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琛

1978年12月26日，52名中国学者前往美国华盛顿。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派遣的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2013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出国留学人员达到18，000名。其中，“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项目、访问学者（含博士后研究）项目计划选派2，500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计划选派6，000人”。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访问学者的人数不断增加，所到对象国也更为广泛。那么，在世界的眼中，来自中国的学者们具有哪些特点？此外，随着国际与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中国访问学者们面临着哪些新的任务与挑战？本文以国际媒体权威数据库哈佛大学Factiva，检索并分析了国际媒体有关中国访问学者的报道，总结出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中国形象的诠释者

2007年，西蒙·安赫特（Simon Anhalt）提出国家形象（Nation Branding）的概念，认为“（全球化使）世界成为单一市场，因此各国、各城市和各地区必须通过彼此竞争才能赢得国际媒体、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与尊重”。研究得出，国家形象决定着各国所能获得的文化份额，而文化认同则会转化成为合法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形象更是促进国家建设的“灵丹妙药（Panacea）”。由此可见，如何建设一个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国家形象是当前中国发展的要务之一，而这项任务的完成需要国家形象最重要的塑造者—国民的共同努力。走出国门的中国访问学者自然会成为所到国家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诠释者。

总体上，中国访问学者为中国形象增添了靓丽光彩。例如：在坦桑尼亚中国文化周活动中，访问学者们协助我国使馆组织了学术讲座、文艺表演和文化欣赏等多项活动，不仅赢得当地居民的高度赞赏，也获得了我国外交部的表扬。实际上，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迫切需要中国访问学者的贡献。与我国驻外机构相比，访问学者有专长优势，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和公信力地阐释中国。2014年春节期间，笔者在哈佛大学主讲题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观念变迁研究—从“改革开放”到“走出去”》的学术报告，目的是回应国际社会所热议的：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原因、动机，特别是将给世界带来何种影响等问题。讲座吸引的不仅有旅美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侨，还有渴望了解中国的普通美国人。在互动环节，美国听众说，“讲座让我体会到中国人民是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人民，我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You are people， we are people， we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对本次活动进行专题报道的《侨报（波士顿版）》记者王昊介绍说，根据他的采访经历，建设中国形象不能仅靠中国官方的力量，而且其实访问学者等民间交流更符合西方文化所倡导的公共外交理念，盼望更多的中国学者作出更大贡献。此外，访问学者通过学术合作更容易与所在院校和机构建立深厚友谊，并为合作奠定坚实基础。以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法律中心（China Law Center）为例，促成此事的主要原因就是耶鲁大学期待能“有更多的新机会与中国的法律专家们合作，因为中国法制改革不仅惠及中国更有益于世界的福祉，耶鲁建立中国法律中心就是要为此尽一份力量”。

在肯定大多数中国访问学者为中国形象展示付出的辛劳同时，也必须对他们当中部分人的不良行为作出批评与反思。有些访问学者把访学变成了旅游，他们更像是游客或者美食家而不是学者。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许多中国留学生反映，部分访问学者因为没有课业压力，也不受管理约束，所以主要活动是游山玩水，或者与其他中国访问学者拉关系。看到他们在博客、微信圈中的照片和聊天内容，几乎都不涉及学术。因此，如何切实提高对国家公派访问学者的监督管理水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外文化的交流者

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会通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汉学（Sinology）”的出现与发展是一个代表性例子。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更加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虽然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仍有大量工作亟待完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在促进中外理解与沟通方面，访问学者具有比报纸、广播和影视等大众传媒更为突出的优势。根据20世纪60年代美国提出的“两级传播（Two-step-flow-of-communication）”理论，传播过程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从传媒到达受众，即大众传播阶段（Mass communication）；然后是由能够影响周围人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再传达给民众，即人际传播阶段（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两个阶段相比较而言，人际传播将起决定性作用。可见，中国访问学者作为“中国通”相当于中国话题的“意见领袖”，能够通过与国外民众的面对面交流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总结国际媒体报道，可以发现中国访问学者的活动得到广泛重视，观众不仅来自普通百姓，更包括对象国的“意见领袖”。例如：2012年，《环球时报》（Global Times）报道中国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作学术报告，讲述微博在中国的发展，“令主讲人意外的是许多知名教授和学者都来听讲座，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是国内人无法想象的”。在涉及对中国的一些历史敏感问题方面，中国访问学者的观点有时甚至能够启发研究者。例如：韩国学者回顾自己对朝鲜战争的研究时介绍：“一对中国访问学者夫妇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联合国拯救了朝鲜半岛，中国也作出了巨大努力，（这）让我意识到继续研究这场战争的历史评价的重要性”。对于每个国家都有的所谓“偏远地区”来说，中国访问学者更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宝贵资源。例如：怀俄明州立大学曾邀请五位中国访问学者联袂奉献“理解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就与机遇（Understanding Consequences and Opportunities of Rapid Social Changes inside China）”论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还有很多研究者是通过与中国访问学者共同完成项目，成为了中国的朋友。例如：俄勒冈州立大学汉娜威教授（Hannaway）谈到，“我从1982年，第一批中国访问学者到来就与他们合作开展研究，几十年来我越来越愿意推进中国与俄勒冈大学的交流互助”。

近年来，出现的一个趋势是中国访问学者往往会成为中国热点议题的诠释者。以全球瞩目的“中国创造”为例，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齐越教授主持了“汉字构型文化动态传播”项目，通过计算机技术与汉语研究相结合，艺术性地提炼再现了汉字的历史演进及其所折射的中国文化理念。本项目结合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系等跨学科智慧，生动地反映了当前中国既鼓励发挥想象力、追求创新，又重视传统的文化精神。通过这项研究，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中国通”孟睿思教授（Christopher Marquis）高度评价中国学者的创新，他认为：“与国际上众多文化传播机构相比，（这项研究）的创新理念更鲜明，跨学科的研究意识与能力更突出”。

总之，中国访问学者理应成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使者。在回应世界关切方面，他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全球化将文化软实力竞争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时，文化传播也成为了博弈。根据访谈，我国派出的访问学者反映自己所在单位的有关中国的讲座或活动非常多，来谈论中国的团体或个人也是形形色色。因此，中国访问学者需要树立责任意识，承担起会通中外的使命，帮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中国威胁论的受害者

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媒体对中国话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文化以及地缘战略等因素，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刻板的（Stereotype），甚至掺杂着成见与误读。这些问题不利于国外民众客观地看待中国、公允地评价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更多时候，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中国是强势（Aggressive）、奇怪（Estrange）和充满着不确定性的（Uncertain）。例如：谈及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时，中国通常被形容为是“大佬作风（We can accept China as our big brother but not as a big bully）”；在评价中国经济实力增强时，中国成为威胁美国霸主地位的对手（Watch out： China races past Japan and closes in on the USA for world's largest economy）；在分析中国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时，中国总是显得有些迫不及待（Can China do soft power softly， softly）。

以此为背景，部分国际媒体，特别是少数西方媒体会将中国访问学者渲染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引起关注的“中国学者威胁论”。该报告针对所谓“李文和窃取美国核武机密”事件，声称要警惕中国学者。对此，中国发表了《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谎言（Fact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and Lies）》予以驳斥，指出“美国低估了中国科学家的创造力。中国有足够能力自主发展技术，没必要窃取美国的任何发明”。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这种杂音虽然在西方一些国家长期存在，但一直没有引起较大反响。然而，近两年来，由于亚太局势的变化，所谓“中国访问学者动机不明或者行为影响国家安全”等论调开始抬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责中国学者对科研或者学习并不热心，访学期间没有任何成果，因此值得怀疑；二是夸大地指责中国访问学者搜集，甚至盗取资料或技术等。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案例是：2013年12月，中国赴美访问学者、农业研究人员张伟强被指控窃取种子。2014年5月，判决罪名成立。然而，一些美国法律界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该案有一些令人遗憾之处。例如：张伟强对美国实验室的管理习惯不甚了解等。因此，简单地将一个个案与“中国威胁论”相联系是不够客观的。

总体看来，中国访问学者受“中国威胁论”所累的问题并不特别突出而且国际媒体对此的关注较为有限，尚谈不上过度渲染。然而，它却对我们的访问学者工作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有关访问学者的考核等工作需进一步细化，甚至量化。通过严格的考核制度，督促访问学者在国外能够更加珍惜学习机会，投入研修，最大程度地杜绝浪费资源的情况出现。同时，应该完善对访问学者科研成果的统计与社会发布，让关心这些问题的各界人士都能够有渠道了解到中国学者的访学情况。借助这些措施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访问学者出国研究的真正目的和成绩，避免少数人借题发挥。第二，派出前的辅导工作可以更为全面。虽然访问学者在派出前会有机会了解所到国家的一些风土人情等情况。然而，大家对所到国家的制度、合作研究时应注意的跨文化差异以及以往教训等信息了解得还不够全面，只能依靠自己摸索。这样，有些因为不熟悉情况而造成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不仅令人遗憾，而且可能会被“包装”成为中国阴谋论的证据，给我国访问学者工作造成困扰。

在派遣第一批留学人员时，邓小平曾说，“不要怕出国的留学生跑了，就是跑了10%、20%，我们还落了个90%和80%”。当时，参加出国选拔考试的人达到上万，而外语水平考试达到60分的还不足2，500人。以至于在最后遴选出50名候选人后，还要再集中学习。

走过三十多年，当前中国访问学者的数量和素质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讨论，走出国门的访问学者们所面临的状况更加复杂，所肩负的责任变得更富挑战性。因此，如何在海外学习中，积极且高质量地介绍中国；同时，能够努力了解对象国的长处，这是中国访问学者需要面对的课题。值得一提的是，当国人日益成为国家形象塑造者的时候，中国访问学者也不可避免地被视为中国形象的展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访问学者们有必要得到语言之外的更为丰富的培训，自身也需要思考研究计划之外的社会实践，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对访问学者提出的新要求。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和2013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哈佛大学博士后项目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 实习编辑：翟 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