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骚赋观：《辨骚》与《诠赋》

2016-03-13毛心怡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名作欣赏 2016年11期

⊙毛心怡［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刘勰的骚赋观：《辨骚》与《诠赋》

⊙毛心怡［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上，骚与赋存在着密切的关联。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理论家的篇目中开始出现从“纳骚于赋”“骚合于赋”到“骚赋分篇”“别骚于赋”的走向。这其中，将“骚”与“赋”分而论之，进行全面阐述的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对《辨骚》和《诠赋》的定位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开始自觉和文章雅化的时代思潮。笔者将从刘勰的骚赋观出发讨论骚赋的文体差异。

关键词：“纳骚于赋”“骚赋分篇” 目录学《文心雕龙》

刘勰的《文心雕龙》产生于南朝的齐梁之际。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活跃，而《文心雕龙》无疑是其中的一座高峰。文体辨析意识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刘勰也不例外。《文心雕龙》上篇的主要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个大类。正如刘勰在《序志》篇所言：“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①他对每一种文体基本上都按这样的顺序安排：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诠赋》篇就很好地实践了这一套内容安排，但《辨骚》篇却并不位列文体之列，而是被刘勰置于“文之枢纽”的五篇末尾。刘勰将骚与赋这两种古来等同的文体进行重新定位，这历来是龙学家论争的话题。

一、《辨骚》之辩

刘勰作《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对于前三篇或者说前四篇的地位和排序，甚少有人提出质疑，但《辨骚》却引发不少争议。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注·原道》篇云：“文心上篇凡二十五篇，排比至有伦序”②，并绘制一张序列表，根据逻辑关系，对其中的一些篇目作了调整。《辨骚》篇就从枢纽中剔除，降为文体论的第一篇，范文澜先生注解其后：“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故为文类之首”③，与《明诗》《乐府》《诠赋》《颂赞》同可溯源至《诗经》。对于刘勰为何骚赋分篇，且冠之以极高的地位，范文澜先生的解释是：“时序篇谓‘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以其影响甚大，故彦和于诠赋篇外别论之。”④这种以《楚辞》为赋之源而加以区分的观点并不鲜见，陆侃如、牟世金两位先生在《文心雕龙译注》中也认为“从《辨骚》到《书记》的二十一篇是‘论文叙笔’。这二十一篇分别叙述了骚、诗、乐府、赋等三十五种文体。刘勰对每种文体都讲了它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所以通常称这二十一篇为文体论。”⑤但这种分类却与刘勰本人申明的原意相悖，他在《序志》篇有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⑥很明显，骚与道、圣、经、纬共同构成了全书的基础，是关键所在。刘勰对《楚辞》或《离骚》的辨析列为文章枢纽论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其一，自汉室以来，《楚辞》所获得的巨大文学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是其不容忽视的客观背景。

从目前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看，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最早评价《离骚》，刘安认为《离骚》兼美国风与小雅，同出于《诗经》之旨，“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以兼之……蝉蜕浊污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同样的文字也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究竟谁为先姑且不论，汉人对《离骚》的文学性和思想性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也完整地引证此文。屈原之后，出现了一批深受屈原影响的楚辞作家，或代屈原立言，或拟作。西汉贾谊才高受嫉，以屈原自拟，作《吊屈原赋》；司马迁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中砥砺精神，完成《史记》；扬雄作《反离骚》，称“赋莫深于《离骚》”。而后是文人亦不减对《离骚》的推崇，正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⑦。李白诗“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诗“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陆游叹“《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清人屈大均诗云“一叶《离骚》酒一杯，滩声空助故城哀”，等等。而“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时。在当时普遍“纳骚于赋”的背景下，刘向编《楚辞》而不以“赋”为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表明在其心目中《楚辞》具有超然于一般赋的地位。今人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屈原的作品“其影响于后世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⑧，这种与经并论的说法并非夸大，在汉人已可找到依据。从文献角度看，王逸《楚辞章句》中始见称《离骚》为《离骚经》，以尊骚比于五经。

骚的传播和巨大影响力与上位者的喜好是分不开的。汉代的帝王多好楚声。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的《汉宫之楚声》一章中说：“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⑨刘邦个人的楚声喜好，影响和引导了汉代宫廷乃至当时整个社会风尚。明人郝敬《艺圃伧谈》言：“汉《郊祀》等歌，大抵仿《楚辞·九歌》而变其体。”汉武帝不仅乐楚声，好楚辞，兴之所至，亦仿楚辞而属文。他的《秋风辞》《瓠子歌》《西极天马歌》《李夫人赋》等皆为骚体楚歌。武帝对骚赋的喜爱，使得一大批辞赋家受到重用，也促进了汉赋的繁荣。故刘勰曰：“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汉宣帝则可以说是汉代帝王中对辞赋评价最高的一位，将骚与《诗经》相提并论，《辨骚》篇有云“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⑩。汉宣帝曾引发了一场文坛论争，讨论辞赋的社会意义乃至文学价值。宣帝好《楚辞》，就此发表了一番见解“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觳，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11)。宣帝在肯定赋的地位价值的同时，也将赋分为了两类：一为与“古诗同义”的大者，一为“辩丽可喜”的小者。宣帝看重“风谕仁义”，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看到了赋的娱乐功能“虞悦耳目”。黄侃先生说“此赞扬辞赋之词最先者”(12)，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诸侯王到文人，楚辞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流传。

其二，《辨骚》篇在“文之枢纽”五篇中发挥着结构上平衡和意义上完整的作用。

《文心雕龙》可以看作是刘勰指导文学创作所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以矫正齐梁文坛追逐浮华新奇的不良风气。“文之枢纽”部分就是文章写作的关键之理，根本之理，亦即文章写作之总则、总纲。其中《原道》《征圣》《宗经》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3)。此三者可以说已经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体系，文学创作需要以道为本源，征之以圣人的思想，学习儒家经典。“圣文之雅丽”(14)，“丽词雅义，符采相胜”(15)认为巧丽的文辞，雅正的意旨，如同玉的美质和文采一样，应互相争胜，互相结合。圣贤的书辞，就是内容雅正、文采美丽的典范，都达到了“雅丽”的审美境界，是“衔华而佩实”的，后世诗文家必须遵奉效法。此三篇强调的是属文之“雅丽”，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可以说，《文心雕龙》中对一百六十多位作家和作品进行了品评，或褒或贬，或誉或毁，或肯定其优点，或指出其不足，都是本着“雅丽”这一审美标准，从内容与形式相互作用、相交相合的视角切入的。

“辞为肤根，志实骨髓”(16)，当然，刘勰是更偏重于“雅”的，所谓“雅者，正也”。如果说，前三篇是立足于文之“正”的角度，那么《正纬》篇和《辨骚》篇则看到了文之“奇”。世变时移，文学创作中出现变的因素，刘勰没有忽视这一点，对于“变”，他将其与“宗经”相结合，“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指出文学创作因革新才能持久，因继承才不贫乏。处理这二者的关系，需“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17)。刘勰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折中调和的姿态，中和才是刘勰极力推崇的最高审美境界。

纬与骚都是经以后的文学。谶纬之书多是假托经义、乖道谬典，在“词”的方面是“事丰奇伟，辞富膏腴”(18)，在“义”的层面上却是“奇”的，不正的。纬书可以算是“膏腴害骨，繁华损枝”(19)的最好注释，也可以看作是刘勰背面敷粉，对照“经正”之意。但超越前代之人的是，刘勰并不是一味地否定纬书，他站在折中的角度，提倡采撷纬书的精华，把纬书的辞藻文采、事类意象与“经正”相互补充、取长补短。而第五篇骚则可以看作是融合前四篇“正”与“奇”的典范，“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20)。或可以这样理解：刘勰认为屈原秉持着“原道”“征圣”“宗经”的创作原则，如刘勰列举了楚辞有“典诰之体”“比兴之义”“规讽之旨”“忠怨之辞”，“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同时体现世变之奇，列举了《楚辞》异于经典的四事“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究其原因，“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21)，它效法的是夏商周三代的经典，但已包含有战国时的特征。所谓“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正是“雅丽”的表现。在这里，刘勰是把《楚辞》与“经”同列，给予极高的评价，将其视作“经”以下文人创作的完美形式，“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22)。

由此观之，《辨骚》篇与其他四篇联合起来方能完整地表达刘勰的创作理念，其超越自身文体、不拘于时代的影响都使得《辨骚》篇无愧于“文之枢纽”的地位。

二、《诠赋》溯源

将骚置于枢纽论，讨论赋的源头就变得更加清晰。在刘勰看来，赋是由诗经六义而来，受到了骚的深刻影响，尤其是汉代。

现在流传的《诗经》包含着风、大雅、小雅、颂四部分。但学者冯浩菲在《“六诗”“六义”说述评》中认为：从《周礼·太师》可知古时有六诗：风、雅、颂、赋、比、兴。由此可见在《周礼》时期六诗中的赋比兴已经作为诗作分类的名目，与风雅颂并列，此六者没有明显的主次关系和等级，则后人所定义的三经三纬、三体三辞一类的说法就不再适应于六诗。若是依照这样的推测，孔子时《诗经》中三百篇已不收赋比兴三类诗，它们或保留在了风雅颂中。但无论是作为六义之“赋”，还是六诗之“赋”，都包含着内在的继承关系。刘勰释赋为“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23)，这源自《诗大序》。《毛诗正义》中，孔颖达注解如下“赋者，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美刺也”(24)。后世之赋虽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但赋中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意图可以算是对古诗之义的保留。

骚赋关系密切，在《辨骚》中已可见，“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25)，这与《诠赋》篇“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26)互为注脚。骚、赋作家的大量重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骚、赋创作的联系性。此外《辨骚》中“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27)。这与《诠赋》中“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28)也形成了前后呼应之势，后者可以看作是对前者的一个总结：赋中仿效骚的辞赋家常炫奇夸富，而失雅正之义，故“宋发巧谈，实始淫丽”(29)，入纬书之弊。

三、结语

从“纳骚于赋”到“骚赋分篇”，这一变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所带来的文体辨析思潮紧密相关，文学寻求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但正如罗根泽先生所言，“就中国文学史上的文体而论，大部分是产生于演变，不是产生于独创。惟其如此，所以探索本源，则与过去的文体不分；穷究末流，则与过去的文体迥异。站在探索立场，则无庸细分；站在穷流的立场，则不能混同，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利弊。”(30)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骚是枢纽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总论里后世之典范的作用，它又与赋有着源与流的联系，这种双重的身份又是刘勰骚赋观独创于世之所在。

①⑤⑥⑦⑩(13)(14)(15)(16)(17)(18)(19)(20)(21)(22)(23)(25)(26)(27)(28)(29)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648页，第36页，第648页，第135页，第127页，第99页，第106页，第169页，第394页，第407页，第124页，第169页，第127页，第131页，第135页，第162页，第135页，第165页，第135页，第169页，第167页。

②③④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第4页，第48页。

⑧⑨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0页，第32页。

(1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29页。

(12)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24)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四库家藏·毛诗正义》，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30)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1页。

参考文献：

［1］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9.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