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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
——以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2016-03-12王建华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王建华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
——以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王建华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只有与各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才能锻造适合本国要求的强大政党。梳理中国共产党成长历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党员发展程序,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相统一的党员标准,使得组织发展更加贴近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中国革命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使得中共走出了一条既重视质量,又重视数量的党员发展道路。中共通过自身发展壮大的事实,最好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力量所在,而寻找组织创新的发展脉络与成功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组织发展;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早期政党理论集中体现在列宁建党思想上,尤以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标志。长期以来,学界更多地关注这一原则及其中国实践,忽视了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发展的中国特色,或者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组织维度。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中共组织发展的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组织发展的本土经验,以期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借鉴。

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党员发展程序

坚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精神高地,共产主义政党强调严明的组织纪律,加入这一组织必须依照一定的规范程序对申请者进行政治与思想考察,目的是保持组织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必须与革命发展不同阶段的情势相结合,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创新,才能具有生命力。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各阶段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介绍人与候补期等发展程序上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为组织发展创造了生机与活力。

就入党介绍人而言,1919年12月,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规定:“接收预备党员时,须有六个月党龄的党员两人介绍”[1]590。以俄为师,中共三大通过的章程修正案提出:党员入党时,要有两个入党半年以上的正式党员介绍,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始得发展为候补党员[2]270。如此简单照搬苏联建党经验势必影响党组织的发展,及至中共四大召开前,全国仅有党员九百多人。随着上海、香港、广州的工人罢工与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共产党人认识到,为着要执行这一重任,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入党[3]522。此后,中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本土化的实践探索,迎来了第一次组织大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右翼力量的残酷镇压,中共党员人数降至一万余人,为此,中共六大通过的章程规定:申请者若是工人,经党员一人介绍,由支部通过即可成为候补党员。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及各机关下级服务人员,须有两名党员介绍。同时,为防止敌特奸细混入革命队伍,对在国民政府各机关服务人员的入党请求进行严格审查,申请入党须有三名党员介绍。凡脱离国民党等其他政党而加入中共者,须经三名党籍一年以上的党员介绍。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对社会关系复杂人士入党的审慎态度。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纲领与组织发展要求,及至抗战胜利前夕,已拥有党员一百二十万人。组织力量的壮大,使得中共有能力对党员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党的七大通过章程规定: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一年以上党龄的党员。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三年以上党龄的党员。[4]536-537在此,入党须两名正式党员介绍成为规范的制度被固定下来,同时,新老结合的入党介绍人搭配,也更贴近这一时期党内新党员多,老党员少的实际情况。

就入党候补期而言,1919年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还规定:凡志愿入党者,必须经过候补期。工人、农民至少须经过两个月的候补期,其他从业者至少六个月。[1]590候补期的作用既是对新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更是为了考察他们的思想品质、政治觉悟。借鉴俄国经验,中共三大通过的章程规定:劳动者候补期为三个月,非劳动者为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可酌量情形伸缩之。[2]270也就是说,地方党组织可根据新党员在工作与生活中的表现,缩短或延长候补期。基层党组织通常会给候补党员分配一定的工作任务,考察他们的历史与现实表现,鉴定其思想道德品质与对党的忠诚程度。根据对候补党员教育和考察结果,来判断他们是否符合正式党员的标准。倘认为符合时,经个人申请,由小组、支部通过,上级党委批准,即成为正式党员。[5]136

1925年后,基于快速发展党员的需要,新党员的入党候补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不再有具体的候补时间规定,一般由地方党组织委任新党员某种工作,借以考察其对党的了解程度及政治信念与工作表现。[6]471问题是,没有时间规定后,党员发展出现了一定的随意性,为避免投机分子的侵入,193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党员候补制》的通知,除产业工人入党不经过候补期外,手工业工人、学徒、店员、贫农、城市苦力等候补期为三个月。学生、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机关职员等候补期为六个月。党员候补期“可以按同志的表现缩短或延长,如在候补期内有不好表现与行动,支部可以直接开除其候补党员籍”。[7]324

鉴于各地党组织发展党员时,不能严格执行候补期的规定,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强调,“凡非工人成分入党者,必须经过一定的候补期限”。在候补期内,各地党组织应根据对新党员教育和考察的结果,去判断他们是否达到正式党员的标准。如果认为可以,则履行入党手续,由小组、支部通过,上级党委批准。环境允许时,各地党委应根据具体情况举行入党仪式。[5]13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组织发展进入巩固时期,开始延长与规范新党员的候补期。根据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需要六个月的候补期。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入党,须经过一年的候补期。上述介绍人的资格及新党员的候补期,在革命新发展地区,可根据中央与各地党委临时办法“变通办理”。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入党,须经过两年的候补期。[4]536-537

纵观党的历史,入党介绍人与候补期的变化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几个关键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中共不断克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投机分子、敌特奸细伺机侵入党的肌体,党员发展非常艰难,但同时党的力量异常薄弱,急需大力发展党员、壮大组织,表现在组织发展上就是既强调入党介绍人的资历,又取消入党候补期的矛盾心态。抗战时期,在团结各民族抗日的过程中,中共组织力量不断壮大,使得党有时间有能力认真思考组织发展问题。以中共七大为标志,党员发展程序真正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二、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相统一的党员标准

组织发展程序的灵活性,不等于降低对党员的政治要求,依照列宁主义建党理念,共产主义政党应当把工人和其他阶级中最可靠的人,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8]235“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8]222在坚守党的政治底线与思想要求的同时,共产党人思考的是,如何使组织发展更加贴近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道路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党的章程中首先表明的内容,也是无数革命者的奋斗目标,但中国革命又是农民革命,如何把朴实保守的农民吸纳到党的队伍中来确是一个难题。为此,中共经过革命实践的艰辛探索,不断克服组织发展中的教条主义,使得党员入党标准与要求更具中国特色。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反复围剿,中共组织发展更多地是汲取革命资源以应对生存的危机,同时,对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还来不及详查细究。抗战爆发后,中共在西北地区局部执政地位的确立,为加强组织建设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1939年5月,陈云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上发文,阐释共产党员的标准: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既要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更要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生观。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党员应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中不怕牺牲、奋斗到底。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共产党员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忠实于党的决议。第五,群众模范。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更加敬重党组织。第六,学习。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只有具备以上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9]72-78

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同一时期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共产党员修养》一文中指出,共产党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必须结合各种斗争实践,去学习、运用和总结历史上的革命经验,也就是说,要在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提高个人修养。为此,要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他们高贵的无产阶级的品质,并运用到革命的实践中去;要虚心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仔细研究工作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细心总结经验教训,检查自己可能存在的缺点错误并加以纠正。总之,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共产党员提高个人修养的方法。[10]108

培养合格的共产党员需要个人努力,更需要组织的力量。为更好地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洗刷落后分子,发展新党员,1941年初,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提出,在干部审查结束以后,开展党员登记工作,[11]293-294具体标准有四项:“对人公道、对己模范、经常到会、缴纳党费”。[12]问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革命,有着自身的多样性。就生存空间而言,既有国统区、日伪区与根据地的差异,根据地中,又有老区、新区与边缘区之别,以至“经常到会”与“缴纳党费”的标准,在很多地方都因客观原因无法实现。上述标准指导下的整党,使得部分地区组织发展一度出现停滞。[13]220-221

如何对待组织建设中遇到的问题?1942年10月至1943年初,中共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全面检讨根据地各项工作存在的问题。会议指出,党的各级干部在工作中必须破除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束缚,从革命与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4年1月12日,中共西北局委员会向西北局组织部指出:原有的党员登记四项标准,脱离根据地党员发展的实际情况,应确定“努力生产,对敌斗争”为发展党员的新标准,并在发展生产、对敌斗争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14]4据此,西北局组织部对于农村支部发展新党员提出三个条件:好劳动,能公道,能工作。同时,对于根据地已发展的党员,也提出了更加贴近现实的新标准:热心工作,主张公道,积极生产,努力学习;或为革命斗争,遵守纪律,积极生产。[13]225-228至此,以大生产运动为契机,中共找到了根据地群众与政党的共同利益所在,找到了党员登记与发展的新路径。

梳理中共成长历程,其对党员标准的把握在紧扣现实革命斗争需要的同时,也时刻不忘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及至解放战争时期,入党誓词又开始融入共产主义元素。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编《共产党员课本》,入党誓词为:“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为工农劳苦群众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干到底,自入党以后,努力工作,实事求是,服从组织,牺牲个人,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如有违背,愿受党纪严厉制裁。”[15]49

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6]522-523具体而言,共产党员如果只有伟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踏实的工作,那只能是空谈家、空想家。相反,如果只有实际工作,没有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那就是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10]128-129

三、既要重视质量,又要重视数量的党员发展道路

1919年10月,列宁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活动中指出,世界上只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政党数量的增加,而只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8]222问题是,在一个拥有亿万人口的国家里,只有几十万党员。这样的政党怎么能管理国家呢?在列宁看来,“党必须能够通过自己的支部和工会发现最优秀的和最坚定的非党男女(以及农民),并将他们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17]245就这一群体而言,“首先,包括几百万的工会是它的助手,而且应当是它的助手;其次,非党代表会议也是它的助手”。[8]236要善于吸收他们来参加工作,因为“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18]682

如何继承并发展列宁建党理论?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中共基层党组织不但要把非党优秀分子推荐到领导岗位工作,更要把积极分子吸纳到党组织中来。毛泽东指出,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中共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吸收热爱革命、信仰共产主义、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入党,使中共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政党,“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16]523-524

这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党员首先面对的是不同于俄国革命的阶级群体。中国社会结构表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及至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主要工业城市的产业工人只有二百万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是无法完成革命的艰巨任务的,必须联合“中间大”的阶层,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也就是说,组织发展必须面对“中间大”的部分。问题是,出身乡村的产业工人,理论水平普遍不高,而一般群众的政治素质与纯粹共产党员的距离相差更远,把这些人拒之门外,又无异于作茧自缚。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指出,在组织发展上,“以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了解马克思主义,都应有高度的工作能力”,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党组织后,才有接受党的训练的机会,才有了解党的理论的机会。在中国社会,决不可妄想能够得到许多现成的党员。[3]524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力量损失殆尽,大力发展党员的任务更为紧迫。为此,中央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党的组织重要责任之一便是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入党”[19]641,1930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应采用半公开的方式,召集工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开会,说明党组织的意义,发展他们入党。同时,要大力吸收农村中的雇农入党。[20]318-319

鉴于支部是政党的基本组织,是团结群众的核心,也是组织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中共应该依靠支部去发展新党员、扩大组织力量,并在革命斗争中领导和教育党员,培养党的干部。[9]79中共中央要求每个支部都要建立群众组织,并把它作为最主要的任务。白色恐怖下,介绍人与被介绍人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常使介绍人面临自我暴露的风险,组织发展异常困难。针对部分党员在群众中怕谈发展党员,党员发展完全依靠亲朋与老实可靠分子,不敢大胆吸收积极分子的新情况,1930年7月22日中央组织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决议案,提出要克服支部工作中的右倾观念,“应当将发展党员,列为支部会议议事日程主要之一”。[20]318

大胆发展党员的同时,也要防止奸细和投机分子的侵入,因而,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员队伍是组织建设的必然逻辑。1933年1月,苏区中央局要求各级地方党部,军队中党务委员会,特别是根据地新区党组织,必须审查党员成分,坚决清除一切阶级异己分子。个别工农成分党员,如消极怠工、政治动摇、违抗或拒绝执行党的决议,经过长期教育而不能转变自我者,都应开除党籍。[7]441

抗战爆发后,为汇聚革命力量,使党组织能够真正担负起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中共放宽了对阶级身份的要求,所谓“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21]546-549此后,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成为中共组织建设的中心任务。

面对党员发展中出现的急躁冒进现象,支部应如何征收党员?陈云指出,首先,应该使党员了解征收新党员的意义。党员应该清楚,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革命继续发展,必须扩大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这是推动革命发展的组织保证。其次,支部领导机关必须经常督促和检查党员工作,同时,按照党的章程规定,发展积极分子入党。随着中共政治威信与地位的日渐提高,许多要求和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积极分子,都要求入党,这是支部征收新党员的有利条件,但同时也须注意,正因为中共政治威信与地位的提高,敌探、汉奸、反共分子,也在用各种方法试图钻进党组织内,从事有目的的破坏话动。有些投机分子也企图混进共产党内,腐化组织肌体,达到个人目的。因此,支部在征收新党员的工作中,应该时刻提防敌探、汉奸、反共分子的破坏活动和各种投机分子的伺机混入。[9]83-84

为了保证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性,支部发展新党员时,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日常工作上,从中发现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发现能够并且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进步分子,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并吸收进党组织内。支部必须教育每个党员,中共不是亲戚朋友的小集团支部发展党员必须严格遵守个别吸收的原则,防止和纠正只要报名、不经审查即吸收入党的突击办法,特别要防止由此而产生的党内“小集团”。因此,即便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一批具备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在吸收他们入党时,也必须逐一进行审查、批准。[9]84-85

发展与整顿交替展开是革命年代中央组织建设的突出特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鉴于普通抗日分子、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甚至奸细也趁着组织大发展的机会混入党内,使党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受到损害。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巩固党的决定,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洗刷混入党内的奸细与投机分子。[22]579-580但这种审查,不是“把那些富有家庭出身而已经证明是坚决抛弃原有阶级地位,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青年学生也开除出党”;[7]519-521也不是普遍的清党运动,而是个别的详细的慎重的审查与洗刷。同时,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阶级教育与党性教育,各级党部必须根据具体环境与党员政治文化程度,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教育工作,以达到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目的。[23]580

事实上,教育党员也是巩固发展成果。陈云指出,基层党组织除完成上级所赋予的任务外,还要担负教育党员、训练干部的工作。[23]纵观中共历史可以发现,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与支持下,依靠基层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坚定党员的革命观、人生现,是其一直遵循的建党原则。同时,在日常工作中,监督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员中出现的各种脱离党的理论、政策与党规的错误倾向。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党员,基层党组织还经常帮助他们识字读书,以提高党员的文化政治水平。如此,既巩固了中共的组织,也为党员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依托力量。

四、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总结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成功经验,毛泽东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24]1308同时,由于中共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是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和革命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因而,它们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如果革命环境、工作条件变了,革命有了新的政治任务,那么,中共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中共之所以是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所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中共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经验,来经常改进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4]375由此可见,中共组织发展的实践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互动过程,也就是说,现实的需要推动理论的进步,而理论的进步又源于实践的积累,如此,也最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

从组织发展的视角总结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中国特色,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员发展应反映时代要求,贴近生活,贴近政党的行动纲领与近期目标,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的统一。通过支部大力发展党员,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又一中国特色。革命年代,正是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支部在党员发展与教育过程中的领导作用,锻造了一支坚强有力的共产党员队伍,使得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可以说,中共通过自身发展壮大的事实最好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力量所在。

回到当下语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发展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向,个体职业与兴趣爱好存在巨大差异,如何在党员发展程序上,严把质量关,在入党标准上,更加贴近执政党的各项事业发展,贴近个人工作与生活,是组织发展中国化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一定意义上说,支部是政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基本依靠力量。如何依托基层支部优化党员发展程序,提高党员思想政治修养,纯洁党的队伍?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而从组织发展的历史维度思考这一主题,寻找组织创新的发展脉络与成功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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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建华(1971—),男,安徽固镇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NCET—12—0270)、2015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党与社会关系研究”(2015ZDAXM001)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12-10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6)02-0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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