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慧娟［广西师范学院， 南宁　5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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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实环境对诗歌编选的影响
——以《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为例

⊙宋慧娟［广西师范学院， 南宁530000］

摘要：回顾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革命是激动人心的，而其中的新诗从无到有再到轰轰烈烈地进行却也是值得永远纪念的。1956年8月由臧克家编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正是这样的纪念册之一，它选取的正是“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三十年间的新诗作品。这样一部选本从诗人到新诗作品的选择的背后，无不体现着那个特定年代的现实因素和文学格局的变迁，从它的编选上也可以看到中国一代文人因现实环境而产生的思想变化的历程。

关键词：臧克家中国新诗编选现实环境

一、从整体的编选原则来谈

臧克家在《中国新诗选（1919—1949）》的内容提要这样写道：“这是一本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诗选。”“解放以来，他们对诗歌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不但喜欢现代的诗歌，也喜欢我国古典以及五四以来的诗歌。因为广大青年知识不足，时间有限，无法阅读所有我国古典的和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因而，他们迫切希望有经验的文艺工作者，能把过去（特别是五四以来的）小说、剧本、散文和诗歌，分别为他们编选几本，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初步了解这个时期创作的基本情况。他们曾不断地向报社、出版社和有关部门写信，提出这些要求，希望出版部门、作家、教育工作者能满足他们的要求。”①从这位负责与臧克家联系的大尹的文章中读来，《中国新诗选（1919—1949）》是为满足青年需求的“文学读物”，因此在作品的选择上，“既要照顾青年们的阅读能力，也要适当照顾他们的购买能力，因此出版社希望选入的作品数量不要过多，尽可能选得集中一些。”②这样一个初步的定位从整体上影响着整部诗集对诗人和新诗作品的取舍。在这个取舍问题上，最后确定：“这部选集，主要是给青年人读的，是为了帮助青年认识五四以来诗歌发展的基本情况，学习它的革命传统，因而，主要应着眼于有进步影响的诗人，着眼于思想性较强的诗。”③基于此并结合臧克家所做的代序《“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以及具体呈现于他选本中的新诗作品可以看出，整部选集的编选原则或标准即是：具有革命或政治经历的诗人优先，思想或内容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诗作品优先。从这里也再一次折射出在中国新诗漫长的发展岁月里，它和中国文学一样，一直存在着“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因此按照革命诗人优先、思想内容优先的入选标准，再结合当时的政治话语环境，臧克家选取了26位有政治经历或革命身份的诗人共94首新诗。

从入选其中的郭沫若、闻一多等26位诗人的政治或革命经历来看，无不体现着革命诗人优先的编选原则。他们或者参加过早期的大革命活动，或者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或者在延安从事过革命工作，或者在国统区坚持过民主革命活动。而从入选的94首新诗作品来看，同样也处处渗透着思想内容优于艺术特色的另一编选原则。这些新诗作品中贯彻着爱国主义精神，书写着对劳动者的同情，带着民族反抗的意志，唱着要求自我解放的声音。再从入选的诗人所选取的诗歌作品数量的对比来看，其编选中的政治意味也显露出来。郭沫若（9首）、艾青（7首）、闻一多/殷夫（5首）、康白情/刘大白/蒋光慈/柯仲平/臧克家/蒲风/何其芳/袁水拍（4首）、朱自清/刘复/萧三/严辰/李季（3首）、冰心/冯至/戴望舒/卞之琳/王希坚/阮章竞/徐志摩（2首）、力扬/张志民（1首）。其中数量居于前四位的郭沫若、艾青、闻一多、殷夫，他们独特的政治或革命身份和选集中所辑录的他们的思想内容厚重的诗歌作品，无不遵循着革命诗人优先、思想内容优先的编选原则。纵观这样一部由革命诗人和革命诗歌构成的选集，我们也可知晓潜藏在这部选集背后的那个年代的政治与现实环境。

二、从具体诗人及其在不同时期所创作的诗歌作品的选择来谈

在选集中首先出现的就是郭沫若的9首新诗作品，这9首新诗除了《站立在英雄城的彼岸》创作于1945年7月，选自诗集《苏联纪行》外，其余的8首诗均来自诗集《女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女神》这部诗集在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④闻一多将郭沫若的新诗与时代精神联系起来，这也正是臧克家在编选时最为看重的因素。在代序中，臧克家用大量的篇幅来分析郭沫若新诗的思想时代意义。“在它的里面，充满着叛逆的反抗精神和对祖国未来的新生的渴望，他把个人的自由和革命联系了起来，在新诗的创作实践上进一步接近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在新诗的园地里茁长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鲜芽。”⑤具体到选入的这9首新诗，其中《站在地球边放号》是一种新生的创造力量向旧世界的进攻。《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黄浦江口》则是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上海的清晨》成为“五卅运动”的前奏曲，为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力量。入选的这些具有鲜明政治意味的新诗正符合了20世纪20年代的国内大局和政治环境，这些无不说明臧克家在编选时坚持着思想内容深厚这一政治第一的原则。同时臧克家也肯定了《女神》许多方面的创造意义和价值。

入选诗歌数量居于第二位的艾青，是以人民和土地为抒情灵魂，注重社会和民生的现实主义诗人。臧克家在《中国新诗选（1919—1949）》所辑录的他的7首新诗作品中，除了《大堰河——我的保姆》创作于抗战前的1933年，其余6首均是抗战后的作品。而这6首抗战后的作品中除《黎明的通知》创作于抗战后期，剩余的5首均是抗战前期的作品，这样的选择原因也可以在臧克家所做的代序中寻到踪迹。臧克家侧重于选取艾青抗战前期的五首新诗作品，也可以看到他对艾青抗战前期所创作的新诗的肯定，而这一创作高峰的到来与艾青的个人革命经历不无关系。虽然臧克家看重诗歌中厚重的思想内容，但对于艾青自由体诗歌的特色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新月派”作为新诗史上的一个重要派别，臧克家在代序中对它的总体定位却是“处在同无产阶级思想和文艺观对立的位置上”。这话在今天读来让人颇为疑惑，但却是符合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对新月派的政治定位的。1954年文艺界掀起了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胡适是新月派的主将之一，而这部选集是臧克家从1954年着手进行的，必然会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话语环境。因此在代序中解释道：“新月派诗人和胡适的思想立场是一致的，把革命思想看作‘过激’‘功利’，把带革命性的诗歌看作‘恶烂’的滥调，认作是标语派。”⑥但新月派的代表人物闻一多，却有数量5首之多的新诗作品入选，这其中的纠结原因是臧克家无法回避。

可以说臧克家写诗是深受闻一多《死水》的影响。臧克家后来自白道：“我初学诗时，受到了闻一多先生许多教益，受到‘新月派’一点影响，于是，就有些好事的人喊过一辈子，过了不久，看我的诗到底是我自己的，也就没趣的停止了。”⑦他最初的诗作也是发表于《新月》上的，因此这样一层特殊的关系使得臧克家不可能像对待新月派的其他成员一样，将闻一多放在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立场上，这在他所做的代序中有所流露。“闻一多虽然曾经是‘新月派’的一份子，但他的情况和徐志摩、朱湘等的情况是不同的。1927年大革命之后，他对于胡适、徐志摩的文艺观点和生活作风就表示不满，他的诗里贯彻着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⑧臧克家试图将闻一多与新月派相分离，并顺势将闻一多的《洗衣歌》《发现》《一句话》等5首具有爱国主义情感的作品纳入其中。同时也肯定闻一多在新诗格律的成绩与影响。对于新月派的另一位主将徐志摩，纳入选集中的有《大帅》和《再别康桥》。臧克家将新月派这两位代表性的人物选入并在代序中加以陈述，也是为了平衡新月派在新诗史的地位，肯定了他们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意义的借镜作用，批判了他们的作品在政治思想上的局限性。

殷夫是太阳社成绩最为突出的青年诗人，同时他也是唯一一位以革命烈士的身份入选的诗人。所选入的《别了，哥哥》一诗，共四十余行，将手足亲情与阶级感情尖锐对照进行深刻的书写，隐含着独特的诗意。而《血字》《议决》《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等更多的是真挚的情感与淡淡的诗意。

在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战前这一时期，选集中还辑录了臧克家、蒲风的新诗作品。蒲风被称为是当时一位“最热心、最活跃的新诗运动者”，选入其中的新诗大部分取材于农村的生活和斗争。在书写农民贫困的同时也歌颂者着他们觉醒的反抗意识。而作为《中国新诗选（1919—1949）》的编选者的臧克家，我们可以分析他自我筛选后而录入选集的诗作，进一步探索他编选整部选集时的倾向性。选入其中的4首诗作中，《老马》《老哥哥》《罪恶的黑手》均是其早期的、抗战以前的作品，展现的均是对苦难人民命运的悲悯之情，可以说通过这几首诗可以看到臧克家走出了新月诗的界域，走入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臧克家自己也说道，他老早心里为写诗定了两个方针，第一要尽力揭破现实社会黑暗的一面，再就是人生永久性的真理。⑨作家的主体因素对作家进行文学活动时的影响是最深刻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方针也贯穿于他在筛选新诗作品进入选集的始终。而选入的另一首诗《春鸟》则是抗战后的作品，这样不平衡的分配在他的代序中也有所说明。

抗战时期选入其中的主要新诗作品，以艾青、田间、柯仲平的新诗作品为主。艾青在前文已做说明，这里主要分析田间与柯仲平的新诗。田间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他的诗以充沛的激情和感召力成为鼓舞人民奋起抗战的力量。如选入其中的长诗《给战斗者》简短的句式，似急促的鼓点般的节奏，是一种创造性的形式，同样，柯仲平的新诗除了其思想内容的深厚外，他还主张诗的口语化、大众化，尝试民歌形式的建立。

1942年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由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诗歌方面引起了向民歌和古典优秀诗歌优良传统学习的热忱。如选入其中的王希坚的《佃户林》、阮章竞的《漳河水》等都是向民间歌谣形式学习借鉴获得成功的典范。

三、从选集中的一些特殊现象与问题谈

胡适作为新诗的开拓人物，而在选集中却未出现一首他的新诗，并且在代序中对他彻底的否定。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统一战线中右翼代表的胡适，在他的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看法上，就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立场与观点，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1954年全国性的胡适反动思想批评会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中，因此臧克家就必然会受到这一政治环境的影响。

对于冰心，臧克家在代序中对她的定位是资产阶级思想占主要成分的诗人，有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的个人趣味的吟弄，虽然有这样的批判意味，但选入其中的却有《繁星》《春水》这样的名篇，主要是因为这部选集是以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而冰心这样的小诗却正适合当时青年人的思想特点，考虑到小诗对青年读者的影响力，便选入一二。

臧克家在代序中说到《死水》的作者闻一多，但在选集中却没有《死水》这一经典之作。这主要是当时政治环境对新月派的不利，而闻一多作为臧克家的恩师，必须将闻一多与新月派相分离，故将闻一多定位为爱国主义诗人，但《死水》这一作品却渗透着对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读者对闻一多作为爱国主义诗人的认可。类似的情况还有《雨巷》，戴望舒共有两首新诗作品入选，而名篇《雨巷》却未入其中。臧克家认为：“《雨巷》在面对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现实是有问题的，他们不敢正视，却把身子躲进那样一条雨巷，这是个人主义没落的悲伤，这是逃避现实脱离群众的颓废的哀鸣。”⑩

总体来说，《中国新诗选（1919—1949）》这部选集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其中诗人的革命精神和诗歌的思想性都是非常明了的，但作为一部跨越三十年的诗选，它的内容范围还是狭小了一些，写景诗歌很少，爱情诗歌几乎是没有的。因此如若在考虑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同时，能拓展其题材的广阔性，能选取这三十年间的各种流派、形式、风格的新诗，这样就能更好地满足广大青年的阅读需求了。

①③ 大尹：《有关〈中国新诗选〉的几件事》，《读书月报》1956年第10期。

② 臧克家：《关于编选工作的几点说明》，《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316页。

④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第4号，1923 年6号。

⑤⑥⑧⑩ 臧克家：《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代序）》，《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10页，第14页，第15页，第22页。

⑦ 臧克家：《回头看自己的诗——序〈十年诗选〉》，《时与潮文艺》1944年9月第4卷第1期。

⑨ 臧克家：《〈烙印〉再版后志》，《烙印》，上海开明书店1934 年3月版。

作者：宋慧娟，广西师范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