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稼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武汉　430072］



博士之声

贾谊经济思想新论

⊙黄稼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武汉430072］

摘要：贾谊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改革设计师。他在西汉初年提出了以农为本和积贮的经济学观点，主张国家垄断货币的铸造权，从而统一经济，为巩固西汉中央政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思想贡献。

关键词：贾谊经济思想思想贡献

贾谊，洛阳人，生于公元前200年，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改革设计师。贾谊少年时从张苍习《春秋左氏传》，后又归入河南守吴公门下，吴公因治平为天下第一，汉文帝任命其为廷尉，吴公推荐贾谊为汉文帝博士。贾谊在张苍与吴公门下系统学习了先秦时期的历史，并对秦亡与汉初刘邦剪灭异姓诸侯王历史有高度的思想认识。他博览群书，熟悉诸子百家学说，为郡人所赞誉。他在西汉中枢期间，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以天下为己任，著书立说，对西汉所面对的潜在危机进行过思想家高度的思考。贾谊提出了以农为本和积贮的经济观点，主张国家垄断货币的铸造权，从而统一经济，为巩固西汉中央政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思想贡献。本文就贾谊的经济思想进行阐释。

一、以农为本的思想

贾谊，洛阳少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从《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贾谊的所学师承。荀子弟子为李斯，李斯弟子为吴公，吴公弟子为贾谊，故贾谊为荀子三传弟子。《经典释文·序录》载《春秋左氏传》的接受源流时说：“……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①从这里看，贾谊则为荀卿的再传弟子。从学术渊源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贾谊的师承与荀卿有关。

贾谊不但有这两位历史上有名的老师，而且他还博览群书，学习商鞅的农战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贾生晁错明申商”。贾谊是这样评价商鞅的：“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②商君主张国家经济以“重农”为唯一政策，国家的所有经济活动都要围绕农业而展开。他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就是“富国强兵”，这是其一切政治目标的重中之重。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加强农业。贾谊吸取了商君“农战”思想中的“农”，他希望百姓能趋于农耕，重视生产，使国家经济得以富裕。

正因为贾谊对农业问题的重视，他给文帝以重要建议。史载：“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③于是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④汉文帝觉得贾谊言之有理，始开籍田⑤，躬耕以劝百姓。

汉文帝开籍田，是有时代背景的。高祖十二年，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⑥作为高帝十一年赐封的诸侯王⑦，汉文帝深刻感受到民众之贫困，故而同意开籍田，以做榜样。这或许是有历史可载的贾谊第一次影响西汉政权高层的记录。故而班固在《汉书》的《食货志》中大段引用贾谊之言语，以光耀后世，就在情理之中了。有时候，笔者在想，就凭着占据《食货志》最大篇幅的风光，贾谊亦可不复哀伤的。

贾谊在《新书·瑰玮》中描述了那个时代没有以农为本，而是竞相奢侈的状况：“夫雕文刻镂，周用之物繁多，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轻能成；用一岁，今半岁而弊。”贾谊看到了汉初潜伏的危机，“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他当然心急如焚，他更希望那些游食之民能够完全地转而缘南亩。他说：“夫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形佚乐而心县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则用不足而蓄积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穷迫身，则苦饥甚焉。今驱民而归之农，皆着于本，则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乐也。”⑧他批评那些商贩是“奇巧末技”，希望他们“转而缘南亩”，“行恭俭蓄积”，只有这样，即使“苦民而民益乐也”。

汉文帝在贾谊的启示下一直坚持以农为本的国策。汉文帝五次下诏劝民务农，以农为本。《汉书》记载：

1.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2.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

3.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

4.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崖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

5.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其与垂相列侯，吏两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甚至到今天，国家依然将三农问题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依然将粮食生产摆在一个战略地位。这种经济思想，不得不说有贾谊的一份功劳在内。

二、积贮思想

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贾谊提出的积贮经济思想，在历史上影响也很大。他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他认为，广积粮，多积累财富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他坚决反对奢侈浪费：“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无饥，不可得也。”⑨他成为先秦墨子之后第一位极有力批判奢侈行为的思想家。

贾谊之所以批判这种现象，是因为那个时代风俗败坏，让他痛心疾首。“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⑩贾谊的描写令后人触目惊心。汉兴之时，经济萧条。《汉书·食货志》说：“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或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从“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汉初到汉建立才二十多年的文帝在位之时，“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国内就不思进取，如此奢侈，风俗败坏，难怪贾谊叹息不已。文帝对于贾谊的上疏，一直很认真地对待，或许是同龄人，或许是发自内心欣赏这位卓越的天才，他一直以节俭要求自己。他曾经想作一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他于是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11)他就此放弃了这个想法。即使是他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居然也“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12)。贾谊又在《新书·无蓄》中以历史之事实来说明积贮的重要性：“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汤有十年之积，故胜七岁之旱。夫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蓄积的好处是什么呢？贾谊说：“苟栗多而财有余，何向而不济？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柔附远，何招而不至？”（此段话《论积贮疏》里也有）《新书·忧民》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王者之法，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显然，贾谊将积蓄与国家长治久安联系在了一起。

贾谊所举的例子是告诉以皇帝为代表的当权者，要想生为明帝，死为明神，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君王，就必须懂得积蓄。只有这样，攻则可取，守则可固，怀柔则附远，更可以解决边境争端。

贾谊之主张，成为西汉王朝的治国策略。后来，由于黄老道家之无为而治，文帝不断地颁布诏书减轻赋税，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耕耘，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至汉武帝前期，“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廪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13)。从这则材料来看，显然与汉初“齐民无盖藏”的残破局面不可同日而语。

三、统一货币铸造权

西汉建国之初，货币贬值非常厉害，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更主要的是，地方诸侯居然富可敌国，比中央政府还有钱，这就影响到了西汉中央政府的统治。

货币贬值的原因是刘邦即位之初，“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14)。刘邦开了中国历史上私人可以铸钱的错误先例，致使后代经常模仿，而导致严重的货币问题。结果自然明显，听民私铸，铜钱贬损，贱买贵卖，物价飞涨，阻碍了商品交换。史载：“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15)因为有利可图，一些地方诸侯霸占铜山，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故而诸侯王势力愈发强大。《盐铁论·错币》就记载：“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狡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

当汉景帝七国之乱时，吴国“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16)。所以吴王刘濞在叛乱起兵时狂妄地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17)刘濞的猖狂就是因为他太有钱了。可见，郡国诸侯王操纵铸币权的后果有多严重，这成了七国之乱的经济基础。这一点，贾谊作为卓越的思想家，自然早就预料到了。文帝五年，汉文帝刘恒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居然和他父亲一样，犯了一个大错误，“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18)。贾谊很是气愤，上书曰：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崤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崤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19)

贾谊的意思是，如果民铸钱，则肯定会掺假，加铅铁等物质，即使判其“黥”刑，也阻止不住，这实际上是政府诱惑民众犯罪。即使法令再严，可因为犯事者太多，政府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是贾谊所表达的第一层意思。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虖，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20)

贾谊所表达的第二层意思是，因为各地币制的不同，而国家又没有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允许地方铸钱，发行货币，将会使货币更加混乱，使民众无所适从。

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21)

贾谊的第三个意思，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民觉得种田的效益还没有私下铸钱效益好，就会放弃自己的田畴，加入开采大军。那时候，到处都是钱，五谷却没有增加，难道不是祸害吗？因此贾谊得出结论：“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

为了劝汉文帝收回成命，贾谊分析了收回铸币权的七大好处。他说：“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其一：“民不铸钱，黥罪不积”；其二：“伪钱不蕃，民不相疑”；其三：“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其四：“铜必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其五：“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其六：“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齐羡，则官富实而未民困”；其七：“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22)贾谊希望文帝能“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并告诫他，这是“善为天下者”应当做的。可“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23)。

结局自然明白无误。在他的儿子汉景帝那一代，发生七国之乱，就是因为经济基础的原因。因为经济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就会寻求政治上的平衡。而到了他孙子汉武帝那一代，“商贾以币多变，多积货逐利”(24)。当商家奇货可居的时候，影响民众的生活就更加明显了。当没有货物可买时，就迫使更多的大众去铸造私钱，甚至铤而走险。史载，当时因私自铸钱而犯罪的人很多，“自造白金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25)。可想而知，武帝时期的人口不过三千万，而赦免者居然达百余万人，显然私下铸伪钱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法律都无法禁止了。元鼎四年，汉武帝“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26)。西汉朝廷终于结束了民间私自铸钱引发的矛盾。民间铸钱的大批劳动力重新回到农业生产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也扩大了中央政府的财权。

余论　贾谊经济思想的现代意义

贾谊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即使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是经济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农业问题、积贮问题、货币安全问题，哪一个不让我们的当权者头痛？哪一个不让我们的思想家、经济学家研究与沉思？

墨子说：“节俭则昌，淫侈则亡。”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贾谊以礼治国，但人民学礼的前提是“仓廪实”，是有饭可吃。当贾谊从农业社会的过去来到工业社会的现在，从曾经的诸侯征伐与边境匈奴的风声鹤唳来到于今货币战争的年代，他会做何思考？

贾谊给不了我们答案，他从遥远的2200年前就抛给了我们这个问题。有时候，有些问题不需要答案，对我们而言，只是起警示作用，毕竟过去2200年了，我们依然存在，我们的历史有过很多沧桑，我们的历史记录的是，为了一口吃的，为了一寸住的，开始了无休止的杀伐，只是，现在的吃的，住的，换了另外一个马甲。它是资源，不仅仅是吃的、住的资源，还包括消费的能源。而货币安全，不单单只关系一个政权的安全，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安全，一种文明的安全。这，或许是贾谊的经济思想给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一种思考，一种意义。

① 陆德明《经典释文》，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抱经堂本，卷一，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3页。

② 《新书·过秦论》

③④ 《汉书·食货志上》

⑤ 籍田：古代天子、诸侯政用民力耕种的田。相传天子籍田千亩，诸侯百亩。每逢春耕前，由天子、诸侯执耒在籍田上三推或一拨，称为“籍礼”，以示对农业的重视。亦指天子示范性的耕作。《诗·周颂·载芟序》：“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史记·孝文本纪》：“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⑥ 《汉书·高帝纪》

⑦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史记·孝文本纪》）

⑧ 《新书·瑰玮》

⑨⑩ 《新书·陈政事疏》

(11)(12) 《汉书·文帝纪》

(13)(24)(25)(26) 《史记·平准书》

(14)(15)(18)(19)(20)(21)(22)(23) 《汉书·食货志下》

(16)(17) 《汉书·荆燕吴传》

作者：黄稼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湖南女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古代经济思想。

编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