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炮儿”们的血色青春：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与流派

三十年前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认真考察红卫兵运动就会发现，它既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又充满了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青年思想和政治活动异常活跃的时期。整整一代学生青年在真诚地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同时，也带进了他们之间在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形形色色的差异和分歧，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

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在1966 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意在标榜自己是队伍纯洁的、受到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并以此与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特别是家庭出身混杂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区别。今天从学术上来看，这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划分。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组织。红卫兵最初赢得了左派学生的声誉，却很快因其自主性受到工作组的批判。1966年6至7月，按照常规方式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共中央和基层组织的一些领导人，虽然支持红卫兵对原学校领导的批判，肯定他们是左派学生，却不能容忍红卫兵组织长期存在。

对此，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指示工作组采取用共青团“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的政策，而红卫兵执意保持自己的阶级队伍，期待以非同寻常的革命举动建功立业，在学生当中树立权威，他们不那么把工作组放在眼里，不愿意按部就班地听从工作组安排，因而与工作组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尖锐。

红卫兵的这些违反常规的行为，遭到工作组的批评，却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种不受基层党组织控制的左派学生组织，提供了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冲破党政领导阻力的组织形式。而“造反精神”正是来源于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传达了毛泽东鼓动群众冲破常规的组织纪律、规章制度，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进攻的意图。

进一步说，压制红卫兵的方针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肯定红卫兵即意味着对刘少奇的否定，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政治需要。毛泽东得知红卫兵的情况并看过红卫兵鼓吹“革命造反精神”的文章后，于1966年8月1日，给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继而于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的代表。

从8月1日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至8月18日新闻媒介公开报导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有半个多月。在此期间，群众中只有少数红卫兵和高级干部子女通过父母的内部信息渠道得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为了紧跟毛泽东，也为了保持左派的地位，北京和个别大城市的一批高干子女在自己所在中学成立了红卫兵。其中某些深受工作组信任的干部子女，也突然翻脸，抢先对工作组进行批判，这曾使一般群众感到莫明其妙。这些学生的政治表现与红卫兵发动者存在差距，但是他们在把红卫兵当作“红五类”，实际是干部子女“阶级队伍”的问题上高度认同。直到8月18日以前，红卫兵运动是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老红卫兵的一统天下。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代表

“保守派”、“造反派”与“极左派”

1966年8月18日公开报导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千千万万学生起而仿效老红卫兵的榜样，进而不可避免地修正、篡改了红卫兵创始者遵循的信条，使红卫兵运动呈现出多样性。

紧跟老红卫兵出场的，是1966 年8月，特别是8月18日以后大批出现的所谓“保守派”红卫兵，例如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及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联系的红卫兵、武汉市中学生的“三字兵”等。“保守”在当时是贬义词，他们所以被对立派称为保守派，是因为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在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时候，这些学生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组织红卫兵，工作组撤出学校以后，他们大多数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掌权者。只是因为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这既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也是为了保住学生领袖的地位。

在红卫兵当中，保守与否的关键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学校和地方的党政领导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以是否保护学校领导划线。这些党委、工作组培养的左派、积极分子在困惑中常常习惯地偏向前者，因而总是被动，总是“保守”。

应当指出的是，保守派红卫兵也不是维护一切原有秩序。他们往往不仅积极地批判所谓“三家村”、“反动学术权威”，而且和老红卫兵一道参与“破四旧”等野蛮暴力活动，其中一些人还批判学校的行政或党委的次要或主要领导人，这些活动在当时是本校或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或者认可的。

造反派红卫兵最突出的特征是冲击党政领导和批判血统论。造反派红卫兵多出现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兴起于同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到1966年底，在大多数城市，造反派已经发展为学生中的多数派，取代老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派别。

造反派红卫兵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多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受过打击、排斥或者自认为政治境遇不佳的学生，大致是具有这样两种经历的人。

在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这些学生得到平反，他们组成造反派，攻击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压制过他们的党委、工作组、老红卫兵或保守派。在他们的带动下，群众运动的锋芒真正指向了党内当权派。应当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对这些学生的政治打击和歧视是以左的错误为指导的，理应予以推翻；但是对这种左的错误的批判被导向更加左的错误，文革领导者调动群众的不满，以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冲击并残酷无情地整领导干部，导致了全面的动乱和更加深重的民族灾难。

学生中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极左派，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鉴于学生组织当时被泛称为红卫兵，这里姑且将极左派列入红卫兵运动。造反派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后，它的最激进的一翼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出现了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号称“新思潮”。

新思潮逐渐发展，超越了一般的造反派，形成了具有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征的流派，当时被称为“极左派”。这一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在总体上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这样的观点不仅根本违背传统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也越出了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的党内极左派划定的思想界限。因此，他们大多没有来得及发展成可观的政治派别，就被镇压了。周恩来严厉地批判了极左思潮代表作《中国向何处去》的主要观点，把它比作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说它“反动到了极点。”极左派还遭到当时几乎所有自称左派的政治势力的批判。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康生，到溃不成军的老红卫兵、地方军区支持的保守派，稳健的或激进的造反派，都纷纷出面谴责，虽然各自的立场并非一致。

斗争方向与社会背景的差异

红卫兵都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各类红卫兵对运动的理解、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却不完全相同，这种差异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根源。

老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主要有“教育革命”、“破四旧”运动以及在学生中鼓吹“阶级路线”；老红卫兵的教育革命主要打击教师和学校的领导，“破四旧”主要残害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已经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或者正在接受改造的社会成员，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右派、资本家，以及其他被认为与旧社会的统治阶级关系密切的人。一般说来，老红卫兵斗争的方向更多地不是指向党内，而是指向党外。

老红卫兵鼓吹的所谓“阶级路线”，如风靡一时的一幅对联所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一种血统论。它赤裸裸地显示出干部子女的强烈优越感和一股追求政治和社会特权的思潮。

老红卫兵虽然打着“红五类”子女的旗子，但是其领袖和骨干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深受父辈革命信念、英雄业绩的熏陶，也从父辈崇高的政治威望和权力中得到实际的好处，享有比其他社会成员子女优越的待遇。由于老红卫兵曾经伤害过许多人，因此，他们的失势在当时被很多学生看作反对迫害、反对特权的胜利成果。

保守派红卫兵以维护党组织的领导为特征，但是也有组织有领导地参与了运动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与老红卫兵一起参加了“红色恐怖”的“破四旧”活动。这些斗争的锋芒基本指向党外，但同样是残酷地伤害了很多群众。

保守派的骨干多为受党委或者工作组器重、信任的学生，通常出身好的比较多，团员党员的比例比其他派别高。保守派也强调阶级路线，他们赞赏或者理解老红卫兵提出血统论的愿望，但是认为那幅“对联”的提法不策略，不利于团结家庭出身一般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显然，这些人懂得，能够团结别人才是保持领导地位的良方。

造反派红卫兵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党政领导干部。事实上，造反派红卫兵兴起以后，曾鼓动和支持青年、中年教师起来造反，摆脱运动初期工作组的压抑，并且与教师以及知识界的造反派联成一体。

造反派和老红卫兵都宣称“造反有理”，但是他们的造反目标有很大不同，前者主要指向党内，后者主要指向党外。

造反派在获得平反以后，有两个值得一提的倾向。一个是热心于党内斗争。造反派批判工作组，进而追究上级党委，直至中央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热衷于揪“走资派”、“叛徒”，区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所谓修正主义路线，争论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等等。这是造反派中一股主要的倾向，著名的大学红卫兵多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倾向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肯定和支持。

另一些造反派学生首先关心的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带有社会性的家庭出身问题，即对血统论的批判，而不是党内斗争，划分两条路线的问题。他们从批判老红卫兵的血统论、特权思想，进而触及到对官僚特权的批判。这种倾向并不那么受“文革”领导者的鼓励，却在深受血统论之害的中学生当中基础广泛。

在合法性上，如果说老红卫兵依仗其与领导层的“红色”的血缘关系，保守派红卫兵依赖党政组织，那么造反派则只有依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以最高领导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

在意识形态方面，造反派追随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思想，他们更偏爱其中“大民主”、群众运动、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等内容。他们的思考很少超越毛泽东的理论框架，他们习惯于从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中找思想，找方向。这后一点是他们与极左派的重要区别。极左派的批判锋芒对着整个现存制度和领导阶层，同时又运用毛泽东的理论概念表达思想，因此仍然应当视为毛泽东晚年思想影响下的异端思潮。极左派基本上由激进学生的小团体构成，他们的思想大于行动。

红卫兵各种流派的特质不仅具有政治原因，而且具有社会根源，因此通过思想灌输是不容易改变的，即使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也很难用诱导、教育、命令的方法完全改变某一类红卫兵的基本方向，而不得不在对这一派失望后，转而支持另一派。对老红卫兵，夏天把他们捧上天安门，冬天又将其中坚持己见、阻碍运动的分子抛进监狱。这种政策以及其它严酷的事实最终使大部份青年产生了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直至走出文革的错误。

综上所述，在红卫兵的四个主要政治流派当中，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先后充当了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流派。二者尖锐对立，但都具有鲜明的政治个性、突出的思想特征，都对社会造成过剧烈的破坏性冲击。与此相比，依赖基层党政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色彩平淡，而极左派提出的问题超越了文化大革命的范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

（《经济观察报》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