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

（内蒙古行政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文脉沉弱中的抗争
——民国时期文化求变述要

王志刚

（内蒙古行政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恰逢文脉沉弱期，文脉沉弱的另一条逆向的发展主线，则是抗争性的文化求变。主要包括：孙中山的文化情怀和文化知行，五四爱国运动开启的科学与民主新文化传统，形态复杂的新生活运动，红色割据下的文化履新。

民国；文化变革；孙中山；五四运动；新生活运动；革命文化

中国文化意义上的文脉未曾断裂，却有过一个沉弱期。文脉沉弱期的大致时代划分，初始的时间最晚可确定在“落日的辉煌”后的晚清，包括清末试图变局的一系列左冲右突，中间经过整个民国时期，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文脉沉弱的另一条逆向的发展主线，则是抗争性的文化求新求变。为行文方便，并以重心所在和对现今的影响计，去其枝蔓，保留主干，本研究突出20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的文化历程。

一、文脉沉弱异象简述

李鸿章曾言，他所处的时代遭逢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以来，马克思所说闭关自守的“天朝”，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困局，又一次失去了融入世界格局的机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再度幻灭。症结所在用一句话说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1]因此，两次鸦片战争后就有了清廷丧权辱国的一系列“城下之盟”，被迫与外人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包括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外籍税务司制度、沿海及内河航运通商权、通商口岸租界权，使中方丧失了对外贸易的政策、法律制定权和管理权，导致中国不断走向殖民地化深渊。随着野蛮军事下的外交积辱，经济积贫每况愈下，文化积弱陷入泥淖，终于演化为恶性循环的死结。

在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之际，毛泽东梳理近史，激扬文字，甘为“先进的中国人”俯首、“折腰”，留下了一段经典的评点：“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2]串联起这些人物标志的各个时间点，先后发生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戍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是世道人心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变易，文化的性格从来都是温吞的，需要不断加温用慢火煨烤。被寄予“改革的高潮”厚望的预备立宪胎死腹中，划时代的政治改革蓝图与历史擦肩而过。同文馆开办了，“洋员”引进了，作为强民富国基础工程的义务教育在蹒跚起步后便有“不能承受之重”……。当此颓势相仍关头，历史呼唤出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3]

二、孙中山的文化开新

孙中山确信历史的进化不可抗拒，“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文化亦然，甚至更为切要。过人的见识、前卫的观念和坚韧的实践，使孙中山成为20世纪初期最有世界知识和思想建树的两“巨人”之一，另一人是梁启超。[4]有研究者认为，孙中山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思考文化问题的，梁启超则更多的是从建设新文化本身的需要出发处理中西文化及其互相关系。[5]如此说来，孙中山的文化思想和行动的确更接地气，是在解决中国当务之急。孙中山嫡孙女孙穗芳博士也认为，孙中山的文化建设思想，能抓住国家复兴中最急迫的问题。她以“对内政策十七条”为例证实，属于孙中山倡导的文化政策或文化关联政策的，包括采均权主义，厘定各种考试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于法律上、教育上、经济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励行教育普及等。[6]

孙中山具有与政治抱负相称的文化情怀。在人民出版社版《孙中山选集》中，文化及其相关词语高频出现，披览孙中山一生的著述，对于他的文化问题始终萦绕于怀的印象十分强烈。据思想文化史家张岂之统计，使用频率较高、涉及范畴广泛的词语，有世界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欧洲文化、亚洲文化，霸道文化、王道文化，功利强权的文化、仁义道德的文化，以及正义仁道的文化、打不平的文化、平等解放的文化、反叛霸道的文化、哲学的文化、宗教的文化、伦理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工业的文化、农民的文化等等。[7]

与许多职业革命家有所不同，孙中山对文化力量有着坚定的信念，在《军人精神教育》演讲里他把物质和精神作了这样的比较，“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8]P505更重要的是，他具有行其所知、行必以知的品格。他不相信前人“行难知易”“知行合一”的“旧说”，援引孟子“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的古训，创立了“行易知难”的“孙文学说”，并且自觉地以新的学说指导革命实践。他的学说、行动密切度，也充分体现在了广泛的文化建设领域。其文化思想以及政策设计思路，具有体系相对完整的特征，基本涵盖了文化的各个层面。

（一）三民主义——继承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如果认为谋求自由、平等、博爱的三民主义思想是渊源于美国林肯总统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people的民有、民治、民享主张，也与法国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相若，大致是不错的，但不全面。要注意到，孙中山是作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的。他有这样的夫子自道，“究竟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有什么关系呢？照我讲起来，我们的民族可以说和他们的自由一样，因为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9]下749他暗示了对“自由”的理解，中西的区别在于要集体的自由还是仅仅要纯粹个人的自由，积极的自由还是消极的自由。

（二）“心理建设”和“民族主义”——注重文化建设基础和激发民族精神

孙中山认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縻。”[9]上122“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9]下549狭义的“孙文学说”，就是“行易知难”，也就是“心理建设”，而其实质无非“文化建设”，或者准确地说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和基础的部分。孙中山在这方面的系统论述，见于“系统的《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9]上120也见于整体的《建国方略》，后出的《国家建设》与此一脉贯穿，他说“自《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书出版之后，予乃从事于草作《国家建设》，以完成此帙。”[9]下638孙中山把“改良人格”与“心理改造”，作为改善和建设国民心理素质的基础，这在他生前已发挥一定作用。

如何在发挥民族主义有益方面的同时，抑制恶劣的民族主义，是古今中外的一大难题，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六讲如是说：“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它，对于世界列强要抵抗它，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济弱扶倾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主义的真精神。”[10]这显示了倡导者通达的智慧，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有的气度。民族精神达于如此境界，是革命“先行者”的一大理想。

（三）不薄西人重古人——对待传统文化既不激进也不保守

在总体上，孙中山之于古人和西人的文化，既不同于激进主义者，也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在主张对西方文明采取“开放主义”姿态的同时，又坚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文化资源，以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可用材料。孙中山这种有分析有鉴别的文化态度，恰是新文化建构所需要的理性态度，这是西化派、复古派不可企及之处。他的文化主张还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行知协同性（实践性），这使得孙中山的主张与书斋式的、纯思辩的文化主张判然有别，表现出经世致用的务实气质。

具体的事例举两个关涉传统文化较大主题的。比如，修齐治平是中国传统中的至高境界，“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段话。把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9]下711又如，在儒家看来，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个人价值建立在群体价值的基础之上，如此才能得以恰当的实现，儒家的这一思想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的。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9]下750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决定了孙中山对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必废去中国文字，又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仰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9]上146作为一个先行者，他的“先声”欣慰地得到了当今的遥相呼应。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而又“多元发展”的中国思想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11]

（四）“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公共文化呼之欲出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明确规定要“励行教育普及，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并将此项列为中国国民党建设政策的首要内容。这一首要政策，寄寓了公共文化（含公共教育）的深意，如果假孙先生以时日，我们现在正在扎实推行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许在前几十年即可实施。

从实务层面举其大要，“先行者”的文化建树堪称表现不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特别宣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各族人民一律平等。此举充实了民国之为民国的内涵，具有中国历史划时代的意义。相应地，依据人权平等的原则，就疍户（水上居民）、惰民、乞丐、家奴、优娼、隶皂等所谓“贱民”的地位问题发布通令，规定“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 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尽管当时内政、外交百端待举，巨细均属不易，但孙中山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仍然签署颁布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文告、法令，所涉范围包括保护民权、解放“贱民”、禁卖人口、禁止体罚、严禁鸦片、禁止赌博、管制娼妓、改革历法、改变称呼、限期剪辫、劝禁缠足等改革礼仪、树立新风的各个方面，表明孙中山及革命政府改革陋习，扫除旧污，努力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培养一代共和国国民的决心。如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名义发布的《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时间在1912年3月13日。用心殷切，言之凿凿，但绩效因种种原因远不如预期。

三、爱国和科学民主新传统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把中国社会的进步分为三期：第一期感到器物的不足而开展了洋务运动，第二期感到制度的落后而寻求变法维新，第三期则感到了人之觉悟低下，于是倡导启动了国民性批判与改造。无疑，五四运动属于他所说的第三期。

五四运动由一起突发事件引起激变，爱国学生打头阵，精神领袖是开一代新风的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文化巨子，也可以包括梁启超，近年有研究是这样认为的。通常认为，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并以此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中共党史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习近平于2014年说：“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12]

五四运动的起始主要有两种算法，一是以《新青年》创刊（当时刊名《青年杂志》）为参照，一是以学生爱国示威运动为标志，前者看暗线，后者看明线。也可以认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并以事件为显著标志。前者的时间在1915年9月15日，地点在上海（后随陈独秀迁到北京）；后者首先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延续时间较长，空间很广，参与者广泛。

五四运动中最大事件的经过有一些戏剧性，超出了当局“预案”可应对的发展演化。1918年11月世界大战结束，次年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派陆征祥、顾维钧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希望收回4项利权：收回山东权利，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全部或一部分，取消外人居华的特殊利益，结束德、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结果却出乎意料，由于日本参战之初已与英法意签订秘密协定，承诺战后援助日本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的领土权的要求。另外，日本于1918年9月对中国提出关于处理山东问题的7项建议，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换文里使用了当时惯用的外交辞令：“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因此，中国代表团收回利权的提案，均遭和会拒绝。[13]1919年5月2日，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书》，将巴黎和会上英美法日意等国联手施压、中国外交将再度失败的内幕公之于众，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14]消息传开，举国人心激昂愤慨，5月4日（星期日）下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并到使馆区东交民巷请愿，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请愿未遂的学生，对误国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更加痛恨，激愤中冲入并捣毁曹汝霖住宅（赵家楼），殴打章宗祥。赶来驱散示威者的军警，扑火后逮捕学生多人，引起社会公愤。全国各大城市一致响应，运动扩及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学生之外，劳苦大众和文化界、工商界人士也响应参加，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形成巨大的爱国运动，演变为文化改革运动。

五四运动的主题范畴，以提倡欧美（有时可含日本）的“民主与科学”为主，否定中国传统的礼教伦常、风俗习惯，甚至累及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在这个主张学习西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可粗略分为三派：一为尽力西化派，而不求其利弊是非者，如胡适；一为信仰共产主义，拟借外力来冲决中国历史传统，如陈独秀、李大钊；一为反对当时政治、社会之青年，借西化来发泄不满情绪者，主要是反抗现实的青年。所以，五四不仅是学术上，同时也是政治和社会上的改革运动，目的在求国家的独立，个人的自由，中国的现代化。

关于这场运动的影响和历史评价，即便是对五四运动有微词的海峡对岸史学家也认同：“五四运动促成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的抬头、国民党改组、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政治、社会集团诞生，反军阀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得到发展。新的白话文学从此建立，教育的普及因此扩大，中国的出版业及民众舆论的力量大有进展。旧家庭制度从此日趋没落，女权运动随之兴起。儒教的无上权威和传统的伦理观念日趋破坏，输入的西方思想则日渐高涨，而文人的胸襟与眼光则愈来愈加广阔。故五四运动的真精神不只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对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的信念。”[15]在批判接受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也需要指出：五四运动的主流，主要着重公共领域，开放性吸纳新文化，救国、崇尚新理念为主线，特别是在初期，思想不定于一尊，内部的纷争尚不明显对立，总体上应视为左翼社会和文化运动。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早期实践者艾思奇所言，“五四文化运动所培养出来的最大的两株文化树，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了的三民主义。”[8]P682如果归结到一点，那便是五四运动树立了中国新文化的标尺，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抗拒的新传统。

四、新生活运动尘埃未落定

在新文化运动中，后来的国民党人锋头较弱，而且主将之一的蔡元培并非日后居于国民党主流地位，学生领袖傅斯年至终焉之年都与蒋介石的这个党若即若离。又过了15年，与此可成呼应的新生活运动隆重登场，这一次是他们自主的文化运动，从“新文化”到“新生活”，国民党开始了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奋斗”。

1934年12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宣布发起新生活运动，“以为救国建国的南针”。演讲有5大要点：“一、全国知识分子皆要负起教导国民的责任，使国民具备国民知识与国民道德。道德愈高知识愈好的国民，就愈容易使社会进步，国家和民族复兴。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要从改善国民基本生活‘衣、食、住、行’着手，故非发展教育不可。三、今后全国国民应开始实践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真正做一个现代的国民。四、新生活运动要使全国国民生活，统统能够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彻底军事化，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的精神。五、现在从南昌起，开始新生活运动，造成新风气，然后风动全国，使全国国民普遍革新。”[16]

江西省是新生活运动（常被简称为新运）的起始地，通过省主席熊式辉的治赣经过报告，可约略窥见新运的源起和主要内容：“当剿赤时期，治赣之方略为‘三保政策’，（一）编组保甲，（二）建筑碉堡，（三）充实保卫力量。”“剿平后则为‘教养卫’政策，努力国民经济建设，增加生产，……办理义务教育，养成为现代公民。……灌输人民卫生常识，讲求公共卫生，增加人们健康。……于民间风俗人心转移，衣食住行上之改善，亦积极规划进行。”[17]

同时推出了蒋手订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强调运动“宗旨为全体国民之生活革命，以礼、义、廉、耻为基本精神，以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中心目标，勖勉国人‘昨死今生’，恢复旧道德，实践新生活。”重新解释了这个基本精神：“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质言之，就是将四者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成为待人、处事、持躬、接物之中心规律。”还从正反两方面阐释了其作用和意义：“违反此规律者，无论其个人、国家与民族，未有不为之败亡者；遵守此规律，则能养成国民生活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之习性，以求共同一致之守秩序，重组织，尽责任，尚纪律，随时能为国家与民族同仇敌忾，捐躯牺牲，尽忠报国。”[16]7月1日，新运促进总会在南昌成立，开始强化普及到全国的组织措施。

关于开展新运的方法，提出了总的指导性要求。运动责任方面，由促进总会主持，各省县在发起同样运动时才可设会，但县会应受其省市会指导，以免分歧。省市县会应由省市县中最高行政长官主持，以省党部、民政厅或社会局、教育厅局、公安局及军事机关各派高级人员一名，社会各公法团也各派负责人员若干共同组成，上下对口划一。工作事项方面，分调查、设计、推行三项，“先从规矩与清洁两种运动开始进行”。运动程序上，“由自己做起，再求之他人；由公务员做起，再推之民众；由不费钱、不费时、不费力之事做起，再行其余”。“ 由机关团体及公共场所，如学校、公署、车站、码头、戏馆、公园、会场等做起，再求之于全体社会”。运动方式上，“先以教导，后以检阅。教导是以身教、口教，再以图画、文字、戏剧、电影为教。检阅是由促进会派人查考”。所有这些，似乎有力而严密。蒋在自信中预期，“经政府大力推行，国民生活为之丕变，社会风气为之移易，新生活运动使国民精神焕发，朝着复兴民族的大业迈进。”[16]

在国民党内，孙中山的文化学说影响了后来人，新运是一个重要的例证。以孙中山的“心理建设”为例，“中国心理建设学会”在抗战中期的1942年成立，办有会刊《心理建设》，研究的重心是中国民族心理。在蒋退踞台岛前，“总理遗愿”确实是他们最爱打的旗号之一，其中曲直难以一言蔽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孙中山从来没主张和实行过法西斯主义，在蒋的新运中，这却是一个难以抹去的痕迹。

新运初起时便招致了批评和非议，认为这是“文化复古的运动”，“不值得运动的运动”，“一党一派含有某种政治作用的运动”。[18]已非中共党人身份的前新文化运动重要领袖陈独秀，也加入了批评者行列，至少写过两首讽刺诗，其中一首尖锐辛辣，令当局十分难堪：“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19]在中共方面，当时半为排斥，半为利用和参与，批评者主要来自理论宣传战线，参与利用者主要来自实际工作者，即便是党内高级干部，口径也不一致。1935年9月，任弼时在红二、六军团总结“冲破敌人的‘围剿’的经验和教训”会议上，揭露了敌方“在政治上进行欺骗宣传”的方式之一便是“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复古愚民政策”。[20]而刘少奇则主张，“就是国民党在工人中进行的其他许多运动，如……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等，我们都要利用来提出工人的要求，开展在工人群众中的斗争和工作。”而不应该“采取关门主义的简单的“绝对反对”新生活运动的策略。” 他还肯定了“唐山工人利用新生活运动要求开窗户、设澡堂、发新衣等得到胜利，就是很好的经验。”[21]张闻天主张，“如新生活运动中某些口号，在工人斗争中也是可以利用的。”[22]另外，针对不同时期的新运中共党人有不同态度，对抗战期的新运一般都予以积极肯定，而邓颖超则以“新生活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名义，派人办了20多个妇女识字班，进行抗日宣传，并动员了不少妇女奔赴延安。[23]在武汉，中共还通过“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这个公开合法的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坚持全民抗战的宣传，开展妇女抗战工作，开办女工夜校和妇女干部短训班，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24]

时过境迁后，对于新运是非得失的评说，至今尘埃仍未落定。总的说，对于国民党主导的新运，国内很长时间里有一些肯定也是有限度的、低调的，激烈的否定一直存在。近年来的变化却较大，肯定面由抗战动员、公共卫生、体育等领域逐渐扩大，并开始厘清其初衷是否纯为反共，是简单的复古还是对传统文化有所扬弃，诸如此类的问题今后可能更多。

五、红色割据下的文化履新

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都是土地革命以来的红色政权区域，共同特点是因红色割据而产生了革命文化，文化功利着重现实，文化使命朝着未来，文化任务异常艰巨，而其对新文化的追求，又是与五四运动伴随的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的。

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武装在开辟苏区和建立红色政权后，面临着艰苦复杂的局面，遇到了预料中和预料外的许多实际问题。这在当年“苏区人”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妇女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康克清曾说，“苏区妇女有劳动习惯，有革命热情，可是没有文化，这给工作带来很多困难。”[25]其实，“没有文化”是工农大众共同的苦难，也是他们苦难命运的一大病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瞿秋白在看到各地乡村教育状况后曾经感慨，“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一定要设法扫除文盲。”[26]为了生存和发展，一项新的重要工作随即不可避免地摆上日程，花大力气办文化教育成为理性的抉择。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洛甫（张闻天）对苏区青年工作做了这样的要求：“第一，主要的、中心的是文化教育，现在要用全部力量来进行。”[27]中华苏维埃教育部实际领导人徐特立，筹划“苏区的文化运动”的重点之一是“自动的筹款”，以“有系统的有组织的进行文化教育工作”。[28]1933年1月，方志敏曾以闽浙赣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的名义，在一份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中说，“省苏是极力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发展识字运动，扑灭文盲，全省群众应该加入工农补习夜校及识字班，加紧读书识字，加紧读报工作，切实建立俱乐部工作，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政治水平。”[29]

在实际工作中，鄂豫皖苏区的文化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工农兵群众为主体，以革命知识分子为骨干，以服务革命战争为目的，从发展教育事业、创办革命报刊、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文化宣传活动等入手，并取得了明显成就，对传播革命思想、支援革命战争、提高群众文化水平、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起了重要作用。[30]在江西苏区，通过创办贫民学校，开办识字班、夜校、半日学校，举办干部训练班，建立教导队、红军学校、无线电训班等多种形式，在苏区军民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的文化教育活动，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得到有效发展。[31]历史地看，苏区文化教育工作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建立了文化教育的组织机构，制定了文化教育的方针、任务，促进了扫盲识字运动的开展，形成了初步的干部教育体系，活跃了群众文体活动。探索出了一些经验，如坚持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方向，从政治上予以重视，积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等。具有阶级性、民族性、科学性、群众性、历史性、灵活性和革命性的特点。[32]

抗日民主根据地（边区）的文化运动呈现了另一种风貌。主要特点，一是建立了服务于抗日救亡的抗战文化；二是在中共党的领袖主持下，努力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三是在与国民政府合作中良性互动，像《夫妻识字》反映了扫盲运动中一个家庭文化生活的场景，其时在边区之外也能看到。这一时期，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特别是为工农兵服务，还必须服务于政治，这两个“服务”后来经过发展演变成为中国至今文化总体政策中“二为”方向的最重要理论资源。

解放区的文化建设与政权建设一同进行，主要任务是为推翻包括文化专制的国民党专制统治而准备思想文化条件，并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打通向未来延伸的进路，其效能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得到了发挥，直接地为制定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供了历史方位的借镜。

六、简短的结语

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一切有益于中国文化发展变革的尝试都历史地客观看待。虽然对其中若干得失功过，不是一时看不清，就是难于一言以蔽之，但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愿坐视中华民族一步步沉沦的初衷来衡量，我们的前人不同程度做出了基于文化自觉对逆来顺受命运的抗争。这一点是我们如今评价现代文化史的基础。因此，笔者愿为本文这样作结：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求变的核心价值是现代性追求的崇尚民主与科学，振兴中华的民族主义抗争和文化情怀是文化作为的内生动力，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中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为文脉沉弱期的文化振奋提供了滋养。萌芽于清末民初，形成、发展于整个民国时期的新文化，在每个阶段都有许多曲折，文化求新求变的属性可用“文化知行”和“文化尝新”来概括，而文化创新的条件始终不成熟，只有进入当代才有了这种可能。在创新文化乃至建构先进文化之后，等待我们的下一个“旧邦新命”，无疑是全面的文化转型，主要任务是从传统价值观转变到世俗理性价值观，从生存型价值观转变到自主型价值观。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9.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8.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56.

[4]李喜所,元 青.梁启超传（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31.

[5]张 磊.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2

[6]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17.

[7]张岂之.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J].西北大学学报,1987.（7）.

[8]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0]马 忠.变革 时代的思想重建——孙中山国民心理变革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32.

[1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12]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2）.

[13]彭 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3.

[14]周天度.蔡元培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6.

[15]中华百科全书[DB/OL].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399&htm=01-488-0488五四運動.htm,[2016-08-22].

[16]中华百科全书[DB/OL].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10429&htm=07-351-4113新生活運動.htm,[2016-08-22].

[17]新运策源地之江西[J].励志,1937，（16）.

[18]何浩若.新生活运动批评的批评[J].前途,1934，（6）.

[19]陈独秀.陈独秀诗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150.

[20]任弼时.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00.

[21]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6.

[22]张闻天.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6

[23]姜华宜.新编中国革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5.

[24]盖 军.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18.

[25]康克清.康克清文集[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385.

[26]王铁仙,刘福勤.瞿秋白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03.

[27]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3.238.

[28]徐特立.徐特立文存（第一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92.

[29]方志敏.方志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3.

[30]唐金培.鄂豫皖苏区文化建设模式及其历史地位[J].中州学刊,2008，（6）.

[31]唐俊琼.江西苏区文化建设的早期实践——东固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模式初探[J].党史文苑,2012，（16）.

[32]马于强.试述中央苏区文化教育的特点、成绩及经验[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0，（3）.

[责任编辑：李春辉]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征稿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委托内蒙古电大主办的全国电大系统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理论期刊，创刊以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秉承开放理念，适应发展需求，追踪学术前沿，鼓励创新研究，吸纳学界精华，彰显系统特色，扩大学术影响，争创精品期刊”为办刊指导原则，依据《著作权法》、以及2011年国务院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中国学术期刊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规范编排。

学报开设有《经济学·管理学研究》、《法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报告文学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写作学研究》、《哲学·政治学研究》、《美学研究》、《语言文字学研究》、《历史学研究》、《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研究》等栏目，欢迎各方学者赐稿。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1．本刊欢迎具有创新性、学术性、科学性的学术论文。来稿要重点突出，条理分明，论据充分，数据可靠，文字简练，图表清晰，每篇字数以8000 字左右为宜。

2.对准备采用的稿件，本刊将根据版面情况，在不被违背作者本意的前提下，作适当压缩删改。不同意者请在来稿时申明。

3.来稿必须包括:题目、作者简介（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职称、详细工作单位）中文摘要（200 字左右）、关键词（3 ～ 8 个）、正文、参考文献和英文的题目、汉语拼音的作者姓名、英文作者工作单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中文的作者简介、电话号码、E-mail 地址。英文摘要需用第3 人称，时态要保持一致，用一般现在时或一般过去时。

4. 参考文献只择最主要的且公开发表的，文献要按文中出现的顺序附于文末，每条文献请按以下内容、顺序、标点书写。

专著著录格式:[序号]著者. 书名[M].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期刊著录格式:[序号]著者. 文章名[J]. 期刊名，出版年，卷号（期号）:页码.

论文集、会议录著录格式:[序号]著者. 论文集名称[C]. 会议地点:[出版者]，出版年.

学位论文著录格式:[序号]著者. 题目[D]. 产生地:产生单位，产生年.

电子文献著录格式:[序号]著者. 题目[OL].[公开日期]. 引用网页.

5 本刊属于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网络版）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等多家网络数据库收录期刊。凡向本刊投稿，将视为同意由上述媒体全文收录，所支付稿酬包括纸质媒体和网络、数据库及光盘等媒体发行后所应支付的稿酬，如不同意，请作者在来稿时声明。

6.作者在三个月内未接到录用通知，可来电咨询，或自行处理。

本刊收稿专用信箱:crtvuj@126.com，编辑部电话:0471-4605573校内作者可通过校内办公系统投稿。

Resistance in the Period of Context being Weaked and Decline:A Survey of Culture Refor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Zhi-gang

（InnerMongoliaAcademyofGovernance，HuhhotInnerMongoliaChina010070）

2016-10-20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公共政策传导专题史研究（项目编号:10XXW0003）”成果之一。

王志刚，男，内蒙古行政学院，教授。

G

A

1008-0597（2016）04-0066-08

10.16161/j.issn.1008-0597.2016.04.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