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雲

严歌苓小说语法变异修辞研究

○程 雲

严歌苓作为旅美作家，她的小说之所以得到很多文学评论家的关注和研究，不仅在于她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和叙事的艺术性，还在于她的小说语言的变异性。本文主要从词性变异和语序变异两个方面来探讨其在语法方面形成的变异修辞。

严歌苓 变异 词性 语序

语法是用词造句的规律，人们在交流思想时都要根据一定的语法规则将词组织成句子，这样才能表达准确完备的思想。而文学创作者创造文学作品的目的往往不在于说理，而在于描述心理感受，将自己的内心情感宣泄出来。这时候规范化的语词搭配有时候不能满足主体的情感需要，从而就产生了艺术化的变异语言。这里所说的语法变异，就是指“为了增强文艺语言的表达效果而故意偏离标准语的语法常规，而用超常语格的变格语法”［1］。由于严歌苓小说中有关复句、篇章的语法变异数量较少，在这里我们仅就单句其中的词性变异和语序变异进行归纳分析。

一、词性变异

词性变异，又叫“词类活用”“超常转品”等，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让甲类词语临时性地具有了乙类词语的语法功能的修辞现象”［2］，具有鲜明的变异修辞功能和效用。严歌苓作品中词性变异的广泛运用具有突出的语用价值。

（一）名词用作形容词

（1）二孩非常沉得住气，不爱听的话全听不见，实在把他惹急了，他也可以很驴。（《小姨多鹤》，文本第17页）

（2）那伞有一个伞套，边缘一圈黑底白点的裙边，非常的布尔乔亚。（《寄居者》，文本第57页）

（3）自然而然的欧阳萸会提起他请的四个女客人，土包子极了。（《一个女人的史诗》，文本第78页）

（4）焉识三两步跑过马路，青天白日，让路上人看他这个中国佬毫不含蓄，毫不“中国”。（《陆犯焉识》，文本第40页）

（5）我爸爸看着贺叔叔的眼睛，那么创伤的目光，像是一个人……一个枪口，枪后面是他自认为已永远盟结的人。（《人寰》，文本第66页）

例（1）“驴”本是名词，置于程度副词“很”之后具有了形容词特征，读者在阅读时可以由此联想到动物“驴”的特征，表现出张俭脾气的倔强。例（2）“布尔乔亚”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资产阶级”，在这里用“非常”修饰，指具有资产阶级特征，比形容词表述来的简捷、高效。例（3）将“土包子”用作形容词，置于程度副词“极了”之前，用以鄙视四个女客人没有见过大世面，增强了词语的表现力和文章的幽默色彩。例（4）“中国”是名词性的，这里变异为形容词性的，让我们联想到中国人的特征，文中表现出陆焉识在美国留学的风流倜傥。例（5）“创伤”作为一个名词，“泛指物质或精神遭受的破坏或伤害”［3］，这里用于修饰名词“目光”，将贺叔叔被打后的心理受伤的表情直观地描绘出来。

（二）名词用作动词

（6）如果什么都能解开重来，如果没有一场战争和日本人在中国畜牲了那么多年，张俭会娶多鹤的。（《小姨多鹤》，文本第77页）

（7）想必恋爱能营养人们饥饿的肉体。（《一个女人的史诗》，文本第140页）

（8）为首的那个叫红菱，滚圆但不肥胖，举动起来泼辣，神色变得飞快，拔成两根线的眉毛告诉人们别惹她。（《金陵十三钗》，文本第23页）

例（6）“畜生”临时活用为动词，它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指做了像畜生一样的坏事，在这里严歌苓用两个字就突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丧尽天良以及中国人对于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例（7）“营养”置于能愿动词“能”之后，名词化作动词来用，指在自然灾害的饥馑年代人们只能靠精神食粮来填饱肚子。例（8）“举动”本是个名词，这里赋予其动词特征，把红菱泼辣、好动的特点幽默地凸显出来。

除了以上两种词性变异的手段，严歌苓的小说中还出现了形容词用作动词、动词用作形容词的例子。

（9）小环老样子，刻薄越来越办不下去的大食堂。（《小姨多鹤》，文本第146页）

（10）这是个新片子，叫做《苦菜花》，听说特别“打”。（《小姨多鹤》，文本第172页）

（9）中“刻薄”与其后的名词性短语构成的是动宾关系，“刻薄”在这里形容词变异为动词，化静为动，将小环那泼辣、直爽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10）中“打”置于副词“特别”之后，表示电影中激烈的战争场面很多，这种变异新颖奇特，富有情趣，符合语言发展的经济原则。

二、语序变异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语序主要表现为句法成分的排列顺序。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是“不依赖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借助于语序、虚词等其他语法手段来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4］，从句法角度来讲，汉语语序规则是相对固定的。但是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为了语用、修辞以及不同视角等表达的需要，说话者需要选择不同的句法结构和不同的变换形式”［5］，这就形成了语序变异。严歌苓的小说中，语序变异主要有定语后置、状语后置两种方式。

（一）定语后置

现代汉语中，定语一般处在主语和宾语之前，但是有时为了“语义突显、焦点先行、韵律调节等语用表达需要”［6］而故意将定语后置。

（11）声音不壮，和他人一样，翩翩然的。（《白蛇》，文本第13页）

（12）她明白了，拣了那件带字码的，委屈都在鼻头上，通红的。（《第九个寡妇》，文本第13页）

（13）知道的是，贺一骑在写一部巨型小说，史诗般的，画卷般的，规模百万字的，我爸爸将替他润色文字。（《人寰》，文本第45页）

例（11）“翩翩然的”是修饰“声音”的定语，按照正常位置，应该在“声音”之前，这里将其移到后面，既把“声音”放到显要位置，又突出了“翩翩然”所要表达的内容，言语表达灵活多变，重点突出。例（12）“通红的”是“鼻头”的定语，将其后置，强调了葡萄内心的委屈。例（13）“史诗般的，画卷般的，规模百万字的”都是“小说”的定语，作者打破常规，将多项定语后置，使句子化整为散，避免了句子的繁杂、冗长，使言语表达灵活不呆板。

（二）状语后置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高级日语课文中很多涉及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内容，尤其涉及很多传统的日本文化。而日本文化很多来自中国，通过中日文化的比较，同时进行批判性分析和理解，从而可以提高和加深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现代汉语中，状语一般置于动词谓语之前或者整个主谓结构之前，但是，在特殊语境下，为了表达的需要，也可以将状语后置，增强言语表达效果。

（14）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寄居者》，文本第8页）

（15）白金欧米茄在丈夫枕头下闲躺枯卧，整整一个夏天。（《陆犯焉识》，文本第13页）

（16）葡萄哭得浑身大汗，刚从井上捞上来似的。（《第九个寡妇》，文本第79页）

例（14）将状语成分后置，一方面避免了句子结构的臃肿，另一方面突出了女主人做事复杂全面的目的，讽刺了英国家教女主人对中国人的蔑视。例（15）作者有意把时间状语放在句后，强调了陆焉识起初对于婉喻感情的无动于衷，这样的叙述也是为了与文章之后焉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形成鲜明的对比，丰富了小说内容。例（16）写葡萄害怕别人发现在刑场幸免于死的孙怀清，故意哭得特别伤心，将状语后置，表现了葡萄在动乱年代依旧重情重义的美德。

（三）宾语前置

现代汉语中，宾语一般置于动词之后，我们不能违反语言结构规律随意改变宾语的位置，但有时候言语表达者为了突出强调宾语的核心作用，有意将其前置，从而获得艺术语言的形式美和文境美。严歌苓作品中宾语前置的用例虽少，但作用不可忽视。

（17）集上卖烧田鸡，就这么个穿法，葡萄想。（《第九个寡妇》，文本第3页）

例（17）“葡萄想”前面都是“想”的宾语，将宾语前置，直接的传达了作者想要表现的语义内容，起到强调作用，一方面表现出了日本鬼子对村民的残暴，另一方面突出了葡萄蒙昧无邪的性格特征。例（18）“她们感动地想”的宾语前置，强调了沈红霞强烈的甚至近乎癫狂的集体主义精神，即便快要被红马拖地致死，她还是没有将红旗扔掉。

无论是艺术语言、变异语言还是破格语言都是作家在写作时为了表达主体情感，追求言语变异美所产生的效果，说白了，也就是作家运用变异修辞手段来达到“适应题旨情境”的目的。严歌苓所用的语法变异修辞为其小说增添了新奇美和神韵美，成为文学界不可忽视的一道风景。

注释：

［1］张德明：《论文艺语言的变异性》，锦州：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第81页。

［2］王占馥：《语法修辞新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03页。

［4］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5］吴春相：《现代汉语句子组成单位的语序变换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13页。

［6］许钟宁：《二元修辞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

［1］张德明.论文艺语言的变异性［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4）.

［2］王占馥.语法修辞新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5］吴春相.现代汉语句子组成单位的语序变换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3.

［6］许钟宁.二元修辞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程雲 江苏南通 南通大学文学院 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