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华

《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博弈

○丁毅华

简·奥斯汀是英国19世纪著名小说家，作品主要关注乡绅家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其中，《傲慢与偏见》最受读者欢迎，作品中的主人公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与婚姻也是学者热议的话题。文章试图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奥斯汀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博弈，以阐释奥斯汀在该小说中对人物婚姻的布局和意图。

《傲慢与偏见》 奥斯汀 婚姻 博弈 抉择

一、引言

简·奥斯汀是英国19世纪著名小说家，其作品主要关注乡绅家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以细腻的笔触、忠实和活泼的文字反映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田园风光。其作品中，《傲慢与偏见》最受读者欢迎，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也是学者研究的焦点。

在奥斯汀的作品中，爱情与婚姻是不变的主题，几乎每部作品都在表达英国中产阶级女性对婚姻的看法和对策，由女主人公对婚姻的不同观点衍生出不同版本的爱情故事。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汀塑造了以伊丽莎白为核心的几位婚姻观各异的女性，描绘了几位出色的女性对婚姻的抉择和结局。其中简的美丽善良，夏洛特的智慧理性，都是女性的美好品质，她们凭借这些给自己赢得了满意的婚姻。而伊丽莎白论美貌不及简，论理性不及夏洛特，也幸运地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经历一番波折后收获了令人羡慕的爱情。

《傲慢与偏见》中涉及的婚姻有四对，即伊丽莎白与达西、简与宾利、夏洛特与科林斯以及莉迪亚与韦翰，每对婚姻关系的达成过程中都包含博弈与策略的运用。简与宾利的婚姻类似于传统爱情小说中的公主与王子模式，夏洛特与科林斯的婚姻是向现实妥协的绝对理性模式，而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则介于两者之间。小说的主体部分以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与婚姻博弈为主线，其它几对婚姻的实现依赖于这条主线次第展开。男女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充分展现了炽烈忠贞的爱情、理性思考的光辉、面临抉择的人性以及向现实妥协的无奈。凡此种种，勾勒出鲜活的人物和逼真的场景，交织成了这部充满魅力的作品。

《傲慢与偏见》自问世以来便广受欢迎，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它的关注热度不减，体现在语用学、叙事学、女性主义研究等各个方面。博弈论在20世纪正式形成理论，国内外运用该理论对小说进行研究的文章屈指可数。历年发表的著作中有用《傲慢与偏见》中的例子来阐释博弈论的（如迪克西特和内勒巴夫《策略的艺术》，2008；崔时英《简·奥斯汀：博弈论者》，2013），也有用博弈论来解读小说的（如布莱姆斯《博弈论与圣经》，1980），而后者留有诸多有待完善的余地。在该小说中，人物多次运用博弈的思想分析和解决问题，恰是其较为显著的特色之一。笔者尝试用博弈论对小说相关情节进行研究，阐述博弈思维对婚姻抉择的影响。

二、婚姻博弈的前提

博弈是玩家在竞争或合作情境下的交互行为，参与双方根据所得情报推测对方策略以决定己方策略，最终的得失互相依赖于对方的抉择（崔时英，2013：15）。从这个定义出发，人类所有社交情境都是博弈情境。而在《傲慢与偏见》这部小说中，所有的社交情境，包括舞会、宴请、拜访等，都是为婚姻这一最终目的服务的。婚姻博弈是小说中所有博弈情境中构成的大局，其开端源于男女双方的交际，其发展取决于双方相互间的态度，其结局依赖于双方对各自得失的评估。

任何一种博弈，都是在双方理性考量与抉择下进行的，博弈双方都对各自所处的情境有清醒的认识，并且有意识地维持这种博弈关系；而婚姻博弈能够继续下去的前提就是双方都是理性的，并且尊重对方的理性（崔时英，2013：25），对自己及对方的婚姻价值观有明确意识。小说中，最终结成婚姻的男女有四对，分别是夏洛特与科林斯，简与宾利，伊丽莎白与达西以及莉迪亚与韦翰。笔者将重点讨论前三对婚姻中的博弈考量。而莉迪亚与韦翰的结合，因其过程的偶然性及随意性，不在婚姻博弈的讨论范畴之内。

婚姻博弈指的是互相了解、衡量得失、深思熟虑下的抉择，绝非任性鲁莽下的草率决定。文本中的三对佳偶能够达成婚姻是一种幸运，至少他们在当时都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抉择，从婚姻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至于婚后能否将这种好运延续下去就要看各自的经营了。婚姻博弈的成功不能保证婚后生活的幸福，但能够保证他们日后面临任何境况都不产生后悔的情绪，因为根据博弈原则找到的最佳策略就是他们当下能够做出的最好的选择（崔时英，2013：19），这正是博弈的意义所在。反过来，随意的决定或许侥幸能够得到不错的结局，而一旦面临悲剧则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悔恨。

三、婚姻博弈的收益

婚姻中博弈的收益，可以大致分为物质收益和情感收益。如果男女双方在这两种收益上的利益诉求不同，那么他们的博弈过程就会就此中断，根本达不到婚姻博弈这一步，正如科林斯与伊丽莎白。如果双方利益诉求相同或相似，那么他们相处的机会就大大增长，这个相处过程或可称为恋爱；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会自觉地探寻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对方的婚姻价值观以及衡量自己的得失，进而决定下一步的策略，正如简与宾利。

（一）情感收益

情感收益在爱情小说中是婚姻抉择避不开的要素，其区别只在于主人公对其重视程度的不同。有的人视情感收益为婚姻博弈中的唯一收益，例如宾利。他与简一见钟情，陷入爱河之后眼里再看不到别人，连本身待人礼貌周到的处事原则也抛诸脑后，“宁愿为了一人而得罪众人”（奥斯汀《傲慢与偏见》：120）。宾利的这种婚姻观是由其自身经济地位和性格决定的。他经济独立，不在乎爱人的财产多寡；性格包容，不在乎爱人某些亲友的鄙俗；宾利在中途放弃想要断开两人关系时的唯一缘由也是对简感情的误会。

有的人以情感为婚姻抉择中的最重要收益，例如达西。达西具有极强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对自身观察力极为自信，对自身情感状况和婚姻观都有清醒的认知，在做出实际行动之前自主地衡量包括情感在内的相关因素对自己婚姻抉择的影响。在他对伊丽莎白产生兴趣的第一阶段，他发现了自己的情感，但同时理智地看待二人的关系，提醒自己对方“亲戚出身微贱”（47），并且成功地克制自己情感的外露。到第二阶段，他对伊丽莎白的感情经过酝酿与压抑之后更加坚定了，以至于他一方面数出对方所有的劣势，如低微的门第、难登大雅之堂的亲戚、性格古怪的父亲、言行粗俗的母亲、举止无礼的妹妹（163）等，另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已经无法抑制，对情感收益的重视在所有考量中完全占据了上风，于是提出了求婚以实现自己当前的最大利益。在第三阶段，经历过拒婚的挫折、误会的解除、再会的相处、急难时的相助等波折后，他的感情又加深了一层，以至于他为了爱情可以说服自己无视对方家境方面的一切不足，最终得偿所愿。同样，达西可以视感情为婚姻抉择中最重要因素源于其自身独立的经济状况、果断的性格和超凡的行动力。所以，达西与伊丽莎白婚姻达成过程中的波折与其说是因为双方性格的缺陷，不如说是因为达西的感情还未达到最高值。

有的人不把情感收益计入婚姻博弈的收益之中，例如科林斯。他很大程度上视婚姻为牧师身份对自身的要求，以及满足德包尔夫人企盼的必要手段。因此，他只要找到合适的人选完成任务即可，对其它方面并不作要求。更何况，作为小说中典型的只讲究世故的喜剧性人物（李特伍德，1993：6），爱情在他眼里简直是无稽之谈，他的出身、经历、所受的教育以及那位伟大的夫人的指示中都没有教过他结婚还要谈爱情。正因摒除了形而上的爱情因素的考量，他与夏洛特的婚姻过程是全书中最简捷的。无需试探和考验，只要计算清楚现实的条件就可以完成婚事。

（二）物质收益

与情感收益相对应的是物质收益，这是所有浪漫的爱情故事最不愿明确提及的话题，然而所有婚姻博弈在本质上都绕不开这层考量。根据人们对婚姻中的物质条件重视程度的不同，也可以把文本中涉及到的婚嫁状况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金钱为婚姻的根本目的，以婚姻为谋财手段，代表人物为韦翰，其一切关于婚恋的行为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例如本来无意成婚的他在与达西达成财产方面的交易之后，欣然与莉迪亚结成夫妇。第二类是把物质状况作为婚姻抉择中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费茨威廉上校。他本来有意于伊丽莎白却不得不放弃，正是因为自身经济不独立而伊丽莎白的家境又十分寒微。第三类是不把物质状况纳入婚姻抉择的考量之中，代表人物即达西与宾利。二人经济独立，财富丰足，完全不用担心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更不必考虑在婚姻关系中谋取任何物质利益。由此可见，考虑爱情先要考虑物质，超脱了物质束缚才有资格谈情说爱；但这点在小说中从来只会暗示，有时还会故意隐藏，而不会露骨地表现出来。

四、结语

《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抉择，处处可见博弈的痕迹，演绎着一幕幕爱恨得失。婚姻是人生之大事，任何人面临婚姻抉择时都需要左右衡量，而任何抉择导致的后果都有可能是不可挽回的。用博弈的思维来指导婚恋中的抉择，即利用当前双方所有信息作理性分析，找出最佳策略，至少可以使人避免今后悔恨。然而，婚姻博弈的作用也仅止于此，婚后生活的状况都要依赖各自的经营。就如小说中的班内特夫妇，班内特先生成婚时爱慕太太的年轻貌美，但如今又嫌弃对方见识低俗，同时又乐在其中。这里面的是非成败，只是冷暖自知罢了。

［1］［英］简·奥斯汀（Jane Austen）.傲慢与偏见［M］.哈福德郡：沃兹沃斯出版社，1993.

［2］［英］李特伍德.《傲慢与偏见》简评［M］.哈福德郡：沃兹沃斯出版社，1993.

［3］［美］崔时英（Michael Suk-Young Chew）.简·奥斯汀：博弈论者［M］.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

［4］［印］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美］内勒巴夫（Barry Nalebuff）.策略的艺术［M］.纽约：诺顿出版社，2008.

［5］［美］布莱姆斯（Steven J.Brams）.博弈论与圣经［M］.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0.

（丁毅华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 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