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俏梅

力不从心的“老人小说”
——从杨绛的《洗澡之后》谈起

○李俏梅

一

杨绛先生在2010年给《洗澡》写了个续篇：《洗澡之后》。《洗澡》需要一个续篇吗？想来倒确实是可以有的。虽然五十年代初针对知识分子的“洗澡”运动告一段落，但几个主人公的人生故事却似未完待续的样子。《洗澡》的结尾是这样的：“洗澡”完了之后，许彦成夫妇被分配到“最高学府”。姚太太为他们夫妇二人设宴送行，饭后丽琳先走，许彦成得到姚宓相送的机会。许彦成告别的话是：“你的话，我句句都记着。”然后是姚宓的“细泪”和她对彦成回家路上的“深坑”的惦记，这些都深深印在读者的脑子里，显得意犹未尽。那么，许彦成怀揣对姚宓的爱又怎样与杜丽琳共度后面的人生？姚宓就这样一辈子寂寞终了吗？还有那个愿意为姚宓和许彦成的爱情牺牲自己婚姻的罗厚呢？确实让人牵挂。更何况对于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来说，“洗澡”之后还有“反右”，“反右”之后还有“文革”，的确是可以有可感可叹可歌可泣的续篇可写的。但读罢《洗澡之后》却有失望之感，感觉到杨绛是无力、也无心写一个好小说了。

首先是杨绛写这个续篇的目的似乎已经偏离了小说的艺术目的。《前言》中说明写续是因为《洗澡》出来之后，已经有人在误会和糟蹋许彦成与姚宓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了。“假如我去世之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样呢，非但保全了这份纯洁的友情，也给读者看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每个角色没有走形，却更深入细致。……我把故事结束了，谁也别想再写什么续集了。”［1］杨绛的这个想法让人有费解之嫌。本来一个小说出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如鲁迅所言读《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有人读出许彦成和姚宓之间不那么“纯洁”，又有什么要紧呢？要相信大多数读者的眼光，他们对《洗澡》的热爱，对洗澡主人公的热爱就说明很多人的读解并没有走歪，就算走歪也是不必去较真纠正的吧。《洗澡》的结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开放式的、给人以很大想象空间的结尾，而给人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尾也未必是一个好的结尾。

当然，杨绛想要发展这个小说，给它一个更像结尾的结尾这一想法也没什么不妥，正如我在开头说的，这个小说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写得好。《洗澡》与其续篇可以成为“双璧”，成为“佳话”；问题是杨绛的《洗澡之后》确实写得比较糟糕，跟《洗澡》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小说的结局是这样写的：

“姚太太和女儿女婿，从此在四合院里快快活活过日子。”

这个女婿就是许彦成。姚宓和许彦成在杨绛的续篇中“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可是这结尾未免太像童话了。就算他们建立在真爱基础上的婚姻玉成了，可是要在“反右”之后就“从此在四合院里快快活活过日子”恐怕不容易。杨绛是亲历过“洗澡”以及“洗澡”之后所有日子的，就算她和钱钟书能审时度势、小心谨慎规避风险（比如不再创作，以注疏翻译行世），也还是不时有厄运临头（可参看《干校六记》），怎么可能“从此在四合院里快快活活过日子”？杨绛的心态和智力似乎回到童稚状态，或者如汪曾祺写《受戒》一样，杨绛是在尽力遗忘痛苦，恣意编织自己心中的梦？

玉成了彦成和姚宓，杨绛先生觉得还不过瘾，她还要给丽琳和罗厚一个好的结局。

老实说，在《洗澡》里，杨绛是太偏爱姚宓而对丽琳有些刻薄了，好像丽琳得不到丈夫的爱完全是咎由自取。丽琳是“标准美人”，善做“表面功夫”，她的美与姚宓的美相比，宛如塑料花与真花的区别，是差了一个档次的，何况他们的婚姻原本又是她主动追求彦成所得。可是在《洗澡之后》里，杨绛先生的“一碗水端得比较平”了，或者说，她必须先给丽琳一个好的归宿，然后彦成和姚宓才能毫无愧疚和心理负担地享受他们的情爱生活。于是对于丽琳的命运，杨绛先生做了这样的安排：丽琳因为说错了一句话成了一个凑数的“右派”，发配到偏远乡下劳动改造，在那里遇到了她真正的意中人叶丹，以快刀斩乱麻的风格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至于罗厚的问题更容易解决：姚宓的同屋是一个聪慧阳光的女孩子，与罗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由姚宓做了介绍人，这样所有关联人的婚姻问题都各得其所了。

说实话，如果杨绛不写续篇，恁我怎么大胆地想象，我也绝不会想到世上有这么美满的事情的，美满得不必再去牵挂杨绛笔下的人物了。可是，显然，结局美不等于小说好。要说《洗澡之后》的缺陷，这个就算一条，她把一个意犹未尽的结尾变成了一个板上钉钉，没有任何想象空间的结尾。第二，对于人物的书写。《洗澡》最大的好处，老实说不在于它的结构，而在于她的人物。杨绛在《洗澡》中对于人物的描写是很精细的，尤其是女性人物，不管是姚太太、姚宓还是丽琳，可以说都是只有杨绛才能写得出的人物，她们三个都聪明绝顶，但又不是同一种气质的聪明。丽琳不免还有些俗气，而姚宓则有一股清气，姚太太则有仙气了。每个人物的一举一动都是透着心思，带着他们各自不同的背景的，尤其是人物的对话是很耐嚼，有很深的潜台词的。可是阅读《洗澡之后》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个四万多字的中篇更像是某种故事梗慨，既无法从容地展开，描写也相当地粗疏，甚至不合情理。杨绛像是在赶着她的人物，快快地进入预定的轨道。比如写丽琳在劳改地的经历：

“很多人愿意走在她旁边保护她呢。她对这些人很少看得上眼的。有的两眼贼溜溜的，一双眼睛好像害了馋痨。”这段文字的前面只是写这个村子有狼出没， “很多人愿意走在她旁边保护她”，接下来一句“她对这些人很少看得上眼的”就显得突兀了，好像丽琳原本就抱有到这里找个对象的企图。而这群“右派”的“色胆包天”也让人暗暗纳罕，“夕阳西下，多美啊”的调情之后就有“袭胸”的举动，叶丹虽老实斯文些，也敢于直截了当表达爱情。至少在这些描写里我们看不到作为“右派”的另类身份那种政治上的压抑感：他们竟然把这里当成一个寻找爱情的特别空间了。而丽琳对叶丹主动的搭讪那段对话也显得不合情理：“叶丹，你结过婚吗？”——不是特别熟悉的人，受过多年西方文化熏陶的杜丽琳会这样去打听人家的私生活吗？“我没有，不过我有女朋友。”——如果想看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这已经像是拒绝的话了。对话还会这样继续吗：“有许多吧？”“只两个”。“就没有第三个了？”“没有了。”……

杨绛在《前言》中说她之所以要写这个续集，是怕人家续写来糟蹋她的人物，可是看丽琳那么奇怪的问话，觉得先生自己已经在破坏她的人物了，因为并没有达到“更深入细致”的效果。许彦成这个形象更是如此。《洗澡》中的许彦成是集“真气”与“痴气”于一体，真纯善良不会见风使舵因而略显憨直的一类，可是在《洗澡之后》里竟不时显出他的薄情寡义来。比如当听人说丽琳马上要回来，“许彦成想到杜丽琳临走时对他说的‘重做夫妻’，心里很不是滋味，苦着脸说：‘姚伯母，我真不想去接她，叫罗厚替我去接接吧。’”丽琳遭了那么大的难去劳改，能够顺利回来是任谁都会高兴的，再怎么疏远的夫妻关系，去接一下总是“义不容辞”的吧，可他竟然能叫学生去。刚一见面，许彦成第一件事就是把钻戒还给丽琳，好像没有比交清财务更重要的事。而当丽琳说要他解放她时，“许彦成心里快活，他抑制了自己，客客气气地说”，这一快活，自私的本质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来。读到这里，不由想，假如丽琳不“自己解放自己”，她与许彦成的婚姻又是怎样的地狱呢。而对于姚宓的描写，则感觉她在结婚前后的整个过程中都好像变了一个人，“心比比干多一窍”的姚宓变傻了，变呆了，什么事都特别做作地被动，仿佛什么都是许彦成和姚太太包办的，杨绛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她“内心的纯洁”吗？

除人物的描写之外，《洗澡之后》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问题，那就是对于历史的书写。历史的书写被简化了，荒谬和残酷性当然也有所涉及，但有点蜻蜓点水，尤其是在三对急急忙忙顺利奔向幸福的新人的反衬下。划“右派”按指标虽然荒谬，当事人也认为自己吃了苦头，但更像是为丽琳提供了一个寻找第二次爱情的机会。至于许彦成，杨绛每次（《洗澡》中也是如此）都能让他局外人式的躲过所有政治运动，毫发无损且不需有任何违心的言行，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怕是罕见的幸运了。

总之，读《洗澡之后》，感觉到与《洗澡》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续集出来之后也有一些媒体报道和短评，从各自角度进行了赞美，比如“对纯洁的信心与坚守”［2］等，但也有文章表示诚实的失望，失望之后又煞费苦心地为杨绛先生做了圆转：“读至结束语，忽然有些了然，这位一百余岁的老人，饱经沧桑，她清楚许姚在未来将面对什么，纵有一只生花妙笔，既不能许之以平安，亦不能许之以作为，唯有许二人以一个家庭，宛如乌龟坚固的壳子，让二人在未来遇到艰难困苦时，有一处可以安心遁逃。”［3］其实，在笔者看来，对于杨绛先生的颐寿写作，完全不必做如此圆转了。一个百岁老人还能写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就足以让我们所有的晚辈顶礼致敬。但是，艺术的退化还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二

艺术的退化，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并不能由杨绛先生自己负责，而要由年龄负责——它反映出老年写作常有的问题，尤其是小说写作。孙犁先生写过一组“小说杂谈”的文章，其中一篇为《佳作产于盛年》，从果树有“盛果期”他想到，“任何事物，当其盛年之时，都是令人羡慕的。生物尤其如此。草木之盛年，就不用说了。盛年男女，即一个人的全盛阶段，其在形体上，仪态上，思想上，感情上，可以说都达到了成熟，繁茂，热烈的极点”［4］。文艺工作当然也不能例外。结合自己的经验和古今中外的创作现象，他总结出：“青年时期容易写出好的诗；壮年人的小说，其中多佳作；老年人宜于写些散文、杂文，这不只是量力而行，亦卫生延明之道也。”当然这只是大体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杨绛在70多岁还能写出《洗澡》，已经是个奇迹了。这说明杨绛的生命活力较一般人强，但是到一百岁来写小说，还是明显地看出其力不从心了。为什么老年人难以写出好的小说呢？孙犁认为关键在于作家的世界观，到了老年之后“常常变得消极以至虚无”。其实倒未必。比如杨绛的世界观从《洗澡之后》看，表现得罕见地乐观，但是这种乐观未必能救小说。关键是小说这种文体的要求是非常综合的，它需要思想（而不仅仅是世界观）但不直接说出思想；它要有情节但不仅仅是叙述情节。在它用感性形象描绘这些的时候，除了需要技巧，还需要写作时的生命状态的配合。只有在一种比较活跃的生命状态下，小说才能做到元气充沛，游刃有余。所以孙犁从生物学的角度所做的比喻其实是有他深刻的道理的。

首先，老年人写小说，面临一个精力的问题。短篇还好，长篇尤其。《洗澡之后》按它的时间的跨度，按它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按它要重新安排三对人物的婚恋过程，似乎不是一个四万多字的中篇可以容纳的，但是最终被处理成一个这样的中篇，说明还是有一个精力的问题，一百岁的杨绛不可能再搭一个宏伟的架子，来精雕细刻她理想中的小说了，所以她总是匆匆地走向她预定的结局。

第二，是感受力衰退的问题。记得杨绛曾谈读钱钟书文字的感受，总觉得是“生气勃勃”，这个生气却是最紧要的。老年人写文章，可以文字干净、思维清晰，却很难做到生气弥满、感受丰盈。如果用树来做比喻，老年人的小说可能有点像秋天的树、冬天的树，虽然线条依然可以是美的，毕竟会有些干枯，有些一览无余，这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感受到的，或者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能也就是语言的秘密，语言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晚年写小说比较成功的是汪曾祺（汪是60岁到70多岁写，比起杨绛来，不算太老），我们基本上也能感觉到他的小说有个特点：越来越像散文，且很明智地只写短篇，几乎中篇长度的都很少，且有大量的环境描写——这是老年人的优点，只要记忆力也还好，文字功夫已经到家，这是可以写好的。

也可以通过诗歌观察老年写作与中年或青年写作的不同。艾青晚年写过《光的赞歌》，很受赞誉，但是有一个特点，概念性比较强，诗歌语言所需要的充盈的感性也不存在了。穆旦晚年（不算太老，五十八九岁）所写的诗歌，与其中青年时期比，也可以看到文字的平淡和观念化程度的加强，而诗歌内在的那种紧张冲突，这是属于一个年轻人专有的，那种身体性的成分减弱了。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作家，往往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还在续写他们之前的长篇，如杨沫续写《青春之歌》，梁斌续写《红旗谱》，欧阳山续写《三家巷》，写出来之后却几乎无人问津，除了文学的总体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外，也确实是越写越概念化。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条当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受力衰微之后语言干巴无味了。生命中内在的矛盾、冲突减弱之后，语言的张力也差了。小说与力比多有关吗？张爱玲那种在感觉尖端的语言写作与一个年轻身体的感受力是相关的。钱钟书在《围城》中的铺天盖地的比喻也与一个身体的感性敏锐相关。写小说光有感性敏锐还不够，但是没有了感性敏锐却也是万万不能。当代作家艾云在《用身体思想》一书中曾直接表达：“原创性语言的生成离不开肉体。”［5］而《洗澡之后》那种以叙述为主，描写为辅的写法，那种描写对话时常常暴露出来的勉强无味，那种细腻心理描写的缺位都说明了感受力衰退的问题，

除了感受力的衰退外，思想力的衰退也是一个问题。其实主要不是孙犁所说的，人到老年之后，世界观变得消极以至于虚无，什么都看透了，而是人到老年之后，思想变得单纯或者固化了，很多老人是固化，而杨绛是变得过于单纯了。她真的是要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6］，干干净净地去另一个世界吗？以至于对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变得如此慈悲，过去有不公正对待的地方都要重新安排过。另外，除此之外，连政治上的怨怒也完全消弭，对于丽琳“右派”问题的书写，这种“坏事变好事”的写法不正是在表明：知识分子对于过去的那些政治运动也早已不那么“耿耿于怀”了。通过这部小说，杨绛似乎在表明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我都已经放下了，我要心平如镜地走向另一个世界。杨绛通过这个小说要完成的似乎是自己的人格完善，而不是小说本身的完善。

总之，小说，尤其是篇幅较长的小说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人生经验和写作技巧之外，生命力的活跃也是保证小说出精品的一个要素，老年人在这方面走下坡路，也就导致老年小说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注释：

［1］杨绛：《杨绛文集·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3页。

［2］杨红莉：《对“纯洁”的信心和坚守——杨绛〈洗澡之后〉阅读印象》，石家庄日报，2014年9月24日。

［3］任文：《洗澡之后：读书人的瑟缩》，杂文月刊（文摘版），2014年，第12期。

［4］孙犁：《尺泽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5］艾云：《用身体思想》，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6］杨绛：《一百岁感言》，中国农业会计，2014年，第2期。

（李俏梅 广东广州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