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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2016-03-04郭文斗

现代语文 2016年22期
关键词:越南鲁迅文学

○郭文斗

鲁迅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郭文斗

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各国的文化交流以及各民族间的文学影响是必要的工作。上千年前,中国文学早已对越南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越南人在不同的阶段一步一步地接受了中国文学的精华,从而丰富了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当中,鲁迅是被传播到越南的第一位,也是越南普通高校选择作品授课的唯一的一位。鲁迅得到了越南人民的感情与敬仰,其越南读者日益增多,研究鲁迅的著作数不胜数。越南人喜爱鲁迅不仅因为他是越中两国文学交往的主要桥梁,而且还因为他平易近人。鲁迅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极为深刻,他在越南文学事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图突出越南民族文学的革新化、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从此进一步肯定鲁迅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鲁迅 作品 影响 接受 越南

一、通过翻译工作接受鲁迅作品的影响

翻译工作被视为世界各国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桥梁。通过翻译的作品,各国文学就产生了接近与交叉影响。文学作品翻译不仅为语言解码,从这个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旨在承载翻译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而且是作品的“再创造”过程。译者既是读者-接受者,又是艺术创造者。为了做好此工作,译者必须精通两种语言(母语与外国语),必须具备着两个民族的文化、社会背景的丰富知识,而且,需要深刻地理解自己国内读者的水平、爱好等客观要素。鲁迅先生早已被传播到越南,是依靠着研究家-翻译家邓泰梅。众所周知,越南文学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紧紧相连。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1919年,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但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在20世纪初大约20多年的时间内确实没有影响到越南。原因在于法国殖民主义主张排斥20世纪初的“新书”运动,严格控制文化作品传播;另一方面,当时越南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学现代化过程的认识有所局限。19世纪末,一个古老而落后的中国与一个年轻而发达的西方相比不是个“理想”的模式了,因此导致中国文学成就对越南文学的影响并不大。越南研究者武玉潘先生认为,他翻译鲁迅的《孔乙己》著作,于1931年刊登在《法越》杂志上,但完全不知道鲁迅什么样的人。由于从巴黎1930年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选集》翻译出来的,必须通过法文中介语,因此,武玉潘无法把Lousin此名拼音成鲁迅,却把《孔乙己》作品错拼成《孔士气》(1902-1984)的翻译著作。

其实,20世纪30-40年代,在越南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涉及中国“新文学”的文章,包括黎余、阮进浪、潘魁等作家刊登在《越南南风杂志》《新文妇女》《东洋杂志》等刊物。但那些文章局限于概括中国白话文代替古文的不同之处,此外,简单地介绍了郭沫若、老舍、矛盾、丁玲等代表作家以及鲁迅的《Ahy人生》(即阿Q正传)。两国文化尤其是文学上的相互交融存在着无可弥补的距离与空洞。到了1942年,邓泰梅先生开始把鲁迅作品介绍到越南,从此,越南文坛迎来了一阵创作新风,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思想有了新的拓展。因此,可以说,鲁迅是越中两国文学交流的主要桥梁,邓泰梅被视为把鲁迅传播到越南的第一位有功者。

根据邓泰梅教授所言,通过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的介绍,他早在1926年就知道了“中国有一位叫做鲁迅的人”,但时隔10年之后,鲁迅先生去世了(1936年),邓泰梅才主动去“寻找”“开拓”鲁迅先生的生涯与作品。第一部鲁迅作品翻译著作就是鲁迅的《影的告别》诗歌,被刊登在《清毅》报上的《国外名人》栏目。邓泰梅这样郑重介绍:鲁迅——“一位新进的艺术家”。之后,他陆续向越南读者介绍了鲁迅不同类型的著作,比如:《影的告别》《过路人》《孔乙己》《阿Q正传》《为什么我写阿Q正传》《狗、猫、老鼠》等。到1944年,邓泰梅的篇幅长达220页的《鲁迅——生涯与作品》[1]一书正式出版。这显示出邓泰梅教授对鲁迅先生的无限敬仰,同时,也反映出越南人民对鲁迅先生的深厚感情。

在越南的中国现代文学过程中的第一位作家就是鲁迅。邓泰梅认为,鲁迅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家:“鲁迅不仅是一个人物,而且还是整个时代”[2]。继承邓泰梅的成果,越南许多译者与研究者也纷纷去开拓中国现代文学,旨在为越南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文学现象。可以说,自1950年至1970年,在越南的国外作品的翻译与出版工作不断拓展,其中鲁迅先生的著作译作数量最多,主要是短篇小说及杂文等类。1952年,简芝翻译鲁迅的《孤独者》正式出版[3];1955年,潘魁的《鲁迅短篇小说与杂文》出版;1961年,张正的《呐喊》《彷徨》及《故事新编》等译作正式出版[4];1963年,张正选译鲁迅杂文150篇,出版3集

[5];1966年简芝的《鲁迅选集》出版。[6]

译作数量如此之多,但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张正与潘魁两位译者的译作。潘魁(1887年-1959年)是一位接近鲁迅写作风格的译者。他认为,翻译任何作品必须忠于原文,不可添油加醋,也不可颠倒小说中原文的句式,把该小说中该民族的感情、思想及思维方式等因素传授给读者,这才是成功的译本。他不承认类似于易懂、易读的“越南语化”的语言译法。他支持“直译”译法,尽可能忠于原文,使用汉越音词语,保持中国人所说的语言风格,这导致当时越南读者很难接受。反之,张正却用了“脱离原文”的译法,支持在把握原文的基础上推敲,用接近越南语的风格进行再创造。他支持邓泰梅教授的译法,所以他才对读鲁迅、译鲁迅等工作产生了浓厚的感兴趣。张正认为“不管怎么创造,怎么翻译,但必须尽可能保持鲁迅先生写作的风格”“尽量保持鲁迅先生所寄托的感情与心思”“尽量透彻领会鲁迅作者的原意”,同时“尽量开拓母语思维去表达原文的意思,让每一句、每一词得到斟酌”[7]。张正也认为“如果固执于忠实原文、生搬硬套地翻译,那么无法翻译出美丽的文章来。忠实原文有时候导致译文的表达变成了枯燥,趋于形式主义了。”[7]

因此,张正主张“不要过分地依赖于原文,尊重作者的原意但也要注意自己的行文”,只要“领会原文的主要思想,然后用自己的语言使其暴露出来”“行文要用现代语言描写,符合于越南现代语法。有时候需加减词语,加词以阐明意思,减词以推敲词义、避免拖沓冗长。有时不以词译词,用句中的语气来翻译。”严格来讲,张正的译作也存在着准确性低、漏译、倒译等许多毛病。但是,由于张正使用的语言适合于接受者(读者)的感受能力,所以他的译作在越南广为人知、备受欢迎。张正于1961年翻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至今仍然是最为普遍的译本,多次再版(2000年、2004年),选集中的许多作品也被选用并重复出版。

20世纪70年代前,鲁迅的作品被翻译到越南地主要有短篇小说与杂文等两种。读者最熟悉的、最欢迎的就是鲁迅的《呐喊》与《彷徨》。这源于当时越南读者接受的需求量较大,越南民族正高举革命旗帜进行激烈斗争。鲁迅作品的思想内容提及的反抗封建礼教、抵抗教条主义、批判辛亥革命、批判一部分农民阶层的愚昧无知、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等一系列问题都是越南人深深关注的热门话题。鲁迅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世界也符合于越南读者的爱好、接受能力,这使一代又一代越南人沉迷挂念。鲁迅的一篇篇杂文是越南当时文坛的尖锐武器,对越南当时知识分子及爱国年轻人的斗争精神产生了深厚与广泛的影响。

1975年后,当越南国家取得彻底胜利后,鲁迅继续被视为越南读者最喜爱的国外文学家。鲁迅的文学花园继续在越南国土上芬芳绽放。鲁迅的许多诗歌、散文或者研究著作开始得到越南翻译界的高度关注。1999年,鲁迅于1900年至1935年间所创作的全部75篇诗歌被越南汉学家潘文阁先生斟酌翻译并注释。为了让读者便于了解,译者根据每一篇都注明了来源、创造背景及简要思想内容。鲁迅诗歌选集由越南东西语言文化中心劳动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此外,鲁迅的《野草》散文也被演朱、范氏好、陈庭史等三位译者翻译成越南语。尤其是,译者梁维心与梁维次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历史》研究专著受到越南文学家、研究家的广泛关注,由越南文学出版社于2002年正式出版。

二、通过研究渠道接受鲁迅作品的影响

可以说,在越南没有任何像鲁迅那么深受欢迎的国外作家。仅10年间,就出版了四部专门研究鲁迅的研究专著,从鲁迅的生平、文学生涯以及创作事业等方面都全面地、系统地介绍到越南读者。除了邓泰梅教授的研究专著,还有黎春武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主将》一书(1958)、天津南开大学李何林教授赴越南河内综合大学授课期间编写的《鲁迅生平、思想与创作》(1960)、张正的《鲁迅》(1971)。后来还有方榴的《鲁迅——文学理论家》(1977)、阮献黎的《中国现代文学》(1968)等著作。

从总体角度讲,1986年以前关于鲁迅的研究著作在越南极为丰富。但因受到时代正统文学潮流的影响,鲁迅作品研究工作在这一段时间倾向于社会学方面。出发于反抗形式主义倾向的需要,加上中越两国社会政治于20世纪80年代处在特殊阶段,因此鲁迅作品研究工作方法主要以传统社会历史方法为主。各研究界集中追求反映现实的内容或者使用艺术来描绘社会内容例如:阮武了解的《鲁迅——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建设事业不懈努力斗争的先锋战士》[10]、文波写的《关于鲁迅作品中的那些知识分子》[11]、阮五研究的《AQ形象典型意义》[12]、方榴开拓的《鲁迅——大批评家》[13]、张正通过《AQ与中国革命》及《中国文化革命中的鲁迅》等著作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15]。此阶段,虽然也出现了解鲁迅的杂文与诗歌的文章,如文波的《故事新编点评》[16]、南珍的《鲁迅——伟大诗人》[17]等,但重点研究的仍是鲁迅的短篇小说,而最集中的、最有代表性的体现在鲁迅的《呐喊》与《彷徨》等著作。如上所述,鲁迅的那两篇主要思想概括为几个问题:与封建势力宣战问题、资产革命批判问题、农民与农民革命问题、妇女命运问题、知识分子阶层悲剧问题、人的蜕变问题、统治阶级的性格问题、人物形象典型意义问题、创作上的世界观问题等等。所有那些问题都被越南学者在不同的程度、不同的范围进行开拓并加以论述,使得在越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鲁研运动。

接近文学作品有不同的渠道,通过传统社会学方法接近鲁迅创作的渠道有着一定的意义与价值,尤其是在20世纪初的越南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但也要看到,通过传统的接近方式很容易对具有复杂性的文学现象产生一种“定格”影响,从此导致抓不到、抓不中鲁迅作品语言中的深层意义。比如,如果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研究,很容易地把鲁迅的作品当做一种“图画”形容作者的思想。此外,通过现实主义的写实、典型化的创作方法来了解鲁迅的作品,也导致鲁迅研究工作中缺乏客观性。文学研究工作取决于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方法的角度革新以及研究任务的重点。目前,许多越南研究家在现代诗法学的角度下去研究、开拓鲁迅的创作。

可以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西方文学理论被传播到越南的同时,鲁迅的作品也普遍被传播到越南。许多重要研究著作不断出现,展示了关于鲁迅研究工作的新面貌,这一阶段的研究更为成熟,更为全面。关于鲁迅作品的内容方面,越南文学界最为集中地开拓作品中所描绘的当时中华社会现实的缩影——一个古老的、落后的、“人吃人”的社会;一个人们愚昧无知、沉迷不醒的社会;一个复杂动荡的、人民要站起来反抗但无能为力的社会;一个人们总是折磨自己、找不到出路的社会,等等。所有的这些情节都被越南当时的文学家、研究家集中地开拓并如实地传达给了读者,给越南大量读者带来启迪。关于鲁迅作品的艺术方面,人物形象的构造,现实、浪漫的笔法以及既滑稽又抒情的手法都被越南文学界分析得十分全面。总体来看,所有的研究著作都肯定了鲁迅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的创始地位,同时肯定了鲁迅在越南文坛上的深刻的影响与举足轻重的地位。

综上所述,从1986年至今这段时期标志着鲁迅作品研究工作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更多的关于研究鲁迅著作的其他领域的研究工程。按照新的研究方法,越南研究界开始运用诗法学方法了解并开拓鲁迅作品中的故事构造层次、故事情节艺术、人物内心世界、艺术上的空间与时间、叙述艺术等方面。比如,围绕着人物诗法学主题,出现了不少于10项研究工程(包括文章、学位论文)。鲁迅作品中的人物类型也被彻底地开拓,除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心人物、功能人物、思想人物及类型人物之外,研究者还按照“开放性的概念”进行探索,如:古怪人物、不正常人物、孤单人物、心里人物及众多人物等。通过现代诗法学途径研究鲁迅作品的研究著作必须提到黎晖肖教授的《鲁迅短篇小说中的诗法》(1988)及梁维次教授的《关于鲁迅作品中的诗法学及越南高中鲁迅作品教学概况》等。在与传统叙事作品对比的基础上,黎晖肖教授阐明了鲁迅作品中的故事情节构造之妙,他强调“故事开展引语新鲜,连古代文学家和现当代文学家也不能知道。”[18]梁维次教授在自己研究工程中提及鲁迅短篇小说中的各种侧面,说道:“关于诗法学,鲁迅既富有传统色彩又富有现代风格……只有一个鲁迅的诗法学,也只有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上的诗法学。其带有中国特色,既传统又现代,与世界现代文学潮流相通。”[19]

越南研究者在此阶段仍然走邓泰梅、张正、阮遵等人的研究之路,继续把鲁迅当做文学需要开拓的渊源。典型的由范秀朱的《AQ与志飘形象浅谈》[20]、陈黎宝的《雨果与鲁迅作品中的穷苦人》[21]。尤其是研究范围在此阶段也不断地扩大,比如鲁迅的散文《野草》也被陈庭史教授翻译成越南语并注明作品的艺术形象象征意义。[22]阮氏梅珍研究者也初步了解该作的超实与现生要素。[23]与此同时,阮氏梅珍也进一步开拓鲁迅在《呐喊》与《彷徨》等作中的叙事艺术(2010);浅析鲁迅《故事新编》中的传奇与嘲笑。[24]这所有研究工程对越南读者具有着重大意义,让读者更深地理解鲁迅的创作生涯及其作品中的精粹之美,同时丰富了越南文坛的研究成果。

结语

接受国外文学的影响在当今文学研究潮流中占据着优势的地位,是世界各国多样性文化交流的主要桥梁,是全球文化价值交融的主要工具。研究并接受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文学的影响对于越南文坛的成熟及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新的领域仍需有待研究。众所周知,文学作品不是固定的产品,不是“封闭式”存在的产品,而是开放性的、活跃性的产品。正如波兰哲学家因加尔登(R.Ingarden)所言:“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没有完整的,是不完美的,所以需要有待研究,补充并加以日臻完善。任何创作能成为一部作品需要具有着文学价值,而文学价值仅通过读者与作品间的交融渠道才形成的。”

因此,作家的创造过程需要通过接触他国文学的影响才能真正地完成。每一部作品都蕴含着时代各阶段的历史背景、内容思想以及研究风貌。在中国,鲁迅经过了一段具有复杂性的历史阶段,有时他被封为“圣人”,有时却受到了激烈的反对,但在越南,鲁迅一直得到读者的拥护与支持。他的创作生涯以及著作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他的著作多次再版并广泛地引入到高中、大学的课程中(比如:《药》《故乡》《AQ正传》《祝福》等。)

注释:

[1][越]邓泰梅:《鲁迅的创作生涯》,河内:时代出版社,1994年版。

[2][越]邓泰梅:《中国社会史》,河内:国家科学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

[3][越]简芝:《鲁迅——孤独者》(译作),河内:世界出版社,1952年版。

[4][越]张正:《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译作),河内:文化出版社,1961年版。

[5][越]张正:《鲁迅散文》(译作),河内:通讯文化出版社,1963年版。

[6][越]简芝:《鲁迅全集》(译作),河内:香草出版社,1966年版。

[7][越]张正:《关于鲁迅作品的翻译》,国外文学杂志,1996年,第4期,第219-224页。

[8][越]潘文阁:《鲁迅诗歌》(译作),河内:东西语言文化中心劳动出版社,2002年版。

[9][越]梁维心,梁维次:《中国小说历史》,河内: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越]阮武:《鲁迅——为中国无产文学建设而不懈努力斗争的先锋战士》,文学研究杂志,1961年,第7期,第51-65页。

[11][越]文波:《关于鲁迅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人物》,文学研究杂志,1961年,第168期,第12页。

[12][越]阮五:《AQ形象的典型意义》,文学杂志,1964年,第10期,第65页。

[13][越]方榴:《鲁迅——大批评家》,文学杂志,1968年,第10期,第78-89页。

[14][越]张正:《AQ与中国革命》,文学杂志,1979年,第4期,第86页。

[15][越]张正:《中国文化革命中的鲁迅》,文学杂志,1981年,第2期,第109-115页。

[16][越]文波:《故事新编》,文学杂志,1961年,第4期,第64-68页。

[17][越]南珍:《鲁迅——诗人》,文学杂志,1966年,第10期,第84页。

[18][越]黎晖肖:《鲁迅短篇小说诗法》,语文博士论文,1988年,第79页。

[19][越]梁维次:《关于鲁迅诗法及鲁迅作品在高等院校教学问题》,顺化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7页。

[20][越]范秀朱:《志飘与AQ形象对比》,文学杂志,1992年,第1期,第44页。

[21][越]陈黎宝:《雨果与鲁迅作品中的穷苦人》,文学杂志,2002年,第6期,第95页。

[22][越]陈庭史:《重读鲁迅的〈野草〉》,顺化香江杂志,2004年,第10期,第59-62页。

[23][越]阮氏梅:《鲁迅〈野草〉散文中的超实与现生》,文学研究刊物,2011年,第9期,第65-73页。

[24][越]阮氏梅珍:《鲁迅〈故事新编〉的传奇人物》,河内师范大学科研杂志,2012年,第6期,第9-16页。

(郭文斗 湖南长沙 湖南大学文学院 4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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