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晶

大伤痛，小感情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独特书写视角析论

○张 晶

S.A.阿列克谢耶维奇用对当事人访谈的方式，从小人物、女性和人性的独特视角出发，自己不做分析和解释，而是让历史见证者的声音书写历史。她不以记录历史事件为目的，而是以记录人们的情感历程为出发点和归宿。这种书写视角既是俄罗斯文学中固有的见证文学传统的一种延续，又是记录人类灾难历史和战争经历的纪实文学的一种创新。表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所特有的人道主义情怀。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小人物视角 女性视角 人性视角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也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再度陷入紧张的一年。瑞典文学院评委会把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至高荣誉授予了白俄罗斯记者、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有一以贯之的宗旨、精神导向，包括对人类良知的美好一面的表述、对极权统治的反抗。”［1］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在精神上延续了俄罗斯见证文学的传统。文章将从阿列克谢耶维奇已出版的中文作品出发，分析其看待战争、灾难和社会的独特视角。

一、小人物视角

从小人物视角出发表现人类生存境遇，最早见于19世纪俄国作家普希金的作品，之后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等作家也从小人物视角出发，表现其作品主题。小人物视角的“可贵之处在于对那些平凡的生命进行了人性化揭示，即作家把小人物形象当做一个在具体背景和特定环境下生存的普通人予以关照。由于历史原因和个人性格因素，他们未能成为自我命运的主宰者，而沦为了对历史、对社会都无足轻重的角色，但作者并没有轻视这些无足轻重的生命，而是对其生命价值给与足够的认同”［2］。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小人物视角继承并超越了传统俄国作家的小人物视角，她的作品不再关注战争的胜负，而是对战争中的人倾注了深沉的人文情怀，通过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反映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表现其反战思想。

阿列克谢耶维奇采用当事人访谈的方式，通过采访战争和灾难中的无数当事人、经历者，记录对战争的感受，这种用记忆碎片还原战争面貌的方式，凸显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独特书写视角——关注小人物的视角。阿列克谢耶维奇“实际上是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政治音律的长篇忏悔录，小人物在其中讲述自己的命运，从小历史中构建出大历史”［3］。在战争和灾难中，每一个亲历者通过讲述日常生活的变化，表现出战争和灾难对他们的影响，更为直接地对社会进行观察。真实的战争并不像是官方宣传的那样，战士们是从战场上回来的英雄，现实和宣传有着巨大的不同。士兵从战场上回来，生活中太多的事情都已经改变，“当我们从战场上归来时，我才明白，我们不为人们所需要”［4］。士兵们并没有实现当英雄的梦想，在现实的飘摇中，他们也只是一个个被战争操纵的棋子而已。战争是每个人参与的战争，不再是群体的精神假想。个体所表达出来的强烈感受，打碎了人们的英雄梦，揭开了战争的真实面目，并不是所有的英雄都被荣誉填满，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取得了胜利。战争的可怕，让每个生命个体都表现出对生命逝去的恐惧。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小人物精神状态的客观记录，显示了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和精神所造成的创伤。

阿列克谢耶维奇突破了传统的战争题材和对单个小人物形象全面立体的塑造。“全书由几十篇与战争有关的人的陈述组成，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我认为它的中心人物是战争中的人。”［5］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对时代重大事件中小人物苦难的关注，记录了渺小的个体命运的历史。从个人口中讲出来的生活真相和情绪细节，更加生动，这种叙述方式使得人们感同身受。被掩埋的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命运将会浮出水面，这些边缘的声音聚集在一起会显得格外清晰。它让沉默的人不再沉默，让被遮蔽的历史重见天日。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战争纪实文学，不再是红旗插满了胜利的山头，而是“被打死的人，像土豆似的洒满大地”。不再是伟大的国家伟大的英雄，而是“我本来想当英雄，如今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人”。不再是归来后高唱胜利的凯歌，而是被人指指点点地说“这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女人，就是他们勾引了我们的男人”。她所关注的是人们在大灾难中的小情感，通过小人物视角揭示的真相。这种对于个人经历和感受的记录，是一种对史料的细化和补充。它扩大了历史书写的范围和形式，使人们对历史概况的掌握更加生动完整。并且使历史的表现方式更加多元、充满活力。

二、女性视角

传统战争文学的基本主题是歌颂英雄、歌颂人民的抗敌行为和爱国事迹，并且有反派角色作为衬托。形成了以塑造典型形象、典型事迹为主要内容的经典战争文学。大多数作品都流露出了：战争是男人的世界，话语权也由男性掌握。

20世纪，女性在战争文学中由最初的雄化、淡化，转变为突出女性形象和她们在战争中的巨大贡献。

21世纪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文学的发展更加多元化，战争文学不再拘泥于情节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关注点放在了人性和情感的角度。战争虽是宏大的题材，但是每个人关于战争的体验是不同的。战争一方面让女人走开，一方面又离不开女性的参与。女性本不属于战争，但是家庭成员参军，她们不堪忍受孤单等待的生活，索性参与战争发挥自己的价值。女性参军，不但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鼓励更多的人参军，鼓舞士气。而且可以参与后勤，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但是女性在战争过后就被淡化了，战争的英雄主体还是由男性来扮演。

阿列克谢耶维奇讲述她小时候生活的村庄里，全都是女人，是“女人村”。她强烈地感受到女人在战争中有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她们的情感往往是被忽视的，人们也很少从女人的口中去打听战争的事情。她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说道：“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战争作品，薄薄的和厚厚的，大名鼎鼎的和默默无闻的，更有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些作品。不过……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写男人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的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然而，女人们却都沉默着，除我之外，没有谁去问过我们的外婆、我们的妈妈。连那些上过前线的女人都缄默不语，就算偶尔回忆，她们讲述的也不是女人的战争，而总是男人的战争。循规蹈矩、字斟句酌。”［6］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这些人时，她们讲述的是对所有人都陌生的经验。她成为那些从来没有向别人诉说过的全新故事的唯一倾听者。

女性由于天性的原因，对事物的感受能力不同于男性，女性对待事物更多的是感性，而男性更多的是理性。“女人的战争，是伴随着气味，伴随色彩，伴随微观生活世界的战争。”［7］因此女性的战争记忆注定和男性的不同。她们把战争当成了一种既沉重又普通的生活，她们在战争时期成长、恋爱、唱歌、烫头发。他们首先回想起来的不是战争，而是自己的青春，一段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是当战争结束她们回到家乡时却被看作是充当了前线战士们的妓女，家人嫌他们丢脸拒绝他们，邻居也对她们指指点点。男性则变成了战争的英雄，独享了胜利的果实。

翻译家高莽说：“她的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因为她用女性独特的心灵揭示了战争的另一个层面，用谈心的陈述说出了战争的本质，用女性身心的变化说明了战争的残酷”。［8］她们不再是战争中的英雄，而是平凡的妻子；她们不再是伟大的革命战士，而是被战争影响得好久都来不了例假的妇女；也不是勇敢而无畏的士兵，而是集结着所有人性的普通女人。她们不再是一个群体，而是护士、飞行员、通讯员、上等兵、地下工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通过采访大量的女性，为我们揭示了战争背后鲜为人知的女性生活和情感历程。

三、人性视角

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记述的都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她选择人们在不同时代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切入点。“对于这样一个大历史课题，从文学家的角度，从情感的角度，从众人心灵的角度去观察探究，阿列克堪称第一奇人。”［9］作者相信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发生所有的一切，呆板的事实不见得比人们模糊的感受、传言和想象中说出来的话更接近真相。她在人们身上寻找的并不只是时代的痕迹，还有复杂的人性和情感。

在中国最新出版的作品《二手时间》中，阿列克谢耶维奇记述了从1992年到2012年间，社会主义时代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时代到来后人们的生活情感状态。作者延用当事人访谈的方式，没有对苏联和后苏联时代做分析和评价，而是让经历过社会主义阶段和处在当下时代中的人们自己去叙述政治的变化对自己的影响，从生活细节中找到苏联时代的痕迹。她说她只对人感到好奇，她所探究的是：“社会主义在人的灵魂中究竟是怎样的。”［10］人们怎样从虚假生活中获得快感，怎样从自由的生活中失去信仰。

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制度，而在生活中变成了人们的一种信仰、人性中的执念。苏联的文明到底是什么，作者着手从人性处去寻找。她去采访人们，询问的不是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而是关于爱情、嫉妒、老年，关于音乐、舞蹈、发型，关于已经消失的生活中成千上万个细节。”［11］

老一辈的人在怀念当年社会主义时代，虽然物资短缺，但大家没有贫富的差别，买各种东西都是要靠票——粮票、糖票、布票等，那个年代是购物票证的年代。当国家的政治体制转变到了资本主义之后，突然之间他们的生活没有了保障，有些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贫穷变成了一种耻辱。而另外一部分一夜之间变成了有钱人，更加刺激了他们对于当下生活状态的不满。他们以前的生活中充满了对于社会主义的美好向往，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梦想中度过。每天不关电视机，每个小时都要看整点的新闻播报。抱着儿子去院子也要带收音机，外出遛狗也要带着收音机。突然之间，曾经的梦想和努力都变得没有丝毫价值。“现在我总是要拿儿子开玩笑：你和我们在一起，生来就是政治家。可是他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整天就是听音乐学习外语，想去看外面的世界，过另一种生活。”［12］下一代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状态完全不同，不听他们的教导，甚至对于过去否定和排斥，使老一辈的人很失落。苏联人拥有共同的回忆，共同的价值观，好像只有苏联人可以理解苏联人。

苏联的集中营，最可怕的地方也许不在于集中营本身的可怕，而在于每个人都为自己辩护称自己只是一个小齿轮，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人性中并没有那么纯粹的邪恶，不做坏事不等于无罪。这种思维的匮乏，也就是汉娜·阿伦特所提出来的“平庸之恶”。“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13］书中有人回忆起当年举报爸爸的人，并不是化学上纯粹的坏人，也不是因为爸爸真的做了有罪的事情，可能就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今天所说的那些刽子手，他们其实也都是平常人，并不可怕……，举报爸爸的是我们的邻居，左拉叔叔。”［14］阿列克谢耶维奇用复调的创作手法，展示出人性的复杂。

而这些都是大历史画卷下面的真实人性，鲜有人记录，鲜有人谈论。

她的作品没有塑造中心人物，没有明确的历史事实记录，讲述的都是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和私人情感。这使得她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和独特的精神体验，也使得她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碎片化，实则被一条很强烈的情感纽带所贯穿。每个人都是历史大背景下的见证者，符合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人们不再满足于宏大叙事，阿列克谢耶维奇解构了在战争灾难文学中塑造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的写作手法，促使每个小人物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重视个人的情感心理。把女性从传统的战争文学的形象中解放了出来，抛弃了传统文学中看待女性在战争中的地位。女性们不再是男性的陪衬，而是有着自己独特情感体验的鲜活的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她带着人道主义而非历史学家的眼睛，从人性的视角去看待一切。而这一切又是被历史轻视和遗忘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书写出了人类重大历史事件中珍贵的情感记录，完成了自己灵魂工程师的职责。俄罗斯文学史上有很多对民族苦难和历史记录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用新的书写方法，在精神上继承了俄罗斯见证文学的传统。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她，既肯定了她对人类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录和补充，也肯定了她对拓展文学书写领域所做的突出贡献。

注释：

［1］晴朗李寒：《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在记录人类的情感史、心灵史》，青春，2015年，第11期。

［2］惠继东：《19世纪俄国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形象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3］吕思宁译，［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42页。

［4］高莽译，［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锌皮娃娃兵》，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5］高莽：《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她的纪实文学》，北方文学，2015年，第11期。

［6］吕思宁译，［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05页。

［7］吕思宁译，［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15页。

［8］高莽：《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她的纪实文学》，北方文学，2015年，第11期。

［9］吕思宁译，［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567页。

［10］吕思宁译，［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页。

［11］吕思宁译，［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6页。

［12］吕思宁译，［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59页。

［13］陈联营译，［美］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14］吕思宁译，［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3页。

（张晶 宁夏银川 宁夏大学 7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