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红++潘祥奋

【关键词】HIV/AIDS；危险因素；干预措施

中图分类号：R512.9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1383.2015.06.028

艾滋病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的简称，系由人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慢性传染病[1]。截至2015年1月31日，全国报告现存活HIV感染者/AIDS病例508 864例，死亡160 288例，现存活HIV感染者302 498例，AIDS病人206 366例[2]。近年来，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及普通家庭扩散[3]。综合文献资料，我国艾滋病流行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吸毒、危险性行为（异性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流动人口、采供血等。笔者就当前我国艾滋病流行的主要危险因素及其干预措施进行以下综述。

1主要危险因素

1.1吸毒吸毒一直为我国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之一[4]。吸毒成瘾是一个复杂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问题。罗莉等人[5]调查武汉市293例美沙酮维持治疗（MMT）患者发现，在亲密度和情感表达两个维度的得分明显高于社区海洛因吸食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社会支持总分及客观支持得分明显高于社区吸毒者（P<0.05）；MMT患者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支持总分均与最近1个月毒品的使用次数明显相关（r分别为-0.36和-0.14，均P<0.05）。文献Meta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共用针具、注射吸毒及教育程度≤9年为我国吸毒人群HIV的危险因素[6]。“新型毒品”是相对大麻、海洛因和可卡因等“传统毒品”而言，主要指甲基丙胺、苯丙胺、氯胺酮和摇头丸等人工合成的兴奋剂、致幻剂类毒品。新型毒品吸毒者容易发生高危性行为，极易造成艾滋病的性传播。新型毒品因其价格低廉且容易制造，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中国大陆也呈现泛滥之势。杨进业等[7]调查南宁市113名新型毒品吸毒者，男性72人，占63.7%；女性41人，占363%；吸食过甲基苯丙胺、苯丙胺、摇头丸和氯胺酮的比率分别为67.3%、65.5%、58.4%和75.2%；其中77.9%的被调查者有过聚众吸毒行为，吸毒者近期有固定性行为、临时性行为和商业性行为的比率分别为64.6%、531%和15.0%。甲基苯丙胺、苯丙胺目前已是世界上流行最快、最为泛滥的新型毒品，此类毒品易于导致性乱，而性乱又是HIV传播的重要途径[8]。

1.2危险性行为

1.2.1异性性行为当前性传播已是我国HIV传播的最主要途径，暗娼作为性病传播的重点人群，在HIV的传播中起着关键作用，不同档次暗娼在HIV/性病的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差异很大。王炜等人[9]监测发现，衢州市柯城区同期各档次暗娼最近1个月安全套使用率有明显差异，其中高、中档次暗娼均在94%以上，低档次暗娼只有79.41%。云南省低档场所暗娼的艾滋病高危行为较严重，高、中、低档场所暗娼最近1个月商业性性行为中每次使用安全套的比率分别为93.4%（6307/6755）、93.8%（10 109/10 782）、90.4%（6053/6697），低档场所暗娼安全套使用率较高、中档低（均P<0.01）[10]。嫖客人群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人群，也是AIDS通过暗娼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的重要桥梁。中老年嫖客受自然、经济等条件的限制，主要到低档的性交易场所嫖娼，暗娼档次越低HIV感染率越高。截至2013年4月，广西贺州市累计报告≥40岁男性HIV/AIDS 1800多例，其中有商业性行为史的比率为80%；按发生性交易的场所统计，低档场所、中档场所和高档场分别占90.38%（723/800）、9.50%（76/800）和013%（1/800）[11]。常州市39例老年HIV/AIDS以性传播为主，由于老年病人发病后临床症状不典型，病情复杂，就诊时多数病情已进展至晚期，同时伴有基础疾病和多系统多器官功能损害，往往预后很差，多数以治疗失败或放弃治疗告终[12]。

1.2.2同性性行为因为高风险的性方式， 男男性行为（MSM）人群在我国已成为HIV传播的高危人群[13]。近年来MSM人群HIV状况上升趋势明显，其中，来自浴池和高年龄组MSM人群的HIV感染状况更为严重。李东民等2010～2013年共监测MSM 149 848人，其中，来自浴池（A组）、网络招募（B组）和其他来源（C组）分别占12.3%、30.1%和575%，与历年样本来源构成相似；A组最近6个月肛交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率最低，从2010年302%上升至2013年37.8%，B组从34.7%上升至42.9%，C组从35.3%上升至43.1%，呈上升趋势（P<0.01）[14]。

1.3流动人口随着我国城市化进展， 流动人口的数量还有增加趋势。我国HIV人数持续增长， 国内部分地区新发现的HIV以流动人口为主，流动人群中的HIV会促进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从而导致艾滋病流行率上升[15]。2013 年发生流动的16 088 例HIV和AIDS，主要集中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和新疆，其中69.1%的流动发生在省内[16]。宁波市最近几年报告的 HIV/AIDS 中，流动人口占60%以上[17]。云南省瑞丽市自1990年发现首例HIV后，发现缅甸籍HIV/AIDS数呈逐年上升趋势[18]。

1.4采供血随着国家输血法规的完善，经医疗性输血感染HIV报道减少，但窗口期造成的输血感染仍有发生，近年来青岛市发生1例输血感染HIV[19]和浙江省发生2例因窗口期造成的输血感染[20]。深圳市MSM献血者的HIV和梅毒感染率较高，影响因素复杂，应引起足够重视[21]。

2干预措施

近年来，艾滋病防治政策环境不断完善，随着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不断推进，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部门各司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机制，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22]。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是指人们通过咨询，在知情和保密的情况下，自愿选择是否接受HIV抗体检测，改变危险行为不端及获得相关服务的过程。菏泽市2011～2013年共检测22 492人次，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分别筛查了14 559人次、3351人次、2654人次和1928人次；提供咨询和检测服务所占比率分别为64.73%、14.90%、11.80%和857%[23]。VCT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高危险人群认同并接受，尤其是MSM。2008～2013年大连市咨询人群中MSM、非商业非固定异性性接触者和商业异性性接触者分别占47.09%、23.23%和22.28%，三者之间HIV抗体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8.7898，P<0.01）[24]。VCT是发现HIV和预防控制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手段，应加强对重点人群和高危人群艾滋病防治的宣传和干预，扩大VCT覆盖率，采取多种方式更好地推动VCT工作的开展。从温州市求询来源来看，主动求询者和转介求询者更容易发现HIV，可能原因是在发生了高危性行为后，更多的求询者是通过主动求询来进行VCT的[25]。endprint

2.1对吸毒者的干预措施海洛因依赖导致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MMT是目前阿片类物质依赖治疗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温州市清乐市中医院MMT社区报道2010～2012年门诊年保持率从72.1%提高到824%，尿检阳性率从37.7%降低到17.1%。很多病人认为外带药试点工作充分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不再担心外出工作不能服药，导致戒断症状出现而痛苦不堪，能做到工作和服药同时兼顾，远离毒品，回归社会，与达到正常工作和生活的目标更接近[26]。国外众多研究表明，MMT能够减少毒品滥用，预防HIV感染，减少与毒品相关的犯罪和死亡[27、28]。增加对海洛因成瘾者的家庭社会支持，提高参加MMT的依从性，减少参加MMT期间注射吸毒行为，可以降低HIV感染的风险。和家人一起居住及其家庭支持是减少偷吸毒品行为的有效措施，家人可以从经济上、心理上及行为改变上给予帮助，给予工作就业机会，减少社会歧视也有助于减少偷吸毒品行为的发生[29]。HIV阳性MMT者中使用新型毒品的现象普遍，应加强新型毒品使用的监督、检测及相关高危行为干预[30]。

2.2对危险性行为的干预措施暗娼安全套使用率的提高，对预防经性接触传播艾滋病及保护易感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田东县报道，艾滋病防治项目实施后，监测哨点暗娼人群平均坚持使用安全套率达72.2%（866/1200），高于实施前的56.7%（681/12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1]。MSM HIV流行趋势严峻，因此加强该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浙江省疾控工作者一方面通过媒体、男同网站和寻找性伴手机应用程序等推动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促进安全套的使用并提高HIV检测意识；另一方面，联合非政府组织，鼓励MSM 同伴教育员提供更多的外展服务来进行健康教育、免费发放安全套，并鼓励HIV 检测[32]。中老年嫖客已成为广西艾滋病防控重点人群，有必要对中老年嫖客进行针对性的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降低其高危性行为的发生，提高其性病、艾滋病主动检测意识，对感染HIV的中老年嫖客，应当积极进行治疗和随访管理，降低病死率和二代传播[33]。在加强防治静脉注射吸毒传播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性传播干预工作，防范艾滋病向普通人群进一步蔓延，还应注重对高年龄组、农民和无业者的健康教育和干预工作，这部分人群文化层次、收入相对较低、卫生防护意识淡薄，应始终加强对他们进行健康教育及行为干预[34]。

2.3对流动人口的干预措施辽宁省外来务工人员具有较高流动性和较低文化水平的特点，尽管调查结果显示安全套使用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和HIV等感染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流动性强是外来务工人员现阶段无法改变的现状，其“桥梁人群”的纽带作用不可忽视[35]。因此从大的策略调整到小的细节改变，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艾滋病防治对策，以应对新形势下该人群需求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2009～2011年上海市金山区流动人群存在感染HIV 的危险因素较复杂，包括对艾滋病等性病防治知识认识不足、安全套使用率低、部分人群有临时性伴侣或嫖娼或MSM性行为等高危行为。如何将流动人群从被动接受知识的传统模式与主动参与相结合，让更多的人能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且愿意与HIV/AIDS 一起生活在没有歧视的社会中，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36]。黄东升等认为需有针对性地加大保山市缅籍青壮年HIV/AIDS以及新入境HIV抗体检测阳性者的随访管理力度，进而减少缅籍艾滋病疫情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37]。

2.4对采供血的干预措施献血者征询体检与VCT有机地结合，能使高危献血者得到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支持，主动退出献血，这不仅是预防艾滋病需要，也能降低输血感染HIV风险[38]。从无偿献血招募和体检咨询工作等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需要加强与社会互动，开展对献血者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宣教，从而达到保证血液质量与安全的目的[39]。参考文献[1] 李兰娟，任红.传染病学[M].8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108118.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2015年1月全国艾滋病性病疫情及主要防治工作进展[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5，21（3）：175.

[3] 杨学斌，叶金奶，高克勇，等.平阳县几类人群HIV和梅毒感染情况调查[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5，21（1）：6973.

[4] Jia Z，Wang L，Chen RY，et al.Tracking the evolution of HIV /AIDS in China from 1989-2009 to inform futu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orts[J].PLoS One，2011，6（10）：e25671.

[5] 罗莉，刘普林，刘聪，等.美沙酮维持治疗病人与社区海洛因吸食者家庭环境及社会支持情况比较[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4，20（7）：537539.

[6] 刑健男，钱莎莎，郭巍，等.我国吸毒人群艾滋病感染危险因素的Meta分析[J].疾病监测，2013，28（10）：823828.

[7] 杨进业，陆华湘，吴兴华，等.南宁市新型毒品吸毒人群性行为特征及相关危险因素[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4，20（11）：827830，834.

[8] Sakarovitch C，Rouet F，Murphy G，et al.Do tests devised to detect recent HIV1 infection provide reliable estimates of incidence in Africa？[J].J Acquir Immune Defic Syndr，2007，45（1）：115122.

[9] 王炜，丰刘富，郝晓刚，等.衢州市柯城区2009-2013年暗娼人群艾滋病哨点监测结果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4，20（11）：860862，874.endprint

[10] 张祖祥，宋丽军，罗红兵，等.2013年云南省暗娼艾滋病高危行为调查分析[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4，48（12）：10571062.

[11] 黄冬瑞，曾梓，李建标，等.广西贺州市中老年嫖客人群相关知识和行为调查[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4，20（8）：597599，605.

[12] 卫铮，陈国春，徐天敏.常州市老年HIV/AIDS病人的临床特征及其机会性感染疾病谱[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4，20（8）：603605.

[13] Wong FY，Huang ZJ，Wang W，et al.STIs and HIV among men having sex with men in China：a ticking time bomb？[J].AIDS Educ Prev，2009，21（5）：430446.

[14] 李东民，葛琳，王岚，等.中国2010-2013年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及相关行为变化趋势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4，35（5）：542546.

[15] 赵凤霞，王晓春.中国流动人口艾滋病危险因素研究进展[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0，16（3）：330333.

[16] 李培龙，王丽艳，郭巍，等.2013年中国 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流动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4，48（11）：934937.

[17] 张琰，张丹丹，洪航，等.浙江省宁波市流动人口感染艾滋病的脆弱性因素及感染现状分析[J].疾病监测，2012，27（1）：2831.

[18] 安晓静，张小波，李洲林，等.云南省瑞丽市151例外籍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高危行为状况分析[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4，48（12）：11121114.

[19] 徐光勇，时培荣，鹿文静，等.典型经输血感染HIV1例[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4，20（8）：608.

[20] 王爱红.输血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两例调查分析[J].疾病监测，2013，28（3）：200201.

[21] 蔡于茂，刘惠，宋亚娟，等.深圳市男男性行为献血者HIV和梅毒感染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4，48（2）：128132.

[22] 张晓菲，吕翠霞，董蕾，等.对艾滋病医学文献中社会参与力量名称界定及应用的辨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4，20（11）：879881.

[23] 王颖，黄涛，肖明，等.菏泽市2008-2013年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综合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5，21（3）：242243.

[24] 熊帮洁，万悦竹，张群，等.大连市2008-2013年艾滋病VCT利用情况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4，20（11）：857859.

[25] 张秀新，薛芳辉，郑东方，等.温州市鹿城区VCT人群HIV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5，21（1）：6568.

[26] 李福娟，甘美华，蒋秀琴，等.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外带药物制度的实施及安全管理[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4，20（1）：6465.

[27] Dvoriak S，Karachevsky A，Chhatre S，et al.Methadone maintenance for HIV positive and HIV negative patients in Kyiv：acceptability and treatment response[J].Drug Alcohol Depend，2014（137）：6267.

[28] Ward J，Hall W，Mattick RP.Role of maintenance treatment in opioid dependence[J].Lancet，1999，353（9148）：221226.

[29] 王常合，柔克明，庞琳，等.美沙酮维持治疗海洛因成瘾者中HIV新发感染原因病例对照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4，35（4）：417420.

[30] 姜海波，曹晓斌，王常合，等.HIV阳性美沙酮维持治疗者新型毒品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4，35（8）：905908.

[31] 黄永红，潘祥奋，农启振，等.田东县艾滋病防治项目效果分析[J].海峡预防医学杂志，2015，21（2）：1719.

[32] 徐云，潘晓红，杨介者，等.浙江省2004-2013年MSM的艾滋病疫情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5，21（21）：3740.

[33] 朱金辉，沈智勇，朱秋映，等.广西壮族自治区三个市县中老年嫖客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4，18（6）：493496.

[34] 杨茜，王桂香，李海鹰，等.2002-2011年云南省开远市艾滋病流行动态分析[J].疾病监测，2013，28（5）：366368.

[35] 孙笠翔，李青，姜凤霞，等.2009-2013年辽宁省外来务工人员艾滋病哨点监测结果分析[J].疾病监测，2015，30（2）：126129.

[36] 姜春花，干红卫，黄融融，等.2009-2011年上海市金山区流动人群艾滋病哨点监测结果分析[J].疾病监测，2012，27（4）：296299.

[37] 黄东升，郑维斌，杨家芳，等.1997-2011年云南省保山市缅籍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疫情流行特征分析[J].疾病监测，2013，28（3）：202205.

[38] 王爱红，陈丽雯，鲁梅华.浙江省江山市献血者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情况[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4，20（1）：5152.

[39] 王福成.浙江省金华市无偿献血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现状分析[J].疾病监测，2013，28（3）：197199.

（收稿日期：2015-07-25修回日期：2015-12-20）

（编辑：梁明佩）±s）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