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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1966年

2016-03-08张家康

党史文苑 2016年3期
关键词:大字报红卫兵毛泽东

张家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国事倥偬之中的周恩来,感到难以理解,他的感受也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在困惑之中,用邓小平的话说,仍尽力“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

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完成开局之年的国民经济,周恩来聚精会神,废寝忘食。当时,与中国相邻的越南还处于战争之中,唇齿相依的中国把备战、备荒的方针提高到重要的位置。1月15日,他在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说:“帝国主义还存在,越南战争还在趋于扩大,因此要备战。一切经济建设、文教、卫生、政治、军事等,都要有备战思想和备战准备。但这不是把工作停下来,是把一切工作和备战结合起来,边备战,边建设。”

年初,北方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正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他在北方抗旱会议上特别提醒:“中国这样大,全国没有一点灾害是不可能的。丰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灾荒,要有备荒思想,这就是留有余地。”他亲自布置抗旱工作,把8位副总理和部领导安排到抗旱第一线,就近领导抗旱救灾。他自己则负责河北和山东。

他由北方的抗旱救灾而统筹全国的农业工作,他说:“抗旱抗灾要抓下去,搞个自下而上的规划。当前抓抗旱,但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个地区的农业落后面貌。北方八省市三五年要初步改变面貌,解决南粮北调问题。要注意抓几个问题:做好改土工作;水利以小型为主;肥以农家肥为主;农机具质量要好,要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小三线建设,有的等于搬去个小城市,不好;抓北方八省、市、自治区,不是放松南方。”

就在周恩来召开北方农业小组会议期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当即要求他的秘书安排直升机,他要前往邢台视察灾情。同时,他又指示卫生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立即派出医疗队前往救护。当天夜晚,他召集国务院和总参谋部有关人员开会,商定紧急措施。

次日,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汇报了地震灾情和紧急处置的方案。当日下午,他轻装简从,乘专列向石家庄疾驶而去,专列停靠在石家庄,都能感受到余震。在下车听取地方领导的简短汇报后,他又登上直升机,直飞震情最严重的地区。

他走进一个小村庄,到处是破败荒凉的景象,迈过残砖断瓦,来到一家农户,炕沿上坐着个30来岁的妇女,满脸菜色,邋里邋遢,膝上还趴着一个3岁左右的男孩,一双孤独无助的眼睛,愣愣地注视着来人。随行的保健医生记下这段他终生都难以忘怀的经历:

周恩来见此情景便主动走过去坐到炕沿上,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趴在母亲膝头那个男孩的头。地方上的领导和随同人员站在屋子里,门口已聚集了许多人,都是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你家有几个孩子啊?”总理问道。“三个。”这时她低着头轻声回答道。“你男人呢?”“他出去了。”“你家每年从地里收的粮食够吃吗?”周恩来直奔主题。“不够吃。”她答道。“年底能分到多少工分?”总理再次细问道。“我家年底没有工分,还欠三四十块钱。”这一次,她听明白了,或许,她知道是北京的“大官”来了。她直率地回答了周恩来的提问。

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现状。中国农民一年365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仍然没能解决温饱,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呢?回到北京后,他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以沉重的心情说:从全国来看,我们一穷二白的状态未摆脱,工业农业都比较落后,甚至不能不承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如果一旦有战事,粮食供应可能比解放战争时期还差。”“现在,老区尤其是山区,连余粮都没有了。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他为国力贫弱、人民穷困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安。

我做梦都没梦到

1966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道出他筹划“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步骤,是从1965年冬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可是,姚文元的文章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它甚至在北京、湖南“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毛泽东窝了一肚子的火。3月18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他甚至气愤地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此时,周恩来正忙于华北抗旱,而邢台又二次发生地震。4月1日至5日,他又来到重灾区的宁晋县东汪和耿庄桥、冀县码头李、巨鹿县何家寨视察。回到北京后,他两次约见国家科委、中科院、地质部的科研人员,研究和讨论地震预报和地震划线问题。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从康生的传达中,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已批评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月提纲》针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以来的形势,提出: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可是,毛泽东却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他要借批判《海瑞罢官》,以兴起反修防修的政治革命,而这一点恰恰为《二月提纲》所忽略。所以,毛泽东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原先的文革五人小组被撤销,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重新起草文化革命的指示。周恩来与邓小平等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同时,又在信中提出:拟由邓小平、李富春、余秋里、薄一波等五人向主席汇报西北之行,主要谈五年计划的一些考虑。他所全神贯注的仍然是经济工作,而对即将来临的政治大风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此后,周恩来一直在国事的忙碌中,一直到5月16日,他才被通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于4日召开,26日结束,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召开,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是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稿,毛泽东的修改文字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于是,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拉开序幕。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没结束,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贴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此之前,周恩来也多少预料到北大的形势,曾经指示: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聂元梓等的大字报贴出后,周恩来连夜派有关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违反中央的有关规定,并再次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指示。

康生则心中窃喜,居心叵测地将大字报的内容密报给在外地的毛泽东。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当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篇被毛泽东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很快,大字报便如黑色的旋风,横扫北京的大中院校,并迅速地向全国翻涌席卷而去。面对如此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已明显感到力不从心,瞠乎其后,他曾经无奈地说:“谁也没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

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

“文化大革命”终于发动起来,北京乃至全国都处于风云变幻之中,为使运动有序地进行,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相商后,给仍在外地的毛泽东写信,提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6月3日起,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放心不下,派人到北大、清华外围巡逻。

毛泽东对运动的进展很不满意,认为是工作组束缚了群众的手脚。他从武汉回到北京后,立即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做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批评说: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成立红卫兵,这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7月28日,他们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两张大字报。毛泽东看后极为振奋,于8月1日给他们回信,热情洋溢地支持他们。也就是这一天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的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工作组所进驻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里所说的“某些领导同志”,显然有所指的,那就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会对中央政治局进行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增补至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在讨论《十六条》时,周恩来和陶铸等人竭尽努力,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的提法,加写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文。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更是来势凶猛,甚至泛滥成灾。周恩来在思考,如何尽可能地将乱哄哄的红卫兵运动,纳入一定的秩序之中。他指示北京市委,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以有限的纪律和秩序,规范和约束红卫兵的放任无知的行为。联络总站成立后,他又提出,在总站内设立一个党中央、国务院的办公室,以及时了解和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尽最大的可能引导红卫兵不惹更大的乱子,不肇更大的事端。

在如此政治背景下,周恩来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也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做些违心的事。正如英国著名记者、作家迪克·威尔逊在其所著《周恩来传》中评述道:“周的另一选择是:继续装作拥护运动,一方面努力使它不要过分,减少它的破坏作用,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周选择的道路。选择这条道路需要一种使人感到屈辱的两面手法。”

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8次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人数达1100多万。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动,已使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不堪重负,几乎时时处处都潜伏着事故的隐患。这段时间,是周恩来最为揪心、繁忙的日子,他早晚都要找有关负责人开会,认真阅读《铁路运输简报》,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相应对策。他批评铁路系统的造反派,“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对此有着亲身的深刻感受:

八次红卫兵串联,都是最困难的时候。那时,总理几乎是每天一到人民大会堂,就把我找去了,甚至饭都没吃,到那里临时吃点饭。我也没吃,到那与总理一起吃点面条。总理问我运输的情况后,就指示哪个列车可以出去,哪个列车可以进来。我就按他的指示来办。按总理的指示来办,这个车才能行动。所以,总理有时候跟红卫兵讲,也当着我的面说:吕正操,你这个铁道部长,我替你当了。总理说过这个话。我说,我也没办法,你不说话,他们是哪一个都不听,只有总理说的话,还可以听一听。但是以后,我走了以后,恐怕总理说话别人也不那么听了。

抱定入地狱的决心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讲话。林彪在讲话中极富煽动性地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周恩来却十分担心,国民经济早已不能正常运行,所以他在讲话中强调:工人、农民、科研人员和机关干部,“应当坚守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红卫兵不要到企业、农村“进行革命串联”,“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可是,这篇讲话却被中央文革称为“大毒草”。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气嘟嘟地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周恩来理直气壮地回答,这篇讲话是经中央研究,后又经毛主席同意的。尽管江青有特殊的身份,即毛泽东的夫人,也有合法的职务,即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可是,周恩来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他对江青说:“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林彪则在会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似乎有一种默契,会议期间,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副标语,周恩来对此极不满意,他在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时,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大字报,并指出:“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这样去发动群众。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又没有的,你们就要考虑考虑。”

周恩来的劝阻没起什么大的作用,“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并向全国扩散开去。他对此十分生气,极为反感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便无中生有地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林彪的党羽则诬陷贺龙插手海军、空军和政治学院,在军队搞所谓“地下活动”,“罢官夺权”。12月24日,周恩来同贺龙谈话,保护性地提议他暂停工作去休息,后又将贺龙夫妇接进中南海西花厅自己家中。

“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远远超出周恩来的意料,尽管如此,他还是苦力支撑。据他的工作台历所记,红卫兵运动开展以来,他共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160余次,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人民安宁。

他对“文化大革命”也是很不理解,曾和刘少奇、邓小平说过类似的话: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然而,他却是个组织性极强的共产党人,对领袖尤为忠诚,运动之初,他曾经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他常常处于矛盾的心境之中,既“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又要应付各种各样混乱复杂的局面。11月24日,他在参加讨论《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修改稿会议上所说的一段话,最能体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困难的处境和无奈的心境,他说:

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为了党和国家利益,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有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深入虎穴取虎子的精神,要抱定入“地狱”的决心。?茭

题图 1966年3月9日,周恩来在慰问河北省邢台地震灾区民众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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