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冬利，李　萍

（1.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广东广州510640；2.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当代中国改革思想论争的历史品格与基本共识

□张冬利1,2，李萍1

（1.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广东广州510640；2.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思想的交锋和争论始终伴随其中，争论中有一致，分歧中有共识。回顾与反思改革开放30多年思想论争的历程，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凝聚改革共识，重振改革勇气具有重要意义。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之中、社会信任的基础之上及民意表达的平台之上完善凝聚改革共识的基本条件；立足国情、循序渐进、参与合作、正和博弈、构建体系、引领思潮是达成凝聚改革共识的途径与方法；交锋中要坚定共同目标、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创新是达成凝聚改革共识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改革开放；分歧与共识；论争；中国梦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3.005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5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一思想，正确把握改革大局，从改革大局出发看待利益关系调整，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今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能否以这一标准凝聚社会最大的改革共识，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此次会议也强调，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高度重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推进到哪一步，思想政治工作就要跟进到哪一步，有的放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不断多元化，继续通过改革来破除和解决日益凸显出的各种社会问题日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可以说，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改革一直没有停止，只是改革的重点时有变动，分歧也总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每一步，但争论中有一致，分歧中有共识，即总的“改革共识”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在历史的新阶段，如何再启“改革”这把钥匙，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而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思想论争的沿革与启示，则有利于我们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分歧与共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思想论争的历史沿革

思想理论的创新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中国改革历程的每个关键时期也必然伴有思想交锋和争论。换言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既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体制不断创新的30多年，又是人们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的30多年。3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多次的思想交锋和论争，每次论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这些论争其实是当时社会认识的一个缩影。其中，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思想解放历程的几次代表性交锋和论争，主要有以下四次。

1.1与历史对话：“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是20世纪80年代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两个凡是”的观点仍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篇檄文一经发表，随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的一场大讨论催生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拉开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序幕。

1.1.1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必然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是适应当时拨乱反正的需要，更是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文革刚结束后，人们对未来充满期待，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抛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在人民头上扣上紧箍咒。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创伤的中国，急需一场解放人民自己的运动，不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党就没有希望，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中国就没有希望，所以这场讨论就应然而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常识。而“两个凡是”则把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和指示作为真理的标准，颠倒理论和实践、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表面上看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尊重，实际上却是歪曲和损害。之所以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成为当时社会论争的一个焦点，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思潮。其实质是用什么来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检验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应当执行一条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p114)

1.1.2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共识与争论中的形成与发展。这场大讨论的导火索是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但同时也立即遭到不少“两个凡是”支持者的谴责，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指出文章否认了真理的相对性，还有的认为这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在政治上很坏很坏。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p114)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这次讨论。随后，理论界通过开研讨会、发表文章等方式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至1978年10月份，已在全国形成大讨论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之后的理论务虚会，是这次大讨论的深入和发展，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功。

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阐明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p143)因此，这次大论争不仅对我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理论探讨的良好氛围，为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提供了民主的条件。可见，激发理论创造的活力正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1.2与过去对话：姓“社”还是姓“资”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冲破姓“资”姓“社”的束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骤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严重的考验，能否汲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避免来自“左”与“右”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正确认识十年改革开放以来，诸如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经济特区的创办、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姓“资”姓“社”的论争。

1.2.1姓“社”姓“资”分歧的产生。面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改革遇到了困难，人们的思想分歧逐渐产生，并演变成了政治风波。《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等一系列争论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当时改革较大的分歧，并有逐渐把握舆论主动权的趋势。在民间，老百姓议论：“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改革开放该收一收了，该抓一抓阶级斗争了”，惶惑不安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整个社会的气氛沉闷压抑。

作为回应，时任《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于1991年以“皇甫平”为笔名发表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系列文章，再次引发了一场大的思想交锋。这四篇文章引起反对者的很多批判，反对者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这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再次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这场争论的背后，实质上隐含着对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改革开放路线是对还是错的判断。

1.2.2“南方谈话”促成新的共识形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冷静地观察和思考着这场交锋，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从武昌到深圳，从珠海到上海，一路走一路讲，内容涉及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之后经整理而成的近8 000字讲话稿，被称为“南方谈话”。此后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诸多经典思想，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发展才是硬道理”等都出自于此。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的进军令，推动了我国改革由目标探索阶段进入新体制基本框架的构建阶段。此后不久，社会舆论态势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愈发深入人心，改革开放进一步成为亿万中国人心目中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

1.3与制度对话：姓“公”还是姓“私”

第三次思想解放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对姓“公”姓“私”疑惑的解除。邓小平的去世，使一些坚持旧体制的人认为有机会扭转局面，从而利用各种方式挑起争论，其焦点集中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对政局造成很大困扰。这场争论是姓“社”与姓“资”之争必然要回答而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实质是上一次论争的一个延续，也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

1.3.1“万言书”引发交锋再起。随着股份制日益成为改革的主要取向，指责股份制的声音也高涨起来，一场新的交锋就难以避免。从1995年初开始，有四份万言书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这些“地下论文”以上纲上线的理论形式和严厉的批判指向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认为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导致社会主义变质和孳生资产阶级的根源所在，提倡阶级斗争，反对改革开放，恢复极“左”路线。

争论是善意的，批评者大量摘引马克思语录来论证我们今天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有的人批判股份制“是一个地道的私有化方案”，认为如果放掉小企业，私有制就会大量出现，中国就会发展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模式”，这是“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等等。这些观点形成的影响和氛围，给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障碍。

1.3.2改革共识在交锋中再次得到凝聚。对于“私有化”究竟是捷径还是歧路一直争论不休，其中持“目的论”者认为生产力是否发展自然是判断问题的重要标志，但为谁发展，同样是判断问题的重要标志；持“手段论”者则强调所有制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随后一些媒体发表了于光远、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等人的谈话，要求继续推进改革，冲破姓公姓私的禁区，其中《交锋》一书的出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并将社会舆论逐渐引向支持改革开放的共识中去。

当然，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不会很轻易的就退下去，比如2001年，一些人就“民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问题，又发表了新的“万言书”，指责共产党变成了“全民党”，挑起新的争论，甚至批评国家领导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早在南方谈话中就讲到：“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3］(p370-371)其核心精神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可见，邓小平的话不是凭空讲的，的确是有动摇；历史上动摇过，现实中也有动摇，这很正常，但关键是我们在论争中能再次凝聚起改革的共识。就此次论争而言，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时不难发现，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些原理和论断，都是为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奠定的前进基础，而不是就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或公有制。所以，这些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存在姓“公”姓“私”的问题。

1.4与当下对话：是改革失误还是有人扭曲改革第四次思想解放是一场期待解决我们目前改革“类发展困境”的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先易后难，几十年下来，积累的难题越来越多，但是，难题不能回避，否则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因此，如何在谋求思想共识和精神共识的基础上，达成更加广泛的利益共识，成为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动力和关键。

1.4.1“类发展困境”催生新一轮的改革论争。“类发展困境”是指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趋势。用世界眼光看，“类发展困境”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完全相反——很想发展，就是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例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另一种是部分相反——发展起来了，但不少方面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这是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郑杭生将此称为“类发展困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都得到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在社会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权力腐败蔓延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即“类发展困境”，体现出我国当前最大的理论与实践矛盾：即“理论上，社会代价的后果应由全社会来分担，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却是由弱势群体来承担或主要承担的，这就是风险承担上的不公平。同样，社会进步的成果应由全社会来共享，但实际上，却由强势群体来享受或首先享受。”［4］（P6-7）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改革陷阱”，其背后的原因无疑是利益的格局分配。

矛盾的存在必然会引来社会的不满和争论，而且争论的焦点逐渐从意识形态上的姓资姓社演化成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20年的改革，谁分享其利？”“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与阵痛？”“改革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等等成为社会争论焦点，很多人开始担心这样是否导致对改革的否定？不可否认，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主要因素之一，突出表现在贫富两极的不断分化上，这使得一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合理利益瓜分的工具或手段。长此以往，不仅改革的共识会破裂，动力也会逐渐丧失。

1.4.2正在形成中的改革共识。不同流派对改革方向分歧的日益加深，改革难度在利益交织中的不断加大，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或攻坚阶段，需要全方位推进，这是近期被经常使用的话语，这体现了人们对深化改革难度的认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持续与和谐地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从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自觉运用改革思维谋划和推动工作，提高领导、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能力和水平，为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方向。这种逐渐形成的改革共识，对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进程中的各种新问题至关重要。

2　交锋中寻求改革共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思想论争的反思

回顾与反思改革开放30多年思想论争的历程，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凝聚改革共识，重振改革勇气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争论，我们选择了搁置争议，“猫论”、“摸论”、“不争论”等都是改革开放宝贵的经验，它对于大胆解放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曾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化，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已无法掩饰，我们已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争议也无法再搁置。如果继续搁置和回避，日积月累的矛盾和被压制的诉求势必会爆发巨大的社会危机，这有如温水煮青蛙。近些年，各地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都以昂贵的代价证明了这一点。改革不仅仅需要勇气、方法和路径，它更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说各利益体博弈的结果，所以在交锋中寻求改革共识，对于改革而言尤为现实和必要。

2.1通过思想论争达成改革共识的基本条件

2.1.1共识形成于思想解放的氛围之中。共识是指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程序和政策等方面所持有的一致意见。改革共识就是人民在改革认知过程中形成的某种一致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思想论争的沿革看，每个阶段最大程度共识的形成都源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并由此来推动社会的改革与发展，这已经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所证明。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解放思想称作“一大法宝”，充分说明我们党对解放思想的高度重视。思想是不是解放，关键看我们在多大范围和空间中展开讨论。在寻求共识的过程中，“个识”是共识形成的前提，能否给“个识”以敢于讲真话的宽松的社会环境与心态，能否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异质思维”，是凝聚全社会共识的根本。

2.1.2共识形成于社会信任的基础之上。改革必然要求人民对改革系统产生深度而持续的信任，共识是建立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信任与共识的弥合意味着顶层设计与民众参与的良好互动，改革的推进有赖于周密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又必须以民众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和前提。能否获得民众的信任是顶层设计得以顺利运行及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得以有效实现的关键，民众信任度降低或者没有信任则意味着顶层设计将陷入困境甚至无法行动。所以，执政党党内改革共识的形成，并不能代表全社会的共识，只有真正形成社会共识，改革才能真正深入推进。

2.1.3共识形成于民意表达的平台之上。改革共识是历史的和具体的，只有具备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共识，人们才可能找到维系和增进认同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改革共识必须根据时代要求不断增量民意内容，否则改革就可能异化而不被认同。”［5］（P147）在改革共识中增量民意内容，就需要为民众提供足够的表达思想的平台。如果不能正确应对民意，反而采取僵化的管控方式，只能把公众参与改革的热情消蚀掉，甚至把他们逆转为改革的负面力量。在实时互动的信息化时代，一项事件的传播，具有无限的复制、转发、评论能力，网民可以在短时间内同时对某一事件表达自己的各种观点，并自主地联合成各种意见群体，最后形成庞大的联动规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舆论的指向，可见，更好地发挥民意的作用，可以有效地促进改革共识的凝聚。

2.2通过思想论争达成共识的途径与方法

2.2.1立足国情，循序渐进：正确处理好“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历程，大致遵循着这样的渐进改革之路：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后政治；先解决容易的问题，再攻克困难的问题。无论是安徽小岗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探索，还是广东小渔村经济特区的试验，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改革策略，还是现代化“三步走”的宏观战略目标，都表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靠的正是这种积极稳妥的改革思路。当然，我们在遵循这一路径的同时，并不是要畏首畏尾、消极停滞。正如许多中外学者所分析的，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过程的渐进性，确保改革始终在“可驾驭的环境中”进行。［6］(P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也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把握好火候、力度和进度，循序渐进。

2.2.2参与合作，正和博弈：充分展示改革方案的含金量。正和博弈亦称为合作博弈，是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社会思潮的交叉重叠，表达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的感受和愿望，所以，最大的共识凝聚只能产生于适度竞争状态，并以合作为基本取向。从近年的政策走向来看，农业税取消、弱势群体得到关注、贫富差距问题引起注意等，实际上都反映出通过正和博弈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实惠，有机会分享改革所带来的成果，成为改革的“胜利者”而不是“牺牲品”，从而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而不是附庸于那一个个阻挠改革深入推进的“硬骨头”上。

2.2.3构建体系，引领思潮：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愈加活跃，尽管通过多次思想论争帮助人们澄清了很多问题，但困扰改革前进的认识障碍依然存在，比如意识形态、政治认知以及改革信心等。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来引领社会思潮，提高对改革的认识和共识，进而研究和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路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不同阶段形势、任务的变化，我们党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有力地回答了一些社会思潮对改革的质疑和攻击，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持续和深入开展。

2.3通过思想论争达成共识的基本要求

2.3.1交锋中要坚定共同目标：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共同目标，才能有共同步调。社会共同目标是广大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从的基础，是公民对整个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信心来源。社会根基的动摇大多数是从手段方式的失范逐渐演变为根本目标的失范，手段的失范，社会尚且可以包容，但如果一个社会多数成员对根本目标模糊不清，动摇不定，失去信心，甚至失望逆反等，就离整个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不远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3.2交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尊重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改革的方法问题，他说：“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前进”，“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要全面、系统、协同地深化改革，就不能不注重改革的思想方法、设计方法、操作方法、推进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思想矛盾冲突不断出现并不要紧，关键是要实事求是、敢于认错、敢于改正。如果政府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态度去推进改革，必然会导致政府诚信和群众基础的丧失，更不可能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要在全社会重新凝聚起进一步改革的基本共识，就必须首先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反思改革的功过得失，科学地总结几十年来“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在思想方法上，“处理好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大与步子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7］(P2)在推进方法上，习近平2013年在山东考察时指出：“要正确推进改革，要准确推进改革，要有序推进改革，要协调推进改革，要善于把自觉维护中央大政方针的统一性严肃性和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在系统分析方法上，习近平2014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首次辩证地提出了“要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只有明确改革哪些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符，哪些与“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不符等等，用这种实事求是的思路去反思改革，才能真正坚持让“改革”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继续深化，重新凝聚起改革的共识。

2.3.3交锋中要勇于探索创新：尊重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推进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坚持深化改革，继续探索创新。30多年前，由于改革没有经验，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总结，但目前我们需要重新凝聚的共识不是原来改革共识的延续，而是在新的背景下的再次凝聚，是基于对现状的探索和对新的变革的期待。当然，强调“试错法”并不是不需要顶层设计，相反，顶层设计在新时期显得更为重要。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只有坚持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衡量问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看待问题，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螺旋上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协调推进以及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参考文献：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郑杭生.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5］张润泽.略论改革认同的基本意涵及其生成条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5).

［6］人民日报评论员.立足国情循序渐进［N］.人民日报,2012-04-05.

［7］人民日报评论员.既要解放思想，也要实事求是——论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关系［N］.人民日报，2013-08-05.

责任编辑刘宏兰

作者简介：张冬利（1984-），男，河南焦作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讲师；李萍（1957-），女，广东蕉岭人,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48）；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2014YK003）。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3-00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