Irony of Biblical Idioms in the Bluest Eye

ZHU L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Chongqing,China400074)

Abstract:As an African-American writer,Toni Morrison always regarded realization of self-identity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 of the black people as the narrative theme in her works.This thesis makes an analysis of metaphors of three well-known biblical idioms in western culture:“scapegoating”,“confession”and“purity”in Toni Morrison’s novel the Bluest Eye,and expounds how she ironically subverted their concepts to challenge white cultural discourse and express the hope of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will in all the African Americans.

Key words:Metaphor; Irony; Scapegoating; Confession; Purity

作者简介：朱林(1983- )，女，河南开封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及作品

收稿日期：2015-10-10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6.02.015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6)02-01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