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刘毓庆



“五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上）

山西 刘毓庆

摘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基本内核，它们已渗入中国人的血脉，代代相传，形成了一条文化的长河。“五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五部典籍，从秦汉到明清，它始终是中国文化大厦的支柱。本文意在从“传统价值观”层面，来梳理“五经”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找回那些在时间的河流中被人们淡化甚至遗忘的价值体系，让它们重新回到当代人的精神视野，构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价值观五经精神家园

所谓“传统价值观”，指的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对客观事物认识和评价的观念。这种认识、这种观念，直接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是非判断，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态度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也有自己在传统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就中华民族来说，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基本内核的价值观，就是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这种观念渗入到了中国人的血脉中，一代一代地相传着，形成了一条文化的长河。尽管在历史中，由于受到八方风雨、四处狼烟的影响，河水可能会一时变浊，但在经过一定的河段以后，最终不变的还是这水的因子。只要这条文化之河不因干涸而断流，这种传统就会一直延续，它对于这个民族就会一直发挥作用。它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支配着这个民族的行为。即便这种力量会因外在强大的冲击在个体中暂时性消失，而对这个民族整体的行为——如国家决策、战略规划等，仍然会有影响。

“五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五部典籍，从秦汉到明清，它始终是中国文化大厦的支柱。民国以后，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五四文化革命，似乎摧折了这支柱，但以“五经”为内核的文化所形成的观念已变成了一种顽强的传统，使得每一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想摆脱、逃避，都成为不可能的事。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的人，毕平生情智与所学去阐释解读“五经”，但总是不能让下一代人完全满意，下一代人总是能从“五经”中发现他们的前辈所没有发现的意义。它们是经，是史，是文学，是哲学，是天文，是经验，是理想，不同的人都能从中读出不同的内涵来。本文就从“传统价值观”层面，梳理“五经”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意在通过这样的梳理，找回那些在时间的河流中被人们淡化甚至遗忘的价值体系，让它们重新回到当代人的精神视野中，并力求更好地将其吸纳融汇，构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三个“家”，一是生活的小家，二是工作的大家，三是精神归宁的家。“家”是人栖居的地方，是避风雨雪寒获得温存的地方。在生活的小家里，父母妻儿给自己生命带来的悲欢离合的感受，决定着一个人是否幸福。如果这个小家失去了幸福，就需有第二个家——工作的大家来安慰，事业上的成就，同事间的尊重、信任等，都可以填补小家中的缺憾。当亲离众叛，两个家都失去时，第三个家——精神家园便会决定人的生死去留。当代中国在现代化高速发展中，许多人的精神压力几乎超出了极限，故而自杀的人越来越多。近年来自杀数字猛增，达到了每年约二十五万人；同时，每年至少还有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五十万之间的人自杀未遂。这个数字已使中国的自杀率名列世界前茅，也成为中国人死亡率名列第五位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丢失了，当家庭不和、工作不顺，小家、大家都得不到安慰时，失落的灵魂没有了归宿，为结束流浪汉式的悲伤与痛苦，只有自杀了之。

同时，精神家园失去后，更可怕的是灵魂出现的流氓式的肆无忌惮。当今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超级发达，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贫弱空虚的精神根本无力控制物质欲望的急剧膨胀，灵魂没有了“家”的依归，同时也没有了“家”的牵挂，像游魂夜鬼一样没有了约束，唯利是图，礼义廉耻全不讲，人忘记了自己是人。追逐西方人所信奉的利益最大化的价值体系，而又无西方社会健全的法制体系，什么事都能干、都敢干，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只有修复民族的精神家园，才能挽救人性危机，使迷失方向的灵魂找到归宿。因而当下重新梳理我们民族以“五经”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修复中华民族已破败的精神家园，就显得十分重要。

“五经”的内容

关于“经”的解释，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经，织纵丝也。”也就是说，“经”的原初含义为丝织物的纵丝。与“经”相对的概念是“纬”，指织布时用梭穿织的横纱，编织物的横线。在织布时，纵线是不动的，横线来回穿梭，这就显示了“经”的恒常性。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说：“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这就是说，“经”像大地上的路径，可以通向四面八方，因此人们要常用它，而不能舍弃它。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也。”这个解释在意义的阐发上更进了一层，他是说，所谓“经”，就是永恒的、绝对的道理，是不可改易的伟大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就是五部永恒的经典，其中包含着永恒的、不可改易的真理，因而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行得通的。这反映了古人对“五经”的认识。

那么“五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先秦时期儒家倡导的五种经典。唐宋以来人们所说的“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其中《礼记》产生较晚，最早是不在“经”之列的，开始被称作“经”的《礼》应该是《仪礼》，也有人说是《周礼》。因其内容没有《礼记》丰富、好懂，所以后来人便用《礼记》来代替了。秦汉时一般称“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乐》指《乐经》，后来失传了，所以“六经”变成了“五经”。唐宋时出现了“九经”“十三经”的概念，像《十三经注疏》就很有名，那是把解释经书的“传”或从经中产生的思想著作也归入“经”中了。

“五经”的概念，最早是在汉代提出的。战国社会大动乱，当时的知识群体各奋其智，面对当下社会难题，提出了各自的思考和解决方案，这就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局面。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了统一意识形态，选择了意识形态真空化的方略，焚书坑儒，不让人思考，结果二世而亡。汉朝统一后，秦朝的禁令解除，百家复活，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混乱状态，于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统一意识形态。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专立“五经博士”，由博士传授“五经”，对大众实行教化。班固《白虎通·五经》说：“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为什么立“五经”而不是立六经、七经呢？《白虎通》中解释说：“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这就是说，“五经”是为了配合五常之道的。其实武帝的这一决定，是一次历史对于文化思想的大选择。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根据各家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在坚持传统方向的基础上做适度变革，像早期改革家子产以及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就属于这一派；另一派是反对传统，只考虑以智治世安民，而没有想到文明成果的继承，像老子、墨子、商鞅、慎到、申不害、庄子、韩非子等都属于这一派。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派，他们主要是在“法先王”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他们以“五经”经典文化体系为核心，在积累了上千年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紧紧把握其中的伦理与道德精神，根据时代需求，从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构建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在汉朝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这一思想适应了时代政治与民族心灵的需求，故在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前，文帝、景帝之时，就已经有了经学博士，比如张生、晁错等《书》博士，申生、辕固、韩婴等《诗》博士，胡毋生、董仲舒等《春秋》博士。正式确立“五经博士”之后，“五经”开始依靠政治的力量，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为全民族所接受。

宋代时，大儒朱熹从《礼记》中抽取出《大学》《中庸》来，分章断句，加以注释，与其所注的《论语》《孟子》合编，题称《四书章句集注》，于是有了“四书”之名。“四书”与“五经”相匹，成为了中国人的新编经典。南宋之后，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几百年的时间里，“五经”和“四书”都是学子们参加科举考试必读的基本内容。但从根本上说，“四书”是“五经”的树株上生长出的枝叶，因而在秦汉时，人们把《论语》《孟子》是当作发明经典义理的“传”来对待的。如扬雄就说：“传莫大于《论语》。”（《汉书·扬雄传》）

那么，“五经”到底是讲什么的呢？它们为什么历经两千多年，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概括地来讲，在“五经”中，第一部是《周易》，它讲的是“天道”，代表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哲学思想；第二部是《尚书》，它讲的是“王道”，代表着中国人的政治思想；第三部“礼”比较复杂一些，包括《周礼》《仪礼》《礼记》，习惯上称“三礼”，它讲的是“人道”，代表着中国人以敬为原则的行为规范；第四部《诗经》讲的是“人情”，代表着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与人生情怀；第五部《春秋》讲“是非”，讲名分，代表着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与对责任的担当。“五经”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风风雨雨中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这成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人生智慧”，第二是“价值体系”。这“价值体系”是由“人生智慧”生发出来的，是为人类的永久和平而产生的。

“五经”代表的文化体系

在“五经”中，《周易》重在“推天道以明人事”，《尚书》讲敬德爱民，《礼》主一个“敬”字（《礼记·曲礼上》：“礼者，敬而已矣”），《诗》讲“止乎礼义”（《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春秋》坚持以“礼”为价值尺度的评断体系。“五经”代表着以道德为核心价值的文化体系，与西方以利益为核心的文化是迥然不同的。

“五经”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非常伟大的意义。宋朝有一个叫契嵩的和尚说：“‘五经’之治，犹五行之成阴阳也，苟一失，则乾坤之道缪矣。”（《镡津集·问经》）一个信奉释伽牟尼的僧人都是如此的感受，何况以“五经”为业的儒生呢？元代学者王恽在《醉经堂记》中说：“五经者，圣人之成法，生民之大命系焉。”“圣人之成法”就是既定之法，就是你得遵照它执行的既定之法，而且是生民的命运所维系的一种经典。言外之意，若没有这个法，天将不成为天，地将不成为地，人也自然不成其为人了。这个经典是中国一切文化的源头。比如我们现在说中国古代文化，一般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像子学、史学和以文集为载体的文学，都是从“经”这个源头生发出来的河流。“史”是实的，“子”是虚的，“文”是活的，而“经”则是浑然的，包容着一切，博大精深。

以“五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体系具有着博大的胸怀与高度的道德自觉精神。这种胸怀、这种精神所体现的境界层次，我们在其他的文化里很难见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永远面对的是未来，而不只是眼下利益，它要“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比如，像现在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所普遍高扬的民主、法制、发展、科学、创新等，仔细思考一下，其所关注的几乎全都集中在物质利益上，而且都是当下的利益。现代科学技术确实创造出了便于人类生活的许多新成果，而且也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但每一项新的发明，解决的都是眼下难题，却很少考虑其对明天人类继续生存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原子弹发明了，解决了日本侵略者一时的猖獗，却带给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灭亡恐怖；转基因玉米、大豆、土豆之类食品发明了，解决了一大批人的饥饿问题，却威胁到了人类的生殖功能与免疫系统。但中国传统不是这样。如在两千年前的西汉，中国人就发明了温室培养蔬菜的技术，冬天可以吃到新鲜蔬菜。有个叫召信臣的人给皇帝上书，要求禁止，理由是，这是“不时之物”，违背自然规律，“有伤于人”。皇帝听了他的话，便禁止了这项技术的发展。汉宣帝时，西羌造反，当时国库空虚，因为汉武帝时用兵过多，耗尽了国库。关于筹措军费的事，大臣们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让囚犯掏钱赎罪，赎罪的钱用于军费；二是加大税收，让百姓负担。用现在人的观念看，第一个方案是很不错的，既解决了军费问题，也不会加大百姓的负担。但在当时被否决了，宣帝选择的是第二个方案。原因是，如果让犯人掏钱赎罪，尽管可以筹措到钱，但其后果会造成人对“利”的追求——钱既然可以赎罪，自然就可以买到一切，人们便会为钱奋斗，这样会把老百姓引到唯利是图的方向上去。而加大赋税，是让老百姓懂得“义”，知道君民一体的道理：国家有了难，老百姓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如果百姓有了难，国家也会打开国库，救济百姓。这有关乎“教化”，利于长治久安。这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中国文化更关注“子子孙孙”的平安，关注万世太平，而不是眼下利益。如果中国社会不脱传统文化之轨，就不可能发生八十年来以破坏环境、浪费子孙资源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出现生态危机。

第二，这种文化的价值取向，观照的永远是天下，而不只是个人、家族、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它是把道义放在核心位置的，道义高于一切，也即所谓的“天理”。既然是天理，就是天下人都应该遵循的。朱熹在《答何叔京》中说：“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而这中心是一个“仁”字。“仁”视世界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不同部件的组合；事物间的关系不是物质性的结构关系，而是生命性的命运联系。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为仁。”用仁心接物，便能与万物相通、相贯、共生、共荣。“仁”中蕴含着天地万物的生机，故《释名》说：“仁，生物也。”《太玄经·玄数》范望注说：“长养万物曰仁。”宋人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六说：“何谓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天地之至仁寓之于人，才有人形，即有仁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复所以能见天地之心者，以其有生意也。凡果实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人，人之名盖出于此。”《周易》中大讲一个“生”字，如《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为易”。又说：“乾……是以大生焉”；“坤……是以广生焉”，这诸多的“生”，所展示的便是天地的“仁”心。故《系辞》言易之道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智）者见之谓之知（智）。”这里的“仁”与“智”有很大学问：“生生”为天地之道，这个道从其育养万物之德而言是“仁”，从其所达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方式而言则是“智”。孔子明确说：“仁者安仁，知（智）者利仁。”即将这“仁”与“智”统一起来。也正是在以“仁”为核心的生命智慧中，中国人建构起了“天人一体，物我一源”（真德秀：《蒙斋铭》）的世界观，以为“天地者，人之体；故人者，天地之心也”。（卫湜：《礼记集说·礼运》引长乐陈氏说），将人与天地万物的生命绾结在一起。即宋儒程颢所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二程遗书》卷二）在这种整体观念的观照下，众生之间彼此相连，痛痒相关，故能以相互宽容、理解、尊重、体谅、礼让、关爱的方式，营造和谐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从而在和谐的氛围中获得全面放松，实现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任何为了个体、集团、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忽略天下整体利益的行为，都是反天理、反道义的。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日本人对人彬彬有礼，看起来很有教养，义、礼、智、信都能做到，可是“二战”时，为什么会在南京举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原因就是在于他们的文化中缺少一个“仁”字，缺少“天理”的概念，而只知有物质利益。正是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天下观念，使中国人关注天下政治上的一统，远过经济上的占有。因而，强大不是掠夺别人的利益，而是要以“天朝”的权威维护天下的和平秩序。在明代曾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当时动用了两万七千人的大军，六百余艘船只。船只大者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小者长十八丈，阔六丈余。一支浩浩荡荡的舰队，穿行于大洋，途经二十多国，远达非洲东岸、红海海口。但这样一支武装精良的大军，七下西洋，却只是为了“曜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而不带有任何经济目的与侵略性质。四夷国家虽然对“天朝”进贡殊方异物，但“天朝”的赏赐却十分优厚，一度曾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五经”所代表的文化体系中的未来观念与天下观念，对于世界和平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两种观念决定了其包容一切的大胸怀，和以和谐为主旨的大精神。世界今日的许多争端，源自不同文明、不同宗教的冲突，而“五经”所代表的文化可以容纳一切宗教和文明，因为它高于一切宗教与文明的信仰和理则存在，这就是天下道义。

作者：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辞赋学会、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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