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孔子家语》曾子“藜烝出妻”疑伪考论

⊙胡玉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孔子家语》所载的曾子“藜烝出妻”典故在古代影响极大，现代也有很多人信以为真。实际上，“藜烝出妻”的典故是通过糅合并扭曲《白虎通》与《韩诗外传》的相关记载而炮制出来的伪说。此伪说的炮制，是为了迎合当时察举制对极端孝行的需要，此伪说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有必要予以揭穿，加以证伪，还其本来面目。

关键词：《孔子家语》 曾子藜烝出妻伪说察举制

“藜烝出妻”①这一典故说的是曾参出妻，仅仅因为藜烝不熟，有违孝道一事，记载最早见《孔子家语》：“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参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取妻。其子元请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②其事十分著名，多种古籍引用，见诸四库全书的文献即达十七种。如《太平御览》卷五百一十、《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五、《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二十八，《曾子全书》等。

古人对此事真实性的态度有三类，第一类亦即主流意见认为是可靠的，如明程登吉《幼学琼林》即认为，“蒸梨出妻，曾子善全孝道”③。隋刘炫《古文孝经述义》认为“曾子性鲁至孝，盖有由而发矣，蒸梨不熟而去妻，家法严也”④，都认为藜烝不熟而去妻是事实。并且许多典籍引用该典故时多直录其事，而不提出异议。

第二类意见则认为，藜烝不熟而去妻背后有隐情，藜烝不熟并非曾子去妻的真实原因，曾子之妻还犯有别的大过，只是因为夫妻有容隐之义，不愿暴露妻子的大过，而以藜烝不熟的借口出妻。如唐李翱《论故度支李尚书事状》中说，“故曾参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子之去妻也，以恶败；鲍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皆以事辞而去之也”⑤。认为曾子出妻并非徒为藜烝不熟的小过，而是另有隐情。宋儒程颐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君子不忍以大恶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见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于亲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处，只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尔”⑥。也认为藜烝不熟这类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曾子出妻只是因为平日有其他缘故。经过程颐的肯定，这种意见的影响也非常大。

第三类意见认为曾子藜烝出妻不可靠。金王若虚即认为，“至于成王剪桐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盖于子夏，曾子以蒸梨而出妻，皆委巷之谈，战国诸子之所记，非圣贤之事，而一切信之”⑦。指出藜烝出妻系尾巷之谈，并非圣贤之事，不可靠。

今人对藜烝出妻的价值判断分为两种，而对其真实性则往往不加辨析予以接受。一种意见认为曾子藜烝出妻具有合理性，体现了曾子的大孝，如杨朝明在《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一文中认为，“在先秦孔门儒家学者中，恐怕只有曾子是真正出妻的人。曾子至孝，尽心侍奉后母，历代传为佳话。为了后母，曾子出妻，也许曾子所做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更能够为后人接受”⑧。王长坤《先秦儒家孝道研究》、⑨沈效敏《曾子与〈孝经〉》⑩等论著亦持相近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曾子藜烝出妻小题大做，是愚孝行为。如李小娟《〈孔子家语〉人物形象研究》认为“曾参的小题大做，以及一味愚孝，不顾情由，不分青红皂白，表露无遗。而其妻的无辜，也颇引人同情”(11)。造成上述争议的关键原因，在于曾子藜烝出妻一事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实。

我们今天看来，曾子藜烝出妻事件有诸多不合理之处。

一、“藜烝出妻”违礼

儒门最重视礼，时时事事以是否合礼作为评判标准。而曾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主要传人，不可能违反周礼关于休妻“七出”的规定，而以小过出妻。在《孔子家语》中曾子对自己违礼出妻的解释也十分牵强，主要是说连一件小事都“不用吾命”，何况大事。但是，小事不用命，不代表大事也会不用命，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何况就算是真的“不用吾命”，那也不犯七出之条。因此无论怎么看，藜烝出妻都是违礼的，不符合孔门弟子的行事原则。

二、“藜烝出妻”有违忠恕之道

《论语》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2)可见曾子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乃是忠恕之道，而作为孔子思想的传人曾子，因为小过出妻，实则有违忠恕之道。

三、“藜出妻”有暴虐之嫌。

孔子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13)。诚然，这是对政治家的要求，但儒家思想认为齐家治国道理是相同的。妻子有小过失，做丈夫的应当教导，丈夫不尽教导之义而直接休妻，置妻子于绝地，实质是不教而杀，何况蒸食不熟实乃无心之过，因此休妻，实在暴虐。

四、“藜烝出妻”陷父母于不义。

《孝经》开宗明义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14)。认为显父母之名是孝顺的最终目的。古代孝子孝亲，看重父母的名声。陷父母于不义，是一种不孝。而我们看《孔子家语》关于曾子出妻的记载，曾子仅仅因为妻子奉母有小过就出妻。并且，古人事关婚姻则必告父母，曾子如这么做，是自己包揽至孝之名，而归刻薄寡恩之责于父母，陷父母于不义，这绝非圣贤孝亲之道。

以上主要是从伦理和逻辑上指出诸多不合理之处。若揆诸典籍，则可发现曾子藜烝出妻有两处来历。其一为《白虎通》：“夫妻相为隐乎？传曰：‘曾去妻，黎蒸不熟’，问曰：‘妇有七出，不蒸亦预乎？’曰‘吾闻之也，绝交令可友，弃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问其故乎？’此为隐之也。”(15)其二为《韩诗外传》的一条佚文：“曾参丧妻不更娶，人问其故，曾子曰：‘以华元善人也。’”(16)不难看出，《孔子家语》所载曾子藜烝出妻事，糅合了上述两条材料。家语所载曾子出妻事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曾子因妻子藜烝不熟而出妻，取材于《白虎通》所载无名氏“黎蒸不熟而去妻”，其二是曾子不再娶，取材于《韩诗外传》所载“曾子丧妻不更娶”。

然而，《孔子家语》“藜烝出妻”的记载，与《韩诗外传》、《白虎通》有诸多抵触之处。

一、《白虎通》上的“藜烝出妻”，是为了体现夫妻之间的容隐之义，与《孔子家语》所载孝顺后母的原因无关。

二、《白虎通》的原文是说“曾去妻”(17)，曾字单独使用，可以有不同理解，并不能确定就是曾子，亦可认为是无名氏曾“黎蒸出妻”。

三、《韩诗外传》的记载，是曾子丧妻不更娶。丧妻不再娶，与出妻不再娶，是互斥事件，不可能同时发生。这也说明《韩诗外传》与《孔子家语》的记载必有一说是不可信的。

笔者认为，《孔子家语》所载“曾子藜烝出妻不再娶”一事，与《韩诗外传》和《白虎通》相关记载有明显的糅合、继承关系。且该书篡改了《韩诗外传》和《白虎通》前述相关记载的关键部分。“跟其他传世古书相比，《家语》的相关文字存在误读他书文义而妄加改窜的现象。”(18)上述改窜，亦是其中一例。因此从文献考据方面也可以断定《孔子家语》所载曾子“藜烝出妻”一事，是取材于《白虎通》与《韩诗外传》，而通过扭曲《白虎通》载“藜烝出妻”事件的原因、偷换《白虎通》载“藜烝出妻”事件的主角、将《韩诗外传》载“曾子丧妻”的事实篡改为“曾子出妻”等手段，所炮制的伪说。

此外，《孟子》记载：“曾子养曾晳，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19)可见曾子养父，是必有酒肉的。而《孔子家语》记载曾子养母，居然用“藜蒸”这类粗劣之食，这与《孟子》的记载不符。

通过上述内证与外证，可知《孔子家语》中关于曾子“藜烝出妻”的记载系伪说。然而古人作伪，并非无的放矢，“藜烝出妻”的炮制，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首先，汉代以孝治天下，树立孝行榜样，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也符合人民的期待，曾子“藜烝出妻”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然而，想要树立孝子典型，有非常多的正面事例可供选择，为何要伪造出如此极端的事例？笔者认为其原因与当时所实行的察举制有关。汉代的察举制度，是汉代人才选拔的主要方法，孝廉又是察举制最主要的科目。汉武帝以来，孝廉成为汉代每岁必举的科目，孝子成了平民仕进的主要途径之一。然则孝廉要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需要过人之行，因此到了东汉末，孝子的例子越来越极端。察举制成为投机钻营分子沽名钓誉的工具，甚至炮制许多虚假孝行，如桓帝时赵宣作假的丑闻就堪称孝行作伪的典型。赵宣在双亲死后服孝二十多年，乡邑称孝而或举荐，太守陈蕃调查后发现赵宣在此期间竟于墓道中生有五子，成为一大笑谈。东汉桓灵间更有民谣曰：“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识书。”(20)对当时虚伪的察举制度作了辛辣嘲讽。像曾子“藜烝出妻”这类典故的炮制，正是为顺应察举制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系列极端孝行提供舆论基础。当时就有很多类似的行为，为标榜对父母的孝行，因小过而出妻。如东汉鲍永的叱狗去妻(21)，与“藜烝出妻”如出一辙。东汉又有姜诗取水遣妻：“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后值风，不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22)也同样惊人相似。《二十四孝》所载事例，历时一千三百余年，而东汉与魏晋不到四百年，却有十五位孝子，占孝子总数的62.5%，如此集中，且多为不近情理的极端行为，这与察举制的盛行与对人性的扭曲是分不开的。

此伪说在当时便流毒甚广，造成了许许多多人伦悲剧。东汉末年，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就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念造成的悲剧。在炮制“藜烝出妻”的时代伪孝成风的背景下，甚至产生了郭巨埋儿一类极端的事例。郭巨以活埋的恐怖残忍手段谋杀父祖的骨血，是极大的不孝。而炮制这类不近人情的伪孝，其初衷只是为了沽名钓誉以求察举。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将追名逐利建立在对妇女儿童基本权利的践踏之上，与杜撰曾子“藜烝出妻”的本质相同。

此伪说的炮制，对后世影响甚巨。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为漠视妇女权益的男权至上思想埋下毒种，这使得违背礼制“七出三不去”之规定，随意出妻的行为变得有据可依，将原本相敬如宾的夫妇之伦变成了夫权专制。如白居易在《白氏长庆集》中记载了自己判的一桩离婚案，判决书中就认为“莫慰母心，则宜去矣。何必有亏妇道”，还举出古人的例子：“姜诗出妇，盖为小瑕，鲍永去妻，亦非大过。”(23)以此来说明出妻不必依“七出”，不必亏妇道，只要父母不悦，就必出无疑。而更为深远的影响是，这类伪说污蔑圣贤，将宣扬“仁爱”与“和谐”的儒家思想，扭曲成了鲁迅先生笔下“吃人的礼教”。其实，礼教并不吃人，吃人的是人性中的权力欲，是人性中的黑暗与贪婪。

诚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继承发扬。但同时对“藜烝出妻”这类伪说，也要有求真务实的勇气。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态度，精准地找出并切除这类伪说形成的毒瘤，将其影响清除干净，这也是激浊扬清的现实必需。

余论

《孔子家语》一书是否为伪书，历来聚讼纷纭。而近年来汉简《儒家者言》等地下文献的出土与公布，使《孔子家语》的某些篇章得到了实物文献的佐证，学界认为《孔子家语》非伪作的言论开始活跃。本文无意于此，因为《孔子家语》的真伪，与本文探讨的“藜烝出妻”的真伪并无因果关系，即使不是伪书，也有可能因作者文献不足，或因后世传抄讹误，夹入伪说。而伪书能流传至今，总是半真半假，以假乱真的，因此伪书所记载的材料并不都是伪说。但是笔者认为，《孔子家语》中关于曾子“藜烝出妻”这一条伪说的炮制，心地卑劣，厚污圣人，流毒广，为害大，窥斑见豹，可以为《孔子家语》全书真伪的考论，提供一管之见。

① 按：历史上“藜烝”有不同的写法，西汉的《白虎通》写作“黎蒸”，东汉的《潜夫论》《孔子家语》写作“藜烝”，隋唐以后因传抄讹误，多误写作“蒸梨”。

② 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30页。

③ （明）程登吉编，（清）邹圣脉增补，胡遐之点校：《幼学琼林》，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4页。

⑤ 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3部，第3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7169页。

⑥ （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5页。

⑦ （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页。

⑧ 杨朝明：《孔子関“出妻”说及相关问题》，《齐鲁学刊》2009年第2期。

⑨ 王长坤：《先秦儒家孝道研究》，2005年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91页。

⑩ 沈效敏：《曾子与〈孝经〉》，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11) 李小娟：《孔子家语人物形象研究》，西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3页。

(12)(13)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页，第223页。

(14) 汪受宽译注：《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5) （东汉）班固撰：《白虎通德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16)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067页。现存的《韩诗外传》中此条文字已佚，见《汉书》卷七十二如淳注。同时，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明陈耀文《天中记》等文献亦加引用，且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也认为“曾子丧妻不更娶”。故“曾子丧妻不更娶”这一说法是可靠的。

(17) 《白虎通》诸本皆作“曾去妻”，唯有清陈立《白虎通疏证》作“曾子去妻”，“曾”后加了“子”字，这是陈氏受了《孔子家语》的影响而径改的，并无其他依据，又无其他版本佐证，故不足为信。

(18) 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时代和性质问题的再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第265页。

(19)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9页。

(20) 山东大学出版社编：《中国诗词精典》，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0页。

(21)(22)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17页，第2783页。

(23) 张春林编：《白居易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页。

作者：胡玉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013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