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爱萍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山东青岛　266001）

《开元天宝遗事》中所见唐贵族奢侈生活研究

姜爱萍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山东青岛266001）

《开元天宝遗事》是五代王仁裕的一部重要笔记小说，其中保存众多唐代社会史料，是在其他正史中所不能见到的，极为珍贵。书中记载大量唐代贵族阶层的奢侈腐败生活，对于研究安史之乱以前唐朝贵族阶层的奢侈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唐代；贵族；奢侈；杨氏；唐玄宗

王仁裕（880——956年）字德辇，天水人，生活于纷乱的五代时期。年少时不知学习，以狗马弹射为生活乐趣，二十五岁开始就学，以文辞知名于秦陇。后来跟随唐废帝于军中，凡传谕檄文、书函、诏令，多出其手。“工诗文，通晓音律，与和凝等以文章知名于五代”［1］p3，由于他生活在混乱的五代时期，其作品大多以佚。因此他的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应是十分珍贵的。此书是陇右文化的重要部分，现存版本较多，按照其流传形式，可以分为单行本和丛书本两类。单行本有三种，分别是明建业张氏铜活字本，日本宽永十六年 （1639年）刻本以及缪氏艺风堂抄本。“丛书本有明刊《续百川学海》本、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刊印《说郛》本、《五朝小说大观》本、《唐代丛书》本、《旧小说》本以及元明善本《历代小史》本等，明抄本《类说》今存二十六卷和明末刻清初印本《唐人百家小说》等都收有《开元天宝遗事》，但并非全部。”［2］《开元天宝遗事》目前流行的版本中，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的曾贻芬先生的点校本（《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以明代建业张氏铜活字本为底本，参校了日本宽永十六年刻本、《顾氏文房小说》本、《历代小史》 本、《四库全书》 本四种版本”［1］p8，应当是目前最好的本子。

一、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贵族奢侈生活

史学界一直以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社会发展的分水岭，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前，唐朝政治比较清明，玄宗先后任用姚崇、宋璟等为相，勤于政事，使唐代达到了一种极盛局面。但到天宝年间，唐玄宗先后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此时以玄宗为首的统治阶层骄奢淫逸，玄宗也懒于处理政事，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开始走下坡路线。后晋刘昫等感叹曰“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虽稍移于勤倦，亦未至于怠荒。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纰缪，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宝已退，小人道长。如山有朽坏，虽大必亏。”［3］p236-237唐玄宗统治的四十多年前后差别如此之大，除却自身原因之外，很大一部分在于其用人之过。

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富裕达到了开国以来未有的高度。中国盛强，自西京安远门到西域沿路的村落众多，田野开辟，陇右富饶，天下闻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不难孕育一批骄奢淫逸的贵族阶层。奢侈生活历来是统治阶层的生活特性。玄宗每次进食时，多达数千盘（也可能是数十盘）每一盘的价值相当于当时十个中等家庭的财产。史载玄宗“赐诸姨钱数百万为脂粉钱”［4］p3494，黄正健也说唐玄宗“每月给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钱十万‘为脂粉之费’，而宫中掌杨贵妃刺绣的就有七百人。”［5］p64

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主要记载盛唐时期的各种社会生活状况，以玄宗宫廷生活为主，记载了唐玄宗统治前期的英明睿智和后期的昏庸奢侈，其中写后期生活占了绝大数的篇幅，记录了大量天宝年间以玄宗为首统治阶层的荒淫无度，奢侈腐败。如天宝年间的《戏掷金钱》记载“内庭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盖孤闷无所遣也。”［1］p29禁宫中的嫔妃们由于孤独苦闷，每至春时就以掷金钱为游戏，体现出宫内嫔妃的奢侈娱乐活动。“明皇未得妃子，宫中嫔妃辈投金钱赌侍帝寝，以亲者为胜。招入妃子，遂罢此戏。”［1］p44由此两则故事可以试想，或许金钱已成为宫内嫔妃的一种玩物，参与多种嫔妃间的游戏，以作为她们消遣无聊时间的工具。

在天宝年间，最得势的莫过于杨氏一族。伴随着杨贵妃的得宠，杨国忠的位居相位，杨氏家族的豪华奢侈生活也越发令人惊叹。如《旧唐书》载：

銛授三品，上柱国，私第立戟。姐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擬宫掖，车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夸尚，每構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徹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玄宗颁赐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中使不绝。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3］p2178。

杨氏姐妹兄弟五家，按照皇宫的规模来建造自己的府邸，一旦看到别人的超过自己的规模，便立刻推倒重建，唐玄宗还经常赏赐他国进献的奇珍异宝。而且据史载，杨贵妃每当出游时，都是由高力士牵马策鞭的，还有充锦绣官和冶瑑金玉者，大约有近千人，以便随时为贵妃提供奇装异服和玩物。《开元天宝遗事》中的《长汤十六所》、《锦雁》记载了华清宫中玄宗的奢侈生活，尤其是详细的记录了玄宗和贵妃凤御汤中的豪华设备，如“凤御汤中以文瑶密石，中央有玉莲……缝锦绣为凫雁于水中，帝与贵妃施钑镂小舟，戏玩于其间。宫中退水，出于金沟，其中珠缨宝络流出街渠，贫民日有所得焉。”［1］p54除此之外，《开元天宝遗事》中有许多关于杨氏家族的记载。如《凤炭》：“杨国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双凤，至冬月则燃于炉中，及先以白檀木铺于炉底，余灰不可参杂”［1］p50，《百枝灯树》：“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1］p55除此之外，冰兽赠王公》记录了杨国忠子弟为贿赂王公大臣赠豪华冰雕的故事，《百宝栏》和《四香阁》则记录了杨国忠以百宝装饰栏楯以及“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1］p58，其壮观之度远超于帝宫。王仁裕以如此之多的故事记录杨氏一族的奢侈生活，可见其奢侈之度实是令人惊叹的。

其实在开元天宝年间，极度的奢侈生活已成为贵族阶层的一种习惯性风气，杨氏一族的生活是当时贵族阶层生活的一个代表，其他贵族也都竞相连结杨氏，表现出一种奢侈腐败之象。据史载：“诸王子孙凡婚聘，必先因韩、虢以请，辄皆遂，至数百千金以谢。”［4］p3495各贵族以千百金贿赂韩国和虢国夫人，竞相示好，其奢侈之度可见一般。

二、开元天宝年间唐朝贵族阶层经济来源

唐初实行均田制，与前代土地制度相比，其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有所放松。在这一制度下，永业田和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均可以买卖，这就给土地兼并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国家推行大土地所有制，贵族地主及原有的大地主急速地进行土地兼并，土地越来越多的握在贵族地主手中。丞相李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磑，利尽上膄。”［3］p3238“开元中，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中官占者什六。除买卖外，官僚贵族还通过借荒，置牧等形式兼并土地。”［6］p412另外，国家不限制占有田地数量，土地兼并越来越重。“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宽，兼并之弊，有踰于汉成、哀之间。”［7］p32兼并土地后，大地主的土地经营方式为雇役佃耕制，承担赋税的主要为自耕农，小地主所有者以及佃户，那么财富则就越来越多的累积在贵族大地主手中，成为贵族阶层重要的经济来源。

唐政府面临着严重财政危机，唐代杜佑在《通典》中说“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众多军用开支“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而锡赉之费此不与焉。”［7］p452唐玄宗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危机，大量任用善于敛财的计臣，由此计臣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李林甫、王鉷、杨慎矜、杨国忠等。他们之间不断争权夺利，先后把持着国家财政，运用各种手段敛财。这些计臣们大肆搜刮社会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玄宗的豪奢消费。王鉷每年向玄宗贡献额外钱百亿万，并对玄宗说“此是常年额外物，非征税物。”［2］p3229《新唐书》里也记载“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岁进前百亿万緡，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4］p1346。

在这些计臣中，杨国忠是一个敛财能手，并得到玄宗的欢心，夸其是管理财物的材料，他也逐渐掌控整个国家的财政。“国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而度支、吏部事自丛伙，第署一字不能尽，故吏得轻重，显賕公谒无所忌”［4］p5848杨从御史做到宰相，共兼任40多个职位，又兼任吏部尚书，取得了任命文官的权力，且掌管财政，几乎完全控制整个帝国的财政。既然杨掌控国家财政，那么他的奢侈生活的经济来源就显而易见。另外，许多官吏公开贿赂他，毫无顾忌。皇亲贵族也争相结好杨氏家族，“至百千金”，这些贿赂之财，也成为杨氏一族的一个经济来源。

唐玄宗的巨额赏赐也是贵族阶层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唐玄宗是一个极为奢侈的皇帝，自从有了计臣维持他的腐败生活，更是挥霍无度。“747年，唐玄宗曾将本年全国进贡的物品，全部赏赐给李林甫。”［8］p155对于杨氏一族的赏赐，更是令人惊叹不已。史载：

帝常岁十月幸华清宫，春乃还，而诸杨汤沐馆在宫东垣，连蔓相照，帝临幸，必遍五家，赏赉不訾计，出有赐，曰钱路，返有劳，曰较脚。还近馈遗阉稚，歌儿，狗马，金贝，踵叠其门［4］p5849。

天宝九年，杨贵妃由于受到皇帝的斥责被送回杨家，杨国忠与吉温从中调和后，玄宗将她召回宫中，仍像过去一样宠爱。玄宗为感谢杨氏，赐给杨国忠钱财巨万，“幸秦国及国忠第，赐两家巨万”［4］p3494唐玄宗对杨氏的众多巨额赏赐，成为杨氏奢侈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

综上所述，开元年间，尤其是天宝年间，贵族阶层能够过着奢侈腐败的生活是与当时的土地制度，朝政混乱以及唐玄宗自身奢侈腐败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三、小结

王仁裕由于生活在混乱的五代时期，其作品大多以佚，因此流传下来的《开元天宝遗事》一书，显得弥足珍贵。书中记载了大量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以宫廷生活为主的众多社会生活现象，是研究此时期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以唐玄宗和杨氏家族为代表的唐朝贵族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一方面，大肆进行土地兼并，搜刮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贵族阶层内部贪污腐败，计臣们十分注重敛财。除此之外，唐玄宗统治后期，自身的无度挥霍和大肆赏赐，也助长了群臣们对于金钱的欲望，以及无度的奢侈挥霍。他们的行为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了国家社会制度的转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安史之乱能够有条件爆发，与此也有着一定的关联。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从中剖析唐朝当时的社会状况。

［1］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M］.载入曾贻芬点校的《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

［2］蒲向明.<开元天宝遗事>诸问题探讨［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5）.

［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黄正健.唐代衣食住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6］龚书铎.中国社会通史（隋唐五代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7］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崔瑞德.剑桥中国史（隋唐篇上）［M］.台北：南天书局出版，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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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4658（2016）01-0113-03

2015-10-12

姜爱萍（1992-），女，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