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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儒家文化在南诏大理国的传播

2016-03-09裴黎黎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大理大学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南诏儒家文化王朝

贺 曦,裴黎黎(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试论儒家文化在南诏大理国的传播

贺曦,裴黎黎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总体保持臣属关系,由于唐宋王朝的边疆治理策略,南诏大理国德化治世的需求以及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儒家文化在南诏大理国得以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诏大理国;儒家文化;传播

[DOI]10.3969/j.issn.1672-2345.2016.03.003

如所周知,儒家文化自汉武帝以来一直是传统中国历代王朝推行的主导思想,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及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不仅是汉族地区的主流文化,也对中央王朝周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南诏大理国是与中国古代唐宋王朝大致同时存在的以现今云南大理为中心的西南边疆地方民族政权,儒家文化在这两个民族政权存续期间及该地区民族的长期生息、发展中有着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儒家文化在南诏大理国传播的前提条件

一种文化能够在本土之外的另外地区传播并被接受,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文化能够到达这一地区并被广泛传播,尤其是有地方政权存在的地区,传出和传入地两个政权要能够交流互动;二是该文化能够被所传播地区接受。若不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就会直接被排斥,不被接受而无法传播。儒家文化能够在南诏大理国传播,首先不存在文化交流不通的地域性客观条件限制,南诏大理国所辖区域都与唐宋疆域相邻,主要是两个政权能否交流互动的问题。从南诏大理国与唐宋王朝的历史关系来看,它们在总体上是臣属认同关系,即南诏向唐、大理国向宋称臣而承认自己的藩属地位,同时在经济文化上交往频繁从而保证了儒家文化在该地区的传播。

南诏虽与唐发生过短期交恶,在天宝战争中曾大败唐军,但总体上是倾向于与唐结盟甚至向唐归附称臣的。李唐取代隋朝而立的同时,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也日益强大起来,洱海地区陷入吐蕃与唐朝的地域争夺当中。唐朝积极扶持南诏(蒙舍诏)势力使其统一洱海地区各部落,以达到有效控制该地域以对抗吐蕃的目的。公元654年南诏首领细奴逻曾派其子逻盛炎入唐朝贡,唐高宗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逻盛炎之孙皮罗阁即位时,唐朝封其为“台登郡王”。“子皮罗阁立。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赐名归义。长男阁罗凤授特进兼杨瓜州刺史。次男诚节,蒙舍州刺史。次男崇,江东刺史。次男成进,双祝州刺史”〔1〕38。开元26年(公元738年),在唐朝的支持下南诏终于统一六诏,南诏国正式成立,唐朝封皮罗阁为越国公,“以功策授云南王”〔2〕。唐朝初步达到了寻找洱海地区代理人以控制该地区的目的,南诏也实现了其统一洱海地区各部的野心。其后,南诏与唐朝的关系经历了天宝战争(南诏于公元751年,754年两次大败唐军)而交恶,南诏与吐蕃联盟而对抗唐朝。后来南诏又不堪忍受吐蕃的统辖欺压,加上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力衰退,需要联合南诏对付吐蕃,于公元794年南诏与唐朝重新结盟,唐朝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以尚书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内给事俱文珍、刘幽岩入云南,持节册南诏异牟寻为云南王,为西南之藩屏”〔1〕45。南诏在劝丰祐去世之后,与唐朝又有关系恶化的现象,但纵观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史,总体上是向唐称臣而保持藩属认同关系,即便是天宝战争的交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南诏德化碑》为证。政治上的臣属认同则保证了南诏与唐朝经济文化交流的顺利开展,当然也为儒家文化在南诏国的传播奠定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大理国一直向宋表达臣服并请求册封,两宋王朝鉴于“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南诏传》)的教训,对大理国的请求大都推诿回绝,但也经常接受大理国的朝贡并有回赐之礼,大体保持着一种松散的形式上的藩属关系。公元1038年大理请封于宋,宋回称:“敕南诏国王某,所上表事具悉。卿勤王岁久,望阙情深,特推北拱之心,远有东封之请。嘉赏之外,愧耻良多。朕闻封禅之仪,皇王大礼。苟非功格天地,泽被昆虫,虽力行于一时,终取笑于千古……泰山梁甫,匪予意焉!卿当善肓民人,谨奉正朔。登封之请,以俟治平。诞布朕心,固宜知悉!所请宜不允”〔3〕。直到公元1117年,宋徽宗才正式册封大理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正式确定了大理国与宋朝的臣属关系。到南宋以后,大理国与南宋的臣属关系并未进一步强化,南宋甚至有意弱化,不过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松散的藩属关系,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却保持着北宋以来就有的频繁互市往来。如史载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诺驱自部马二百五十匹至黎州求互市。诺驱令译者言更入西蕃求良马以中市”〔4〕。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今广西田东县)议市马”〔5〕257。

南诏大理国与唐宋王朝这种总体上臣属认同的关系,为儒家文化在南诏大理国传播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同时,政治上的臣属认同使得儒家文化在南诏大理国的传播更为直接,正如杨志玲教授所言,“少数民族地区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保证了中央政治权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顺畅运行。借助政治权力传承是儒家道德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承的特殊而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方式”〔6〕。政治上的认同臣属反映出文化上的认可与推崇。首先表现在南诏大理国的政治制度依照唐宋官制而设,比如唐朝中央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州府有功、仓、户、兵、法、士六曹设置,南诏仿照唐朝亦有六曹设立。“在南诏的制度建设方面,中原唐朝所起的示范作用是极为明显的,南诏节度、都督的建置基本沿袭唐朝制度而有所增损”〔7〕。其次是对儒家文化中君权神授、尊君一统等政治哲学观念的接受与运用。《南诏德化碑》开篇就言道,“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8〕1。体现出对儒家文化中政治哲学的推崇与运用,也是儒家文化在南诏国家制度与政治观念中的具体传播与体现。

二、儒家文化在南诏大理国传播的原因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盛世阶段,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无疑都领先于当时相对落后的南诏国在内的周边各民族区域;同样,两宋王朝虽然在政治军事上不及唐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处理中渐落下风,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依然远远领先于大理国。儒家文化作为中原汉文化的核心和中原王朝的主导思想,在南诏大理国与唐宋王朝政权互动及经济文化交流中,作为先进文化被广泛传播到南诏大理国。当然,一种文化能够被所传播地区真正接受,最关键的是被传播地区要具备接受、吸纳此文化的条件或可能性。现在看来,儒家文化作为当时的异域文化能够被南诏大理国接受,首先是南诏大理国的本土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兼容并蓄、谦虚好学的特质。正如学者赵金元所言,“白族文化是一种多元的、开放性、包容性很强的少数民族文化”〔9〕。正是南诏大理地区白族文化多元并包的特性,构成了儒家文化在该地区传播的内在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唐宋王朝边疆治理中的人文教化策略

中国历史上自秦代以来至宋元之际,中央王朝对很多边疆民族地区一直奉行“羁縻”统治。在军事上威胁施压,政治上结盟、册封而给予自主治理权,经济上互通贸易给予实惠,在文化上则进行积极灌输以教化文明、知悉礼乐而使边疆民族承认中央大统,达到和平治理的效果。南诏大理国虽然不是唐宋治下的羁縻州府或地方羁縻民族,有其相对独立的民族政权,但总体而言,唐宋王朝对南诏大理国的经营管辖使用的还是羁縻策略。因此,唐宋王朝非常注重对南诏大理国的文化灌输,儒家文化的传播则是重中之重。如唐西川节度使牛丛向南诏清平官所致《报坦绰书》中所言道,“我大唐德宗皇帝仁沾动植,信及豚鱼。子育兆民,君临四海。悯其倾诚向化,率属来王,遂总诸蛮,今归君长,乃名诏国,永顺唐仪,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霭有华风,变腥膻蛮貊之邦,为馨香礼乐之域”〔10〕。唐朝对南诏的管辖从人文教化方面就是要“以夏变夷”,通过儒家文化在南诏的传播,以期南诏政权永顺唐廷,南诏百姓习染诗书礼乐而有中华风貌气象,从而达到控制南诏地区的目的。与唐朝向南诏积极传播儒家文化不同,宋王朝在对待大理国的关系上显得谨慎消极,在文化传播灌输上也就显得低调节制。但是,与两宋王朝的刻意保持距离相反,大理国的统治者在对宋王朝的朝贡归附中显得积极主动,在文化学习上也展现出积极开放的姿态,对儒家文化全面引进、学习而不遗余力。大理国与宋的贸易往来中,“不论官方或民间的至广西与宋交易者仍络绎不绝,其所购买中有的以书籍为主”〔11〕。

(二)南诏大理国统治者德化治世的需求

儒家文化得以在南诏大理国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除了唐宋王朝边疆统治中“教化蛮夷”的需要外,南诏大理国的统治者本身也有引进与学习当时的先进文化——儒家文化的客观需求。正如学者张云霞指出的,“儒家思想相对当时南诏社会来讲,又是一种先进的文化,符合南诏统治者用先进的文化来消除各部落在思想意识方面差异的目的,以此推进社会各部落群体的一体化进程,并通过文化凝聚,加强对自己政权的统治,因此南诏上层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积极接受、吸收并大力倡导”〔12〕。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立国的事业是在唐朝的直接扶持下才得以成功的,但其在具体的政权统治过程中,洱海地区的其他部落及周边其他民族未必就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管辖。无论是在政权获得的合法性还是政权维护的具体理论上,都需要一套高明的学说来支持。儒家文化中的君权天命、尊君一统等思想正好满足南诏统治者的需求。同时,在社会伦理道德与日常生活文化水平等方面,南诏大理国作为当时的“蛮夷之地”确实与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原华风气象有差距,也有积极学习孔孟圣贤之道的必要和需求。《南诏德化碑》中言道南诏王阁罗凤“不读非圣贤之书,尝学字人之术”〔8〕3。其一表明南诏社会最高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高度推崇与认同;其二表明学习儒家圣贤之道已成为当时南诏社会的基本价值标准,并自上而下地研习与推行。大理国时期延续了南诏德化治世的传统,对儒家文化进一步学习、引进与运用。

(三)南诏大理国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与推崇

相对各周边民族的文化,儒家文化在汉以来得到长足发展,唐宋时期成为周边各民族引进学习的先进文化。南诏国自与唐有来往关系以来,就一直推崇儒家文化并积极引进学习,甚至达到如《南诏德化碑》所言的“不读非圣贤之书,不做不忠不孝之人”〔8〕3境地。南诏首领细奴逻曾“劝民间读汉儒书,行孝忠信礼廉耻之事”〔13〕29,盛逻皮在“开元十四年,效唐建孔子庙”〔13〕32,向唐朝派遣使者专门请教典籍精义,学习礼仪制度,购买书籍器物等。尤其是异牟寻时期,重用被俘的唐朝儒士郑回,南诏举国上下学习唐朝文化礼制,并大量派出贵族子弟到成都学习诗书史籍。从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间,大约有上千南诏贵族子弟到成都学习儒家文化。同样,大理国延续了南诏时期对中原文化的推崇研习。据史载,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五月湖北路提举学士徐行奏:“押伴大理国进奉使到州,闻学校文物繁盛,乞诣州学瞻拜宣圣,知州张察同使人、押伴官到学,使人祗揖诸生及谒殿如仪,升堂谒见诸生;又问御书阁,乞观皇帝御制,举手读遍,以笏叩头;要巡斋观看,每到一斋,皆顶礼”〔14〕。从这段文字可见大理国对宋朝文化的认同与推崇之至。又如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大理国使臣在横山寨贸易时一次向宋朝提出购买的百家类书目录就有:“大略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5〕257。这张书单反映出当时大理国社会对中原文化的全面认同与学习的状况。总之,儒家文化作为唐宋时期的主流文化,在南诏大理国认同与吸纳唐宋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传播。

三、儒家文化在南诏大理国传播的影响

儒家文化在南诏大理国的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对南诏大理国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社会经济等方面有具体而显著的推动作用;其次对唐宋中央王朝而言,儒家文化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德治教化、以夏变夷的目的,为洱海及云南地区的稳定奠定了文化基础。儒家文化的谦敬和谐、仁爱忠诚、重义忘利等基本伦理道德深深印记在云南地区的民族文化中,以致后世历代的民族关系处理中,云南都能基本呈现出团结和谐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儒家文化在南诏大理国传播所产生的更为深远的意义。

儒家文化中的君权神授、天命观,尊君一统等政治哲学思想,对南诏大理国向唐宋王朝的认同归附有直接促进作用。如《南诏德化碑》阐明南诏与唐交恶的原因时言道,“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明确承认南诏是忠臣,唐王是天子。又表明南诏“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子子孙孙永为唐臣”〔8〕3。宋徽宗时期广州观察使黄磷得知大理国主段正严有意归宋,转奏朝廷道:“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15〕。大理国一直孜孜以求得到宋王朝的册封认可,这种对中央王朝的归附认同无疑是受到了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影响。据龚友德考察,“南诏王世隆改国号为‘大礼’,旨在效法中原,奉行礼治。……将国号定名为‘大理’,其用意也在于要重礼乐、贵理义,把统治的地区治理得和中土一样”〔16〕。

儒家文化的传播对南诏大理国的民族伦理道德起到了推进更新作用,促进了南诏大理国教育文化的发展,使“腥膻蛮貊之邦”,“数年之后,霭有华风”,成为“馨香礼乐之域”。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习染之下,南诏大理国社会向重礼仪、尚文雅方面发展。儒家文化中“仁爱”“忠孝”“礼仪”等观念成为南诏大理国社会的基本道德要求,作为一般行为规范贯彻在日常生活中。南诏清平官郑回曾以国家律法的形式,把儒学教育确定下来,即“南诏文武官员必行汉礼;皇子女国中官家富室必通汉文;为官必知孔孟”〔17〕。随着南诏大理整个社会的教育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南诏王异牟寻向唐王朝敬献的《南诏奉圣乐》和其他的“夷中歌曲”轰动了长安。《南诏奉圣乐》除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之外,也体现出儒家文化的精义,其“所歌颂和希望的正是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和礼乐教化”〔18〕。

〔1〕木芹.云南志补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刘昫.旧唐书:南诏蛮:卷一百九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80.

〔3〕段玉明.大理国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317-318.

〔4〕脱脱,阿鲁图.宋史:蛮夷四:卷四百九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233.

〔5〕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M〕.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6〕杨志玲,盛美真.儒家道德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承途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5):40-43.

〔7〕谷跃娟.南诏史概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74.

〔8〕杨世钰,张树芳.大理丛书·金石篇:第一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9〕赵金元,饶清翠,凡丽.白族文化的包容性及其现实意义〔J〕.中国发展,2009,9(3):80-85.

〔10〕董诰,阮元,徐松,等.全唐文:八百二十七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8713.

〔11〕木芹,木霁弘.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32.

〔12〕张云霞.儒家思想在南诏社会的传播〔J〕.大理学院学报,2002,1(1):12-15.

〔13〕尤中.僰古通记浅述校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14〕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213.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6484.

〔16〕龚友德.白族哲学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102.

〔17〕大理州文联.大理古佚书钞〔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276.

〔18〕龚友德.儒学与南诏文化〔J〕.孔子研究,1989(4):109.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Nanzhao and Dali Kingdom keep a vassal relationship to Tang and Song Dynasty,And the border management strategy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Nanzhao and Dali Kingdom of demand for moral education of nationals and recogni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the Confucian culture in the Nanzhao-Dali Kingdom was able to spread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Key words〕Nanzhao and Dali Kingdom;Confucian culture;spread

(责任编辑贺曦)

On the Spread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Nanzhao and Dali Kingdom

He Xi,Pei Lili
(College of Marxism,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B21

A

1672-2345(2016)03-0013-05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YB2015025)

2016-01-26

2016-02-15

贺曦,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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