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芯

“如果某人经常只在某个干部上班的时候才去办事，不上班时他就不去办事，这算不算一个廉政风险迹象呢？我们觉得至少值得关注，以便及时‘咬耳朵、扯袖子。”四川广安市纪委书记刘光辉告诉记者，这是该市最近探索大数据反腐，试点风险迹象管理举措之一。

这些风险迹象是对新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六大纪律”的细化，每个条例对应不同分值，以便将这些迹象数据化。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从商业领域向社会管理方面延伸，其运用范围逐渐迈向“治理”层面，一些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开始积极探索大数据如何在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中加以运用。

从数据到大数据

广安梳理的廉政风险迹象，既包括“对重要岗位人员长期不轮岗或空缺”这样大的方面，也包括“个人有较大债务纠纷……办公场所经常来往无关人员”这些小的方面。

“更细小的比如衣着、交往轨迹，甚至一些酒后的表现。这些数据综合起来，大致能研判出来这个干部处于什么状态，以便纪委抓早抓小。”广安市纪委一名负责人称。

全国各地纪委在大数据反腐上都有一些试点。

江苏昆山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尽可能量化为客观数据，形成可监测的指标。湖南省纪委通过上线省、市、县三级同步的信访信息管理系统，来推动大数据在信访举报中的运用。上海奉贤区建立各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数据库”，将是否存在违反政治纪律、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病史”，均一一列明。

不过一些专家认为，这些试点引入了数据学的概念，在向大数据反腐这个方向迈进，但只能说是数据分析，离真正的大数据还比较远。

一名地级市纪委书记也坦言：“现在大数据在互联网领域已经做到3.0了，但是我们连1.0的级别可能都还没有达到。”

大数据1.0的阶段是一个系统对自身数据挖掘的过程，发现有利用价值的数据，为研判作准备。比如电子商务公司收集用户浏览、搜索、购物的记录，通过这些记录，能对用户消费特性作更好的分析。

充分实行数据挖掘，有一定的数据累积后，才可能达到大数据2.0级别。与1.0不同，它分析的数据可能并不由组织内部产生，但可以解决组织内部很多问题。比如由一些公司通过气象大数据分析，预测哪个地方有极端天气灾害，然后做空这个地区的楼市。2.0阶段相当于迈进了大数据的门口，再往前一步就是大数据3.0，众多产品依据数据而生，并进行交易。

“大数据是大量、高效及时、多样全面的，与数据最大的区别，是其客观存在、天然生成的特性。‘党风廉政建设数据库等这些试点中，数据还是依靠自下而上的汇总，已经是经过很多删减、修饰的数据。”一名专家称，“但这些试点的思路和方向值得肯定。”

需要厘清的前提

“我们正走在大数据的路上。但要注意大数据在商业、社会领域的运用，与在行政管理、反腐上的运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名市级纪委书记称。

他举例说，一所大学有数万名学生，大数据专家可以通过分析一卡通的数据，判断出每个学生有什么爱好。这是因为一卡通本身就是数据产生的载体，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可以记录学生的日常行为。但在行政管理领域没有类似的数据载体，一名官员的行为体现在方方面面。专家建议，可以通过监测干部的手机定位来获取官员“去了哪”的信息，并归纳这些具有连贯性的数据，判断其出入场所、行为轨迹是否正常。但这名纪委书记认为，如此获取官员的基础数据，“显然，至少目前这行不通”。

大数据运用在反腐上，还需要厘清几个前提。

首先，需要判断哪些数据是有价值的，值得共享、整合、分析。

其次，需要界定哪些数据是可以由纪检监察机关掌握的。纪委是对纪律问题进行审查，维护纪律，但大数据反腐如果度没有把握好的话，就可能延伸到干部日常管理中去，溢出了纪委工作边界。

此外，还需要研究数据化管理的程度。如果对干部实施完全的大数据管理的话，也许能找到腐败分子，但这是不是好的选择，也值得考虑。说小点这涉及干部隐私，说大点这涉及信息安全。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大数据只是一种工具，切不能陷入“工具万能论”中。因为用大数据辅助反腐决策时，数据本身不懂得决策的现实背景，忽略价值观念，无法解决大问题。

腐败这种行为的表现方式是呈多样化的，不仅有体现在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还有文字、录音、录像等，这让一些纪检干部颇感困惑。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比如“经常出入高档娱乐会所”原本是对一种行为的思维判断，要转化为数据是应该将“经常”表现为“频次”，还是将“高档”量化为“消费额”，还值得研究，并且这样的监督方式可行度有多大，也需要进一步探索。

重在监督权力痕迹，

而不是个人痕迹

大数据反腐也许不会一蹴而就，但大数据思维可以在纪检监察工作中运用，比如尽量将一些权力运行信息数据化。

“国外大数据反腐很多都建立在电子政务的基础上。每个权力运行都会在上面留下痕迹，进而根据这些痕迹来分析公务人员是否存在权力寻租。”国外一些专家认为，电子政务因为减少了自由裁量的机会，所以可以在预防腐败的同时，对公务人员的行为进行有效监控。

目前，贵阳试点的“数据铁笼”就是把能纳入网络的行政权力全部纳入网络运行，让权力运行全程电子化、处处留“痕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详细了解试点情况后，称赞权力运行处处留痕，为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科学依据，实现“人在干、云在算”。

除了对系统内的“痕迹”加以观测，大数据反腐还可以从加强部门间的数据交流做起。

一名干部告诉记者，最近，当地一名官员落马就得益于部门间的数据交流——该落马官员将几百万元受贿款存在其岳母银行账户上，最近，他让岳母将钱全部取出来，每次在取款机上取一些。频繁的取款引起了银行系统的注意，将情况反馈到有关部门。纪委、公安介入后，牵出了该官员。

在反腐决策上，也可以多运用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方法。如果数据足够多，就可较直观准确地分析出各单位或某领域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阶段性、倾向性问题，为纪委研判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对于纪委而言，要正式迈进大数据反腐，还需要“数据文化”的不断渗透，直至作用于反腐败领域。

微软全球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曾提出，大数据应用的过程将是从某人的一个问题开始，他提出问题，然后设想答案并进行测试，从中获得独特的洞察，最终采取行动。自此，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分享其洞察。推而广之，这些洞察的集合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数据文化”。

简而言之，就是当大数据发展到未来的某个时候，任何人都能感受到数据的服务特性，随时形成以数据为依据、按数据作决策的思维模式，就达到了“数据文化”的境界。刘光辉说，如果“数据文化”可以渗透到行政管理领域，那么必将带来行政管理体系的变革，即实现对党员干部的精细化管理，而这必然会成为大数据反腐的重要支撑。

（摘自《廉政瞭望》2015年第24期 原标题为《大数据反腐，站在1.0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