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菲菲［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生命深处的浪漫
——史铁生《我与地坛》的浪漫主义解读

⊙连菲菲［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大连116000］

摘要：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作为一篇极具深度的散文，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历来已久，学者们从苦难、命运、母爱、宗教意识、文本特征、哲学精神等方面均对其进行了大量解读。本文则由自然、理想、超越等浪漫主义的几个基本要素入手，从精神层面来探究《我与地坛》中洋溢的浪漫主义精神。

关键词：史铁生浪漫主义精神生命

《我与地坛》写于1989年，是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自此，作家改变以往的创作风格，逐渐从外部生活经验转向自我内心世界，向生命与命运提出终极发问。因而，从精神角度对《我与地坛》进行解读，探究其源自生命深处的浪漫主义精神，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浪漫主义虽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并在19世纪蔚然成风，但其定义历来众说纷纭。歌德说它是凭借想象的方式描述感情，司汤达则认为它是现代的、有趣的，海涅又承认了它与中世纪宗教的生发关系，等等，所以至今尚未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定义。但是凭借中外大量的浪漫主义作品，我们至少可以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把握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即对自然的回归、对理想的追求，以及对自我的超越。

一、融入自然的先哲精神。寄情山水，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学悠久的传统，人与自然可以在心理上相互感应的观念已经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深入中国文人的骨髓。出于对现实的不妥协，他们选择回归自然以建立生活与理想的乌托邦，这也是浪漫主义重要的审美精神之一。正如史铁生所说：“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①在这里，地坛已经完全被人格化，具有浪漫主义的气质。

地坛于史铁生来说大概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客观存在的一个地方，再一层意思就是说，它是自我之所，是‘我’投奔的方向，而且包含了一种心情在里面。”②地坛起初不过是一座废弃的古园，被现实打得遍体鳞伤的史铁生很偶然地发现了它，在这里，他可以逃脱来自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安，安静地领略万物生灵与四季轮回。他在地坛中感悟生死，看世间百态，把自己从现实的残疾与孤独中剥离出来，让自己完全融入那个等了自己四百多年的宁静之地中，地坛也成为他可以安放自己灵魂的理想之所。他从地坛中找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与价值，地坛也因他而富有生命之迹，人与地坛达到了物我合一的自适状态，更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如果从更深层面来理解《我与地坛》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那就是史铁生从地坛生发出的对生命本体意识的自觉了。他说：“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③，这不仅仅是对地坛所具有的生命象征的阐述，更是史铁生本人生命本身的一种观照与思考。昆虫与草木让地坛在荒芜中也不乏生机，这让史铁生感受到了最原始的生命存在，更重要的是穿梭于地坛中的世俗大众让他意识到了生命不同的存在状态，如那对几十年如一日的夫妇，那个不知是否考上文工团或歌舞团的小伙子，那个腰挂扁瓷瓶的饮者老头，那个只为一种鸟而等了好多年的捕鸟人，那个充满疑问的女工程师，更有那个时运不济的长跑家朋友和那个漂亮又不幸的小姑娘，这些相似又实则不同的众生让他看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状态，都是上帝导演的人间戏剧中的一个角色。在文中，他一连用了六个“譬如”描写了地坛中那些亘古不变的风致，正所谓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史铁生正是看到了宇宙中的这种变与不变，才感受到了生命的无限与有限，于是他选择顺应自然，顺势而生。所以，对史铁生来说，地坛是与现实中那个浮躁不安的世界的隔绝与对立，作家在人与自然的融合中通过自己的终极发问来探寻人生终极问题的解决，这也是浪漫主义自由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构建理想的菩提精神。人类对于尚未实现的美好的可能性永远有着不懈的追求，理想可以算作是我们衡量浪漫主义的一个精神尺度，而浪漫主义则是对理想的一种精神承诺。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与佛家中菩提所象征的此岸与彼岸的关系是相通的，对于芸芸众生而言，菩提并不是所谓的极乐，而是在此岸与彼岸之间寻求普度与拯救的过程。不仅仅在《我与地坛》中，在史铁生其他的诸多作品中，这种此岸与彼岸的相互关系都有充分的体现。

例如，“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④，“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⑤，“一个人总得信着一个神话，要不他就活不成他就完了”⑥，而在《我与地坛》中，他的彼岸、目的和神话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⑦，这是他最终寻求的理想的生存状态，可要完全接受它却并非易事，那么他构建的终极理想便是接受，接受宿命中的罪孽和福祉。

难道他的那位长跑家朋友就该忍受命运的调侃？那个美丽的小女孩儿就该承担来历不明的弱智？即使承认这种差别的存在，但新的问题出现了，谁又去承担这种差别的？“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⑧所以他认为真正的救赎之路在于，人不仅仅要承认差别，还要接受差别，并且把“接受”当作生命中的理想去推崇才不会在漫长的生活中感到孤苦，但“接受”于现实来讲也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想的生命存在状态，而中间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众生所渴望的修行与普度。这是史铁生本人对生命进行的不同于现实关怀的终极关怀，这种浪漫的气质与浪漫主义精神并无二致。

当然，对于史铁生本人来说，他已经看破了死，生是他在死前一直都要探究的问题，所以他为自己设定的终极理想就是自由地活着。但他的这种自由是以超越自己，超越客观存在为前提的，这也是浪漫主义精神在审美经验中的体现。但他并没有具体地说该怎样活的问题，他只是说：“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⑨，这表明他愿意在生命不息的轮回中接受上帝导演的人间戏剧，在对此岸的尊重与对彼岸的遥望中迎接下个轮回中的自己。也许像他这样把理想中的彼岸悬搁起来也正说明了他对此岸，即对当下生命的尊重，这也是现实与理想最为合适状态。在这里，精神浪漫不仅仅作为一种精神暗藏表里，更是一种情绪早已跃然纸上。

三、超越人本困境的英雄精神。关于英雄精神，它除了具有传统话语中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美学特征外，还具有精神向度的价值取向，是神性与人性的统一。这种人性主要体现在对生命的理性思考上。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充满哲思的文字也正是在这种超越的精神向度上完成了英雄精神的人性化构建。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伦理对残疾人向来抱有一种另眼相看的态度，“残疾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其间有着人类感情的投射和社会文化的折光，残疾者最深沉的痛苦不在于沉重的肉身，而在于一种难以与常人沟通的孤独感，一种被社会边缘化的遗弃感，一种被健康大众疏离的恐惧感。”⑩史铁生说他曾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残疾的生存困境曾带给他怎样的失落与摧残，但是于英雄精神本身来说，只是揭露这种人本困境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是在于他的反抗精神与超越意识。

其一，反抗精神。史铁生在最狂妄的年纪双腿残废，饱尝了常人所不能体会的痛苦与折磨，他在地坛里徘徊了十五年，游离于生死之间，但最终他选择了不妥协。他还是想再试着活下去，但又不想活成空白，于是他选择了写作，从一个人偷偷地写到得到认可后玩命地写，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在为自己寻找活着的意义。此外，他那在时光的散落中愈加鲜明的母爱意识也逐渐使他重新认识并善待生活。多少年以后，他才明白“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11)，才感受到母亲内心的坚韧与苦涩，才意识到自己的苦难曾给母亲带来多大的灾难，虽然写作不一定就是母亲希望自己找到的那条路，但是勇敢地活下去必然是母亲的夙愿。所以说，史铁生从写作中看到了生活意义，从母爱中寻找到了生命支撑，并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对困苦的现实世界的反抗。

其二，超越意识。史铁生说：“人为什么活着？因为想活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的名字叫：欲望。”(12)无疑，对史铁生而言，想写作是因为想在众人眼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欲望，自己的作品得到认可之后又继续玩命地写是因为自己还想写得更多更好的欲望，害怕自己沦为人质后文思枯竭是因为自己想一直有意义地活下去的欲望，但他却可以冷静客观地认识自己的种种欲望，还指出欲望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是无法被消灭的，于是他不再恐慌，只是为了活着而写作，再也无关其他。从这个角度上说，史铁生在正视了欲望而后又超越欲望的前提下，终于成功地解救了被现实捆绑的自己。所以说，史铁生这种以主观精神超越客观现实的精神气质充满了人性化的英雄主义精神，并从这种崇高的美学体验中流露出凝重的浪漫主义艺术倾向。

地坛以有限的空间赋予了史铁生无限的精神，让他在沉思与冥想中摆脱了世俗困境的缠绕，认识到了生命的固有价值。他不仅在地坛这个灵魂可以皈依的地方找到了自我扩张的快感，升华了主观意识，更从精神向度上完成了对生命的超越，同时，也使他本身和整篇文章笼罩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

①④ 史铁生：《上帝的寓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40页，第218页。

② 张新颖：《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年3月版，第98页。

③⑤⑥⑦⑧⑨(11)(12) 史铁生：《史铁生作品精选》，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97页，第90页，第135页，第209页，第209页，第214页，第200页，第211页。

⑩ 张建波：《逆游的行魂——史铁生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作者：连菲菲，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