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会 亮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李尔王》与《约伯记》比较研究

陈 会 亮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莎士比亚《李尔王》和圣经《约伯记》在人物形象、人物所经历的磨难、戏剧结构等方面皆存在相似之处，通过这些考察，我们能发现二者在神学内涵上也有着共同的思考。通过对二者的比较、解读，可以发现莎士比亚和圣经编撰者对人的灵魂有着相通的认识。

《李尔王》；《约伯记》；诗学；亚里士多德；原型；意象；主题

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李尔王》整体上可以看作是约伯的模式和他的适用性在悲剧中的应用。”[1]127当我们拓宽视野，把目光聚焦于这两部作品时，我们会发现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李尔王》与戏剧体诗《约伯记》在意象、主题和戏剧本质上均有相通之处。

一、作为戏剧杰作的《李尔王》和《约伯记》

悲剧在西方已存在了两千多年，但始终很难走出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理论。在《诗学》中，亚氏把情节称为“悲剧的灵魂”，认为“它是对一个完整的，有开始、中间和结尾的事件的摹仿。”[2]13-14《李尔王》和《约伯记》均从一个传统的民间故事题材——“爱的证明”——开始。这类故事往往讲述一个“忠诚之爱”的故事，虚假者得到嘉奖，诚实者遭到贬斥，后来忠诚的真正的爱经受了考验，故事在美满的氛围与和谐的结局中闭幕。“灰姑娘”的故事大致可算作它的原型。[3]14-16在《李尔王》中，威严而任性的国王心血来潮地要求女儿用言语表达对自己的挚爱。在《约伯记》中，似乎毫无理性和公正性的上帝接受了撒旦的建议，对“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约伯进行了近乎毁灭的“爱的试探”。“荒唐性”是其行为的共同特点。然而正是这种荒唐性揭开了悲剧的序幕，成为剧情发生的导火索。

在故事中,李尔和约伯不但面临贫穷、疾病的折磨，还都经受着灵魂的煎熬，而灵魂的痛苦在所有苦难中是最深沉的。李尔起初尚有一些侍臣和百名骑士跟随，而最后身边仅剩下三个人。约伯原有妻子和三个朋友相陪伴，后来他们却都站在了对立面，对他进行超乎肉体的攻击和折磨。二者也都经历了财产由多到少以至于无，尊严、权势由顶峰降到谷底的过程。波兰批评家安德烈·富克维奇把接连不断的受迫害与被摧残比作剥葱皮：“我们剥葱皮一片一片地剥，到哪里为止，哪里才是核心呢？”[4]549以此来比喻李尔和约伯的遭遇可谓精当。

面对苦难，李尔和约伯经受了同样的心路历程和意志磨砺。他们都经历了平静—疯狂—抵抗—新生的过程。李尔在受到高纳瑞的冷遇后，尚寄希望于二女儿里根：“好，我还有一个女儿，我相信她是孝顺我的。”(第一幕第四场)此时他的行为是合乎常态的，思维是清晰的，也是通情达理的：“一个人为了疾病而疏忽了他的责任，是应当加以原谅的，……不要太鲁莽了，对一个有病的人作过分求全的责备……”(第二幕第四场)约伯初受打击时表现出惊人的镇定和超人的毅力。妻子劝他“弃掉神，死了吧”，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当朋友为他的遭际而哭天喊地时，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并不说话。即使普通人，其忍耐和承受力也是有限度的，何况已是有了三个成年女儿的父亲、不可一世的国王李尔？何况拥有无限尊敬和爱戴、在“东方人中为至大”的约伯？

在李尔和约伯前面，笔者使用了诸多定语，这不是情感抒发，而是有意为之。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人的情感得到疏泄。”[5]63这一观点虽然建立在古希腊悲剧的基础上，但置于莎剧和《约伯记》中也同样适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主人公无一贫民，而均是地位显赫之人，或王子，或国王，或将军。异乎寻常的痛苦和灾难是悲剧的主要成分，也是悲剧情感的主要源泉，特别是怜悯体验的主要源泉。从理论上讲，被轻视的爱情的痛苦、生活琐事的苦恼不论发生在王子身上或平民身上，程度应当是一样的。但是，舞台上的王子与平民同演一件事，给人的感觉却不一样。身份显赫之人如王子、将军、伯爵本身就有其尊贵伟大之处，当他们从显赫的权力之巅跌至平民的尘土中时，命运的巨变所形成的对比无疑更能震撼人心、令人恐惧并引发怜悯。

如果仅仅为了揭示《李尔王》和《约伯记》的主题，二者的主人公或许可以由别人替换，他们皆非唯一。但这两个角色确立起来，其光辉历经沧桑而迄今依然璀璨夺目，我们不能不说其中有必然性因素。李尔发了疯，向天神呼吁，诅咒一切，渴求复仇，又向往死亡以求解脱。也许人永远无法战胜魔鬼，约伯亦不能继续保持默然静坐的姿态。他开始呼喊，说出发自内心的、也许曾经想过但从未说出过的话。这些话在朋友们看来大逆不道，有违传统教义。他们以为约伯发疯了，说的要么是疯话，要么是梦呓。李尔绝不软弱，也不像有评论者所说“刚愎自用，自食其果”，他的怒吼、咆哮和哭诉其实也是一种反抗。我们难道能让一个老人再次揭竿而起，团结民众，重夺王权吗？那样想就幼稚了。李尔后来杀死了杀害考迪利亚的凶手，这就是一种反抗。有学者认为李尔后来走上了一条英雄主义的道路[1]125-126，笔者以为很有道理。约伯在辩论中向传统教义发起挑战(13:15-22)，唇枪舌剑直指上帝，内心的不满、怀疑和抗议一泻而出，可以说他的反抗是理直气壮、气贯长虹的。

在两个故事结尾，主人公都经历了神的或类似神的遭际。仁慈善良的考迪利亚出现，抚平了李尔心灵的创伤，有爱的家、正常的精神状态、尊严的王位(象征性地)重新为其所有。有的评论者认为《李尔王》存在双重线索，即李尔的家庭和葛罗斯特的家庭两条线索。[1]125-126在另一条线索中，葛罗斯特重新树立起生存下去的信心，最后在微笑中死去。比较其敌人的悲惨结局，可以说李尔和葛罗斯特的结局均是“喜剧的”。如果此说有失准确，则约伯的结局真正是“喜剧的”，在上帝无可动摇的威严和磅礴气势的重压下，他为自己的行为后悔，“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由于比三友人“说的是”，他重新得到上帝的恩宠，“亚卫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而且他最后“年纪苍迈，日子满足而死”。

有评论者认为，《李尔王》和《约伯记》的比较并不具有权威性的说服力，原因是二者的结局不同。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略显浅薄，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也许他的观点有些道理，李尔和考迪利亚确实被莎翁有意安排而走向死亡，约伯则重新得到上帝的垂爱，并彻底顺服了上帝。但笔者想说的是，也许李尔和约伯一样，二人都成了他们最该成为的那个人。笔者无须为约伯说什么，也许最难以令人信服的是李尔。这不得不从剧作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分析。莎士比亚生活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这部悲剧创作于17世纪初。当时宗教改革在英国已持续了一个世纪，路德派教义早在1528年便传入苏格兰。路德在与教会相对抗过程中提出“因信称义”的口号。“因信称义”固然伴以种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但仍成为新教教义的第二个特征。[6]233虽说“因信称义”在保罗书信中写得清清楚楚，可其真正深入人心并着实发挥作用，应该说是始于宗教改革的。莎士比亚是一个基督徒，他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和人文主义的熏陶都是必然的。李尔在疯狂得以平静后开始关心穷人的生活，懂得了怜悯，在经历磨难后懂得了忍耐，最后一幕甚至跪在考迪利亚面前请求宽恕……《李尔王》虽不像《约伯记》那样本身有上帝，若透过文本进行分析，似乎也可以认为李尔的一生是宿命的安排。他的一生是凡人人生的缩影，是一个经历苦难之后经过赎罪进入天堂、终于获得永生的历程。当然我们无法否认莎士比亚的存在及其与剧本的内在联系。那么，李尔走向“圣经理念”的行为是否表明他是一个“世俗基督徒”或者“精神基督徒”呢？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尔王》和《约伯记》所涉及的内容已经从个体转向了宇宙，具有了一种寓言性的意义，反映了人类精神中某种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东西。或许这正是两部作品如同千年醇酒愈久弥香的缘由所在。

二、两部作品的非戏剧因素

路德谈到《约伯记》时称其“最伟大、最崇高”，而伟大崇高的作品往往有其复杂的独到之处。立足于文本我们会发现，《李尔王》与《约伯记》在原型、主题意象及戏剧技巧方面均有可比之处。

(一)有趣的“易身术”：原型的合与分

有关李尔王与约伯的相似，已经谈论了太多。有趣的是，在爱德伽和葛罗斯特身上，我们竟也发现了约伯的影子。爱德伽为了避难自我伪装，声称“还不如改扮成一个最卑贱受苦、最为世人所轻视、和禽兽相差无几的家伙；我要用污泥涂在脸上，用一块毡布裹住我的腰，把满头的头发打了许多乱结，赤身裸体，抵抗着风雨的侵凌……”(第二幕第三场)。试比较约伯受难时的形象：“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我的脸因哭泣发紫，我的眼皮上有死荫。”(16:15-16)如果语言无法与其表达的内容完全相符，就看一下列昂·伯拿的约伯受难像吧，你会说那是根据爱德伽的自述绘画的，二者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在戏剧中，二者的作用也是类似的。在《李尔王》中，爱德伽不仅是整个事件的经历者，也是其叙述者和见证人，若离开他，葛罗斯特的经历、其最终的遗言都不可能得以显现。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但凭着正直和诚实又得到比原来还多的东西，这些同约伯也是惊人地相似。

葛罗斯特表现着约伯的另一特点：坚忍。在第五幕第二场中，埃德伽面对葛罗斯特的轻生念头训斥道：“人们的生死都不是可以勉强求到的，你应该耐心忍受天命的安排。”葛罗斯特表示认可：“你说得有道理。”此语透露出葛罗斯特坚强忍耐的性格，而他说的“要忍耐、要听从天命”更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对约伯之言的回应：“难道我们仅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面对难以忍受的苦难，约伯对死亡充满了向往：“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3:20-22)而经受磨难的葛罗斯特也抱有同样的心态：“……我现在脱离这个世界，当着你们的面，摆脱我的残酷的痛苦了；要是我能够再忍受下去，而不怨尤你们不可反抗的伟大意志，我这可厌的残余的生命不久也要烧干了的。”面对造物主带来的苦难，两个人都充满厌世情绪，向往着死亡，但他们又都坚忍地生存了下来，尽管约伯更多地借助自我信仰，而葛罗斯特则在儿子的劝说和陪伴下走向多佛。

从以上分析可见，约伯的角色由李尔、爱德伽、葛罗斯特三者联袂扮演了。他们不仅在外部表象上相似，而且在人生历程的遭际上也相仿。弗莱认为，自然现象的日落、秋季及人生的暮年是英雄衰落、神祇垂死故事的原型。[7]90据此可以说，约伯、李尔等人具有共同的原型，讲述的都是伟人或英雄遭受磨难而终获新生的故事。不同的是，丰富饱满或“圆形”的约伯形象被李尔、爱德伽、葛罗斯特等人“瓜分”了，他们作为“扁形人物”，均表现了约伯的一个侧面。

(二)意象与主题

意象或“表意之象”的重要性正如《周易》之言“尽意莫若象”。意象研究是直接指向诗之内在本质的探索，“看似孤立悬搁在个别文化情境中的意象，实则在其背后是一个蕴涵丰富的文化实体”[8]7。细读莎剧时会发现，莎翁的许多剧作是由一系列意象群构成的，它们都有非凡的作用。这正如英国莎学专家斯帕津在《在莎士比亚悲剧的意象里所见的主导性主题》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些意象倒像是用另一媒介对文学做出连续的伴奏，有时象征性地强调或解释思想的某些方面，有时在直接提供点缀或气氛，有时是怪诞的，甚至是令人起反感的、逼真的、离奇的、引人注目的，有时又在形象和色彩上描绘出非人间的美。”[4]330莎剧的意象往往对剧作的意义，尤其剧作家本人的看法有重要的暗示功能，这从《哈姆雷特》中的“腐朽”、“病态”意象，《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光”意象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李尔王》和《约伯记》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意象，即“法庭”，它关涉到“审判”的母题。在第三幕第六场中，李尔有过不甚清醒的幻觉和诉求：

“一定要办她们一办，我现在就要控诉她们。来，最有学问的法官，你坐在这儿；贤明的官长，坐在这儿。——来，你们这两只雌狐。”

“我要先看她们受了审判再说。把她们的罪证带上来。你这披着法衣的审判官；请坐，你，他的执法的同僚，坐在他的旁边。你是陪审官，你也坐下。”

“我当着尊严的堂上起誓，她曾经踢她的可怜的父王……”

“……拦住她！举起你们的兵器，拨出你们的剑，点起火把来！营私舞弊的法庭！枉法的贪官，为什么放她逃走？”

李尔失去权力、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后，即使在不清醒的状态中也一直想着复仇，此时他想到了法官和法庭。约伯在遭受不公正时又如何呢？他请求上帝给予公平的待遇，并要与上帝在法庭上做一次公正的听讼：

“惟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

我就不躲开你的面。

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

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

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

或者让我说话，你回答我。”(13:20-22)

“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

在上有我的中保。” (16:19)

“愿人得与神辩白，

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16:21)

法庭是审判案子的场所，在那里原被告双方的地位平等。这在以色列和欧洲都有深远的传统。古国王时期(约公元前10世纪)以降，耶路撒冷有一个“上诉国王”的法庭，人们在那里以“Hosianna”(贺撒纳，意谓“救命”)求国王帮助。公元前7世纪，以色列人开始在各地设立“法官制度”。他们一般进行口头控辩，但晚期也用“书面状词”。见证人在审判过程中非常重要，有时甚至起关键性作用。《旧约》作者多次用法官比喻上帝，称之为主持“公正”或“公义”的“审判者”。[9]87了解了这些背景再看李尔和约伯，就会发现，他们遭遇不公时都唤醒了童年的记忆——一种潜意识中的平等意识和公正思想。

对照法庭的意象，可以对二者的主题做一推测，尽管这类结论已数不胜数。笔者认为，《李尔王》和《约伯记》都表现了寻求“公平”、“公正”的主题。《旧约》是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出埃及记》21:24)，后来的上帝审判就是对这种“公正观”的发展。而约伯竟要与上帝一同接受审判!今天，在肯定其勇气可嘉之际，人们更能感受到其个体意识的觉醒，“我”之概念的萌生。在《李尔王》中，李尔求助于法律，诉诸公平的审判，不仅建立在他对专制王权(尽管不久前他还是它的代表)的思考上，更基于他对人生、对哲学问题的思索和顿悟上。他不再像原来那样向天神哭诉，而是求助于人间的法官，这不正说明李尔的个体意识和人本情怀已经萌生吗？由此，笔者认为约伯提出了个体问题，李尔则回答了这个问题。约伯未能深思熟虑，因为上帝的出现使他顺服；而李尔始终未能得到上帝的垂怜，以致他思考得很深，远涉形而上，并且付诸实践。人是个体的，要有自我，面对命运的不公则要反抗。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是在有意抬高李尔，但李尔有时就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形象的想象中看到的问题，根本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更大，甚至于更神秘的问题。”[9]340这也许就是《李尔王》和《约伯记》魅力永存的根本原因吧。

(三)不符合舞台演出的因素：诗的语言及其雄辩性，“隐性密码”的存在

一般来说，剧本是为舞台而存在的，可是并非所有好剧本都能在舞台上达到其预想的效果，《李尔王》和《约伯记》就是如此。布拉德雷曾说“《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最高成就，但不是最佳剧本”。他认为该剧的本质是诗，在舞台上表演会有损于这一本质：“……这种诗是无法移植到舞台灯光下面的；它只能在想象中存在。这就是莎士比亚最伟大之处，但可不是戏剧家的莎士比亚。”[4]155

在《李尔王》这部五幕剧中，一些场景有相当的可观性，如李尔分国的场面，李尔同女儿的对话，特别是李尔同考迪利亚重逢那感人泪下的一幕，它们都具有吸引观众心魄的魅力。但是，由于《李尔王》规模的宏伟，想象的崇高，体验的深刻，许多场面的表达效果永远无法同想象中的场景相比拟。义愤填膺的老王在田野里大段的呼天叫地——如果表演得不好——在观众眼里只能是一个小丑的喋喋不休。雷鸣电闪的夜晚，暴雨狂泻，骤风紧逼，当事人瑟瑟发抖——这些能够在阅读中体验，却很难在舞台上生动地表演。

在《约伯记》中，约伯初遇苦难时的痛苦悲声、上帝回应时的恍然醒悟可以在舞台上表现，但他同朋友一轮又一轮的论辩，其论辩的内在逻辑、其内在的神学蕴涵也是无法呈现的。也许有人会将其搬上舞台，但效果可能会同看老舍的《茶馆》一样，舞台演出同文本的内涵根本无法相匹配，这也许是《约伯记》很少被搬上舞台的原因。

语言是又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李尔王》中对立双方的语言的节奏感，其雄辩性，《约伯记》语言的宏大背景，其潜在的神学内涵，也都是不适合演出的因素。李尔王疯狂时同大自然构成矛盾的双方，那时他的语言就不便演出，其观察自然、思考人生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更适合放置于小说的心理描写中。如果没有对《旧约》传统教义的理解，没有紧追演员逻辑的能力，《约伯记》这部戏普通观众是无法看懂的，它只适合高级教士和神职人员观看。总之，两部戏的很多场景确有魅力，会对观众形成强烈的“内引”，但不能否认，许多因素又造成了演员同观众、看者与被看者之间过大的“疏离”。有这些因素存在，戏剧表演就很难成功。

结 语

这些分析说明，作为戏剧的《李尔王》与《约伯记》在构成上并未走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所指，依然是对一种人类精神历程的模仿。在戏剧因素之外，在原型运用和神学内涵等方面，它们也有种种相似之处。可见二者的关系的确是密切的，本文的解读仅仅涉及其丰富内涵之万一。《李尔王》与《约伯记》是说不尽的，它有待于不断挖掘和发现。

[1] Harold Fisch. king Lear: Organized Incoherence. In The Biblical Presence in Shakespeare,Milton,and Blake. Oxford:Clarendon Press , 1999.

[2] Aristotle. Poetics. Trans., Loon Golde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8, pp.13-14. See Steven Marx. Shakespeare and the Bi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沈建青.一个“灰姑娘”的童话——对《李尔王》故事原型的心理透视[J].外国文学研究，1992(4)：13-17.

[4]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 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 G F穆尔.基督教简史[M].郭舜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 诺思洛普·弗莱.文学的原型[M]//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8] 王立.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9] 雷立柏.基督宗教知识辞典[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郑国瑞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ing Lear and Job

CHEN Hui-li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Shakespeare's King Lear and the Bible Job have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s, the sufferings of characters and the drama structure.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both of them share the same thinking in the theological connotations. After a detailed comparis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two work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Shakespeare and the Bible Author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n the human soul.

King Lear; Job; poetry; Aristotle; prototype; image; themes

2015-03-12

陈会亮(1979—)，男，河南漯河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河南大学在读博士后，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和中西方文史经典。

I106

A

1671-9824(2016)04-006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