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的三维探析

2016-03-13肖新发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4期

关键词：最大公约数全面深化改革合力

肖　潇　肖新发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的三维探析

肖潇肖新发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全面深化改革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伟大革命，必然要求寻求最大公约数，即凝聚共识，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合力。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论、群众史观和社会意识反作用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具有坚实的现实根据，是调整深层次利益关系的迫切需要，也是人民民主真谛的必然要求和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其价值取向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凝聚力量；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改革进程进入新阶段，新的历史阶段的改革有着许多不同于原有改革的新特点。一方面，改革具有全面性，不是一个领域或几个领域的改革，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所有领域的整体改革；另一方面，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存在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面对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从马克思主义宽广视野出发，从问题意识着眼，反复强调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即凝聚共识，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合力。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基础、现实根据和价值目标等三个维度进行深入探析。

一、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的理论基础

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它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结合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因而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引领。

首先，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论的具体运用。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按照各自意志进行的。但是，历史并非某个人或某些人意志作用的结果，而是不同意志合力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然而，“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即历史不是单个人抑或少数人创造的，而是人们共同创造的，每个意志对历史合力都有贡献。尽管每个人由于不同的利益关系而持有不同的立场，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追求各自的目的，而最终的历史结局并非直接取决于各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各种意志合力的产物。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要标志，也是正确引领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

改革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形式，是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邓小平开创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使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广大人民、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改革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与以往改革所不同的是，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多方面，指向的往往是一些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这就必然引起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从而加大了凝聚改革共识的难度。由此表明，“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2]40。无疑，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的意义重大，它对于凝聚共识、统一意志，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历史合力具有前提性和先导性。

其次，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生动体现。马克思认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295。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在任何社会形态，人民群众都是创造历史的基本主体。社会主义社会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制度保障，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性质也决定了它比以往任何社会形态都更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列宁说过，“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4]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前进中的矛盾、问题和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从本质上说，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就是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创造作用。针对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特点，习近平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反复强调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改革。历史地看,“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2]138。人民群众之所以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改革开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它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在改革开放中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是已被实践证明的一条重要经验。现实地看，人民群众仍然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开放”[2]138。不仅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必须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而且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实施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从人民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发展期待中完善政策主张，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实践证明，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只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和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最后，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是社会意识反作用理论的通俗表达。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先进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3]11理论“掌握群众”“变成物质力量”是先进社会意识反作用的突出表现，而“彻底性”则是它能够“说服人”进而统一人们意志的根本原因。必须着重指出，先进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得以实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因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5]。无疑，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善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当代中国，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特点。这一方面反映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客观现实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发展繁荣的生动局面，另一方面对于凝聚全面深化改革共识也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回避当代中国文化多元化的现实，但必须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出发，为判定是非曲直即真善美和假丑恶提供正确的价值标准，避免南辕北辙现象的发生，防止和抵制各种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自由泛滥。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需要有能够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伟大力量的精神支柱，更加需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需要“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6]。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涉及物质的力量，更涉及精神的力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的迫切需要，也是凝聚共识和形成合力的必然要求。

二、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的现实根据

寻求最大公约数是从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也是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提出来的。这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关乎能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道路，关乎能否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任务。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并非一些人所诟病的“伪命题”，而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论断和正确举措。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指向来看，寻求最大公约数是调整深层次利益关系的迫切需要。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人们活动的内在驱动力。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关系调整的结果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达到了总体小康水平；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而形成了贫富不均甚至两极分化现象。全面深化改革既要进一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要坚决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正因如此，不可能皆大欢喜，“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奶酪’，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2]152。事实上，当全面深化改革启动后，社会上存在为难情绪和浮躁心态，更严重的是既得利益者的消极对待甚至极力抵触。鉴于党内外对深化改革思想认识上有较大差异，习近平强调，“越是思想认识不统一就越要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2]46。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首先是要为调整深层次利益关系凝聚共识，排除思想阻力，发挥正确思想认识的正能量。进而言之，调整深层次利益关系的具体实践更要求协调共振，因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静态地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种体制机制改革，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每一项改革都不可能孤立进行，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动态地看，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其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客观上要求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对此，习近平以其辩证的思维进行了科学而精彩的论述：“形成改革合力，最终要体现在各项改革举措协调共振上。政策不配套，实践当中必然疙疙瘩瘩，也就谈不上形成合力。要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耦合性，深入论证改革举措可行性，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共振效果。”[2]44-45全面深化改革的共振效果，来自于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思想自觉和实践自为，即把形成合力的价值观念贯穿于各项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把调整利益关系的“共享”理念落实到各项改革的具体措施上，使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基础来看，寻求最大公约数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真谛的重要标志。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取向，问题在于如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习近平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8]人民民主的真谛，既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理论课题，也是实践中人们普遍关切的现实问题。当代中国，有些人热衷于推崇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也有些人由于受西方民主观念影响而不理解人民民主的真谛。而“寻求最大公约数”一语中的，以通俗的语言破解了一道重大政治难题。与资本主义民主根本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据宪法和法律，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真谛的重要标志，而寻求最大公约数既是协商民主的基本形式，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大亮点。可见，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民主权利的执政理念，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协商民主的强大生命力。习近平坚定地认为，“在坚持改革这个重大问题上全党全社会是有广泛认知的。只要加强思想引导，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是完全可以形成共识的。要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这应该算一个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2]46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广泛参与的民主，为国家治理奠定了坚实阶级基础和广泛群众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国体决定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运行过程来看，寻求最大公约数也是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是由问题倒逼出来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将会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其中，有些是过去长期努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或以新形式表现出来的老问题，而大量的问题是社会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老问题之所以出现，除了某些主观原因如政策举措不当外，还在于客观上解决这些问题存在一定难度，需要一个过程。至于出现的新问题，则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联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论探索和经验积淀。毋庸置疑，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老问题和新问题的根本途径。由此，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正确理论的引领作用，把各方面、各阶层人民的力量汇聚成强大合力，人心齐，泰山移。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共产党拥有8200万党员，只要凝聚共识，本身就是力量。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现实性不仅来自于人民的力量和党的力量，而且来自于改革自身的力量。对此，习近平在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作出了明确回答：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的就是改革开放”。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往的改革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全面深化改革我们仍然要最大限度集中群众智慧，“汇合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2]32。汇合万众一心的强大力量是由全面深化改革的特点决定的。面对问题复杂、思想各异、阻力重重的社会现实，关键是要做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工作，及时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思想认识问题，为顺利推进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三、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的目标取向

从价值目标来说，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对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关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30的新论断，阐明了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取向，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和自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宏伟奋斗目标，它既与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初步设计、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党的十七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相衔接，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一致，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比较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方面都有新内涵，前者指社会领域的全面性和人群覆盖的全面性，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的全面推进，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和个体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后者指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新发展，突出解决发展起来后的新问题，实现提质增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显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因而是能够凝聚共识、形成强大合力的最大公约数。审视现实，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着力解决诸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突出矛盾和问题，更重要的是必须着力改革引起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体制机制。为此，党的十八大统一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这种“统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决策举措中得到了坚定的贯彻，尤其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是同一历史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任务。如果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目标的话，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则是破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只有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为引领，才能彰显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价值。面对不同地方、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矛盾和人们对于改革的不同主张和态度，需要求同存异，形成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些是可以‘求同’的？哪些是可以经过做工作形成或转化为共识的？哪些是可以继续‘存异’的？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2]31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任务繁重且时间紧迫，只有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才能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汇聚强大力量。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统一的、先后衔接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和关键一步，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个“最大公约数”[9]10。中华民族是对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具有辉煌成就的伟大民族。近代以来，在经历屈辱历史后，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终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梦想。中国人民之所以发自内心地拥护实现中国梦，因为中国梦不仅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由于其价值主体的广泛性和价值目标的崇高性，因而成为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精神力量。

实现中国梦是面向未来的事业，追梦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必然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及难以预料的挑战和风险。应对挑战和战胜风险，必须作出正确抉择。一是要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牢牢把握其正确发展方向，“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102。二是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因为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永恒逻辑。习近平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2]11“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因此，“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9]48。

任何社会发展都是在一定制度框架内的发展，任何社会制度本身也需要发展，这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只是不同社会主体具有不同的认识和立场罢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上具有高度自觉和自信，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强调：“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2]18这一重要论述清楚地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之目的与手段的内在关系。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变革与坚守的关系。“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2]15。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是沉痛的。赫鲁晓夫后的苏联领导人，对于经济和政治领域应该改革的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改革，仍然维持斯大林时期确立的不合时宜的旧体制，致使其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状态，而不应该改革的则没有坚守，导致反马克思主义和否定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自由泛滥，其结果是，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红旗落地。鉴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并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习近平以其辩证的视野告诫全党：“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2]22当代中国，之所以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因为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之所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寻求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公约数，取决于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取决于改革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伟大功能。没有最大公约数，全面深化改革不可能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自我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4.

[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6]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2.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勇慧]

收稿日期：2016-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