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　敏［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科学视野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

⊙尚敏［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宁波315211］

摘要：《劝学篇》是张之洞政治文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将《劝学篇》与中体西用思想的演变过程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考察，可以看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在整个近代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张之洞 《劝学篇》 中体西用

一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儒家纲常名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基础，辅以西国富强之术。中体西用在中国的发展演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海国图志》中“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到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再到张之洞的思想中的“中体西用”论的倾向以及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②等等。19世纪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西学”的扩张和冲击下，“中学”的范畴不断缩小化和精致化，其正统地位发生了动摇。而张之洞在此时则明确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西学应世事，不必迟索于经文，而必无悖于圣教”，实为中体西用论的集大成者。

张之洞生于1837年，卒于清预备立宪的第二年（1909）。1863年的科举考试中，张之洞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成为“探花”，从此步入政坛高层，此后，清政府的历次重大变故，皆有张之洞的参与。张之洞出生在封建官僚家庭，从求学到入仕为官，再到辗转各地参政议政，接受和信奉的都是传统的儒学教育，这一期间，张之洞的主导思想仍是纯粹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张之洞一生事业之显著之处主要在于洋务运动，他是洋务运动中主要的大官僚代表。在开展洋务的过程中，张之洞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东西，尤其是在中法战争的过程中，军事层面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优劣高下一目了然，是故他的“西用”思想也可理解。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还与其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促使他这一思想发端的实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在这个大变局下，张之洞看到的不只是清王朝的忧患，他要维护的是整个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甲午中日战争无疑是对中国最空前的一击，“变法自强”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话题和基本共识。由此便不难理解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观点，这既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现实，又离不开其自身的经历，既离不开传统的儒学经典，又离不开西方的先进文明。

二

《劝学篇》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主要是围绕中学为本来说的，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主要围绕西学为用来谈。内篇有九篇，围绕着如何以“中学为体”的逻辑脉络展开论述，每一篇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之义，是在当时国、教、种都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提出的拯救原则，国是指清王朝，教是指文化，种是指民族。张之洞认为这三者是一致的，其中保国是前提，而保国必须强兵，可以看出张之洞把社会现实和文化紧密相结合。《教忠》即为保国，保国不是简单的忠君和忠于清王朝，而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相结合。《明纲》是为保教，该篇集中体现了“中体”思想，所谓教即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是中国之根本，这一体系不仅涉及文化，还涉及政治体制，因为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是靠其维护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的观点常常遭到一些人的批判，说他封建保守。固然，他通过维护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而维护封建王朝制度是不利于近代的发展，但是盲目学习西方而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为根基，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也是不可取的。《知类》即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宗经》主要体现了张之洞的“中学”，即经学，在晚清经学史学危机下提出拯救之法。《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该篇直接与维新派人士设议院、通民权针锋相对。他对西学的政治思想是极力反对的，批判最多的是“民权”说，因而，他为纠正维新派的民权论之误，作《正权》篇，指出人人有自主权为怪诞之说。在《循序》篇中，他指出何为孔学，给出如何实施“中体西用”，即西学必先由中学，先通经、考史、涉猎子集，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以用之。在《守约》篇中，他指出何以存“中学”，即“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③，此处的“约”是指以经学为中心的最根本的东西，涉及经学、史学、词章等传统学术，也吸收了地理学、政治学、算学等西学内容，把中西学融会贯通，互相补益，这并不影响“经史子集”传统中国学术在“中学”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在《劝学篇》内篇的最后一章中，张之洞更阐述了鸦片对国人、士大夫、“中学”及国家的影响，因为吸毒是人们精神方面丧失支撑的表现，所以是关乎“中学”能否发展的关键。综上所述，《劝学篇》内篇九篇构成了张之洞“中学为体”的逻辑内涵。它围绕着保国、保教、保种的三个目标，通过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个方法，建构了张之洞的思想主张，将“中学为体”的思想推至顶峰。

《劝学篇》的外篇由十五篇构成，其主旨体现在“用”的层面，主要是通过什么路径了解学习西学的问题。同内篇一样，这十五篇也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关联，包括文化、教育、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变革，有学者用求智、求富、求强、求和概括了《劝学篇》的外篇内容，笔者以为还是较为妥帖的。外篇中的《益智》从知识论的角度讲了求智之法，即如何获得知识，“一曰去妄，二曰去苟”。《游学》提倡出洋，主张年轻学子出洋学知识长见识，并建议了出游之人和出游之地，可以看出张之洞强调中学，却并不排外，不封闭，也不狭隘。《设学》提出学堂中所学知识要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等，实际上涉及办学校后如何处理中西学关系问题。《阅报》敏锐地抓住了时代特点，让国人通过这一传播西学的重要媒介以知西情。《变科举》认为变革之核心即是变考试制度和学术风气。农工商学、兵、矿、铁路等学，洋务运动时已经提出，张之洞此时把它们上升到学问的角度，让后人能够学以致用。《非弭兵》一篇是张之洞练兵思想的结晶，在洋务运动中，湖北新军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军，张之洞是儒臣办新军的楷模，他主张“苟欲弭兵，必先练兵，兵强才能和平”。《会通》篇中，他认为“新学、旧学，互相訾譥，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④，张之洞尽力调和“中学”与“西学”之争，强调中西学之间的“会通”，他认为中西学有互补性，但首先要区分开，他们各有特点，但是不在一个平面和层次上。外篇这些内容，是通过什么路径了解西学，西学在哪些方面有用于中学的体现，是张之洞“西学为用”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当时的进步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但其根本思想是不可能超越“中学为体”的核心思想，认为中国传统儒学中的“纲常伦理”“圣道”“圣心”等内容是“不可变者”，他推崇西政，却并未提倡学习，因此仍然走不出那个时代的藩篱。

三

综上所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之说的内涵，正如他在《会通》篇所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⑤其中，既包括了守旧，又包括了改良，二者相辅相成。《会通》篇是《劝学篇》中争议最大的一篇，张之洞试图把中西学结合，但是却只能牵强附会，未能在理论和实践上真正结合而解决问题。张之洞实际上已经默认了制度可变，他所维护的根本东西只有观念层面的三纲五常，但是在全篇中他却并未提到制度改革。夏炎德在《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中认为，“他所谓变法，并非全部推翻，传统的道德哲学依然加以保持。他所谓新政，并非全盘西化，只采取西洋的技术科学……总之，张之洞想澄清当时一般人的思想，提出‘中体西用’的理论，这在表面上虽属折中的调和论，但骨子里是在‘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还是以中学为根本，不失为新古典派的理论。不过，他比曾国藩与李鸿章等已进一步，已把这种思想理出一个系统。张氏的思想虽是折中的，而且在今日看来是守旧的，但在当时清廷中他算是一个新人物。”⑥夏先生的以上论断，堪称是对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经典之论。当时经过长时间的西学东渐，中西之争已经深入到中国内部，造成内部分裂，导致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新旧之争的出现，知识分子内部开始分化，中华文化内部出现危机。作为一个政治觉悟极高的儒臣，他的中体西用已经涉及中国文化价值冲击，有了文化价值观念，而并非是应对危机的简单对策，张之洞试图解决中西学的结合问题，但最终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近代社会也一直存在。传统与现代究竟如何结合，中学与西学究竟如何杂糅共处，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或许仍然值得思考。

① 《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聚丰坊校刻本，第147—152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③④⑤ 张之洞：《劝学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第126页，第130页。

⑥ 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民国丛书1948年版，第29—31页。

作者：尚敏，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助研。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