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雅琴

摘要：没有一部传记片不对所表现的人物进行某种演绎，提供某种解释。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演绎和解释，而在于演绎能否被接受，所作解释是否有意义。电影《阮玲玉》则是一部结构特殊，主题多义的作品。

关键词：阮玲玉；关锦鹏；传记电影；真实性

《阮玲玉》是香港导演关锦鹏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影片的一大特色就是采用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交错并置的“套层结构”，将30年代与90年代交互映照，由此引发并升华出一种不同时代历史与文化的交响。前者采用彩色影像和故事片方式，构成叙事的内层空间，表现阮玲玉自1929年加入联华公司到1935年3月7日夜服毒自尽的人生历程；后者大多用黑白影像，采用纪录片方式，构成叙事的外层空间，表现该片创作集体采访、探讨、构思并拍摄这部影片的前前后后；导演关锦鹏曾说：“在拍《阮玲玉》时，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重塑阮玲玉的一生，我只是想通过电影这个媒介，探讨一下电影的本质，它的真与假。我永远不相信电影可以百分百呈现真实，它只能还原一个真实，还原一个电影生活上的气味。所以，我选择了将30年代与90年代两个时空交错的第二个剧本，在90年代的演员和30年代的角色之间构成一种对照，对比两个不同年代的人，对人事与感情的看法，启迪人们对生命做出反思。观众在观看影片时具有如同现场的真实的效果，从而改变了传统电影真实性的观念。”

在重塑阮玲玉的形象及其悲剧传奇时，编导借助历史与现实之间形成的并置互为辩证，一层层剥去了阮氏命运的“传奇性”，让其回归于历史自身的脉络。影片也刻意模糊故事与纪录的界限，夹叙夹议，给予观众以出入于“电影幻觉”而做历史沉思的自由。尤其影片中两个场景：一是关锦鹏自己以《阮玲玉》导演的身份，进入“戏中戏”的现场，指出梁家辉扮演蔡楚生在执导《新女性》时“忘了揭开床单看看Maggie（张曼玉）”；二是在阮玲玉的灵堂上，关锦鹏再次进入戏中和演员说戏，并让张曼玉从灵床上坐起补妆并重拍同—镜头。这两个场景通过时空的穿插交叠，使得影片故事情节被解构，戏剧性淡出欣赏焦点，令观众难以分辨哪里是历史，哪里是现实，哪里是故事，哪里是记录，从而迫使观众从对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惋惜和感慨中抽出身来，以清醒的双眼关注阮玲玉一生的际遇，思考故事以外的问题。

电影不可能将历史百分百地记录并展现出来。围绕阮玲玉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充满太多的谜团。关锦鹏把电影故事和人物采访结合在一起，把观众原本熟悉的整体的、连贯的叙事表达进行一种碎片式的处理，这是他表达倾向、寻找答案的一种态度和方式。导演有意识的将张曼玉扮演的阮玲玉与历史真实中的阮玲玉分割开来。不断插入的对演员和当事人的访谈为观众在历史的真实和被书写的真实中搭建起广阔的思考空间。

从艺术表现的实际需要来看，历史真实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概念。“在艺术创作中，人们对历史真实的要求经常发生很大变化，这一点不仅受关于人物的‘历史陈述的不连贯性制约，而且受创作者和观众的艺术观念制约。创造历史真实或牺牲历史真实来满足艺术需要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1]传记电影“一方面要以逼近客观的历史真实为条件和目的，采用各种手段，拍得尽可能地像那么回事儿，时代氛围、情节展开环境、演员表演以及人物的化妆、服饰、道具等都要给人以真实感；另一方面它又以艺术美感的创造为目的，将客观真实融会到影视美的整体中，达到艺术真实，这就涉及情节的构筑、结构的安排和叙事角度的确立等。”[2]显然传记电影的艺术真实是指一个受现实生活和艺术传统双重制约的表现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部传记片不对所表现的人物进行某种演绎，提供某种解释。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演绎和解释，而在于演绎能否被接受，所作解释是否有意义。

《阮玲玉》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试图阮玲玉之死作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具有当代特点的解释，这种解释是有价值的。但正如之前所言，影片并不因此采取一种独断立场，把这种解释封闭起来。恰恰相反，影片在作出这种解释的同时表明，这种解释仍是一种参与和介入历史的方式。影片对阮玲玉人生的现代性阐释，一方面消解了政治化的宏大叙事视角，也没有一厢情愿的从个人的、浪漫化的视角来解释阮玲玉的悲剧。创作者特意设置了一个间离空间，提醒观众这部影片终归只是数十年后一群香港电影人对往事的追忆和纪念。影片没有刻意为阮玲玉的自杀设置一个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原因，而是提供了较宽的解读角度。

《阮玲玉》是一部谦卑而复杂的电影，它饱含敬意地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一个黄金时期——的电影人群像。对于阮玲玉的自杀，影片没有预设立场，不下评判，即便是对于人们普遍认为玩弄了阮玲玉的唐季珊，也给予了最大的同情。而这种谦卑克制的态度，却是通过最复杂的叙事技巧展现出来。访谈与电影叙事的双线并进，间离效果，闪前等各种技巧被精妙而复杂的编织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部厚重、感伤、耐人寻味的佳作。

【参考文献】

[1]赵静蓉.抵达生命的底色：老照片现象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1.

[2][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毛怡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