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杰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00)

对宗教改革前夕教皇国内部状况的重新审视

杨靖杰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00)

人们在考察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教皇国历史时往往过于强调其腐朽堕落的一面，并将之作为宗教改革爆发的重要原因。但众所周知，“新教”只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而没有彻底或完全地取代天主教，这即证明了在宗教改革爆发前的一段时期，教皇及其政府必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却蕴含着某些积极的因素。正是这些积极因素帮助天主教会抵挡住了新教的猛烈冲击，甚至在某些地区或某些领域重新战胜了新教。本文试图通过对宗教改革前夕教皇国的重新审视，来对这些积极因素加以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宗教改革前夕;教皇国内部状况;重新审视

1 教皇与教皇国内的诸侯

威尼斯驻罗马大使保罗·帕鲁塔(Paolo Paruta)在他1595年致威尼斯议会的报告中指出，教皇在教皇国内拥有最为绝对的权力，相比于其它君主而言更加不受约束，部分原因在于教皇国内的男爵们无法限制他的权力。①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教皇们依靠家族的力量成功地压服了教皇国内的众多诸侯领。西斯都四世被视作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教宗国王，在其之前，教廷的高级教士常常同贵族集团相勾结。当教皇保罗二世撤职了一批高级教廷官员后，他们竟然将梵蒂冈包围了二十天。如果教皇政权不根除那些贵族集团，它早晚必成为这些阴谋活动的牺牲品。西斯都四世挑起了这一重担，并成功地击败了科伦纳家族，占领了其领地马力诺(Marino)，并让自己的侄子当上了伊莫拉(Imola)和弗利(Forlì)的领主。他由此成为第一个将罗马及其邻近地区完全置于他控制之下的教皇。现在无论贵族、高级教士还是匪帮，都无法与他抗衡或分割他的权力，因此无论在他的意大利政策上还是在教会内部事务上，他敢于以旁若无人的高傲姿态来行事。其后的亚历山大六世唯一关心的是用尽一切手段去增加自身的权力。他消灭或驱逐了教皇国内几乎所有不听话的小暴君；罗马城内所谓的圭尔夫奥尔西尼派和吉伯林科伦纳派这两大集团也被铲除。他著名的儿子，凯撒·波吉亚(Caesar Borgia)在西斯都四世去世后旋即赶走了其侄子的遗孀，自己占领了伊莫拉与弗利，随后又与圭尔夫党人结盟，占领了佩萨罗(Pesaro)、里米尼(Rimini)和法恩扎(Faenza)。②其后的儒略二世为自己的家族谋得了乌尔比诺(Urbino)之后，又使佩鲁贾(Perugia)和博洛尼亚(Bologna)直接听命于教廷，他自己则成为了帕尔马(Parma)、皮阿琴察(Piacenza)和雷吉欧(Reggio)的领主；从皮阿琴察到特拉西纳(Terracina)这之间的整个疆域都承认他的权威。马基雅维利由是感慨：“从前，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男爵也敢去挑战教皇的权威；而现在，就算是法国国王，也要敬教皇三分。”③

我们不难看出，从这一时期开始，教皇们变得非常重视家族利益，而且在追求家族利益的过程中无疑发展出了一套精妙的“近代的”政治技巧，因为其中每一位教皇在这一方面都可以说是成功的。他们既没有英诺森三世式的那种教皇具有无上权威的浪漫主义空想，也没有因无所作为而受到大大小小领主的摆弄或侵扰。相反，这时的教皇们展现出了对他们卓越的控制能力。

2 教廷内部

自大分裂起，枢机主教团的权威就开始走下坡路。大分裂结束后，历任教皇在重塑教廷权威的同时，通过一系列手段加强中央集权，最终将枢机的尊威纳入了教皇自身至高无上的权力之中。一位驻罗马的威尼斯大使所说的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在教皇们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下，枢机主教们逐渐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政治与司法上的自由权力，“没有教皇，枢机主教们什么也做不了。”④

1947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授权枢机奥利维耶罗·卡拉法(Oliviero Carafa)与乔吉·达·科斯塔(Jorge da Costa)拟定改革罗马教廷的章程，随后又设置了一个由六名枢机组成的改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改革教廷的工作之中，他们每天早上都在使徒宫(Apostolic Palace)会面并展开讨论研究。他们对枢机的年俸进行了限制，并对教皇选举的流程提出了一系列的规定，足以根除贿选的可能。此外，该委员会还对教皇的无上权力(suprema potestas)提出了挑战。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亚历山大六世同负责改革的枢机们分裂了。很快，这个改革委员会的重心就不再是改革教会而转向了关于至高神权的实践乃至本质性问题之上。出于对他自身的权力可能被这些狂热的枢机们削弱的担忧，亚历山大六世破坏了他发起的改革运动。其所用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大量地将自己的亲戚或亲信提拔为枢机，这样一来就可大大削弱枢机团中同教皇自身意见相左的派系的力量，而当崇尚专制的教皇参加枢机议会(Consistory)时，他所说的话也不再是建议，而是决议，因为他已经使枢机团中支持他的枢机占到多数。此举并非亚历山大六世的发明，而是西斯都四世。西斯都四世通过这一手段成功地避免了大公会议主义对自身权威带来的危险，并在1484年的教皇选举中使同自己一派的吉安巴蒂斯塔·奇博(Giambattista Cibo)当选为教皇英诺森八世。亚历山大六世继承了这一做法，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斯都四世在13年中分8次共拔擢了34人成为枢机，其中至少有6人是他的侄子；亚历山大六世则在11年间分9次拔擢了43人成为枢机，其中有11人与他同为西班牙裔。不过，比起之后的利奥十世，他们二者均相形见绌，这位教皇曾经在一次就拔擢了31名枢机。通过这一做法，教皇政府在宗教改革前半个世纪迅速地完成了将权力集中到包括教皇本人和少数几名亲信在内的宫廷委员会这一集权过程。

3 教皇的上述作为对天主教改革与复兴的影响

首先，教皇在意大利取得的政治影响力有利于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有效运作。例如：1591年，布鲁诺(Bruno)在墨岑尼勾(Mocenigo)的邀请下，从法兰克福前往威尼斯。墨岑尼勾宣称对其掌握的记忆术很感兴趣。但是当他发现自己无法从布鲁诺那里掌握这种“自然魔力”的奥秘后，墨岑尼勾将布鲁诺打入了宗教裁判所。随后，布鲁诺郑重地宣誓弃绝自己一切与天主教会的教理与训导不相符的错误或怀疑。然而这时，罗马宗教裁判所介入并要求将他引渡到罗马。在犹豫过后，威尼斯当局同意了。随后在1593年2月，布鲁诺被转移到罗马。在反常地被关押了六年后罗马宗教裁判所才组织一个委员会对他进行审判。布鲁诺因其包括认为基督不是神而仅仅是一个出色的魔术师；圣灵是世界之魂和魔鬼将得救等等神学观念而被定罪，并被交由世俗政权将他在罗马百花广场(Campo dei Fiori)施以火刑。⑤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宗教裁判所需要世俗政权的支持，如果教皇国在意大利不具备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与权威的话，肯定是无法在各个国家设立统一听命于罗马宗教裁判所的附属法庭的，也不可能将布鲁诺从威尼斯引渡到罗马。罗马宗教裁判所及其在意大利各地的附属法庭通过对异端的镇压和物质惩罚，巩固了宗教信仰与纪律，并使之统一于罗马教廷。⑥它无疑在重塑天主教会权威，抵御意大利免受新教等“异端”教派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将权力集中于教皇有助于避免此时重新浮出水面的再次大分裂的威胁。如果在宗教改革的同时又发生大分裂，那么后果对于天主教会而言不堪设想。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应当忘记耶稣会。十七世纪的头十年，天主教在复兴的自信下，不仅成功地止住了新教扩张的步伐，而且在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和东欧积极地压制并缩小它的影响。新教在这一时期陷入了被动的守势。不仅仅在政治上，在属灵事务上天主教亦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无论在法国或者整个欧洲，还是在美洲、非洲、印度、中国、日本和太平洋国家上，无数热忱而富有激情的天主教传教士正在努力将当地居民的信仰转化为天主教。在上述所有这些天主教会取得的成就中，耶稣会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⑦

早前在中世纪时期，许多重要修会，例如方济会、加尔默罗会、多明我会与奥斯定会基本都是在英诺森三世时代——教皇权力达到鼎盛的时期所创立的。这并不是巧合，众所周知，宗教修会直属于教皇管辖，正如教皇保罗三世那封正式认可耶稣会的通谕“治争战教会”(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中所写的那样，耶稣会最根本的使命就是前往任何教皇指派他们去的地方，无论是土耳其，新世界，路德教统治的地方，还是其它任何异教徒或是虔信者所居之地。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亦曾对耶稣会所要求的“服从”之含义进行过著名的阐述，他认为，这种“神圣的服从”(holy obedience)应该是“完全的服从”、“盲目的服从”，甚至“像尸体那样”(sicut cadaver)、像“老人的拐杖那样”的顺从。⑧这种服从是对长上的服从，而教皇作为最高教长，整个耶稣会都要服从于他。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1539年九月教皇保罗三世收到耶稣会为请求得到批准正式成立而递交的章程时的称赞了，“这是天主的手触。”保罗三世在耶稣会的身上不仅看到了复兴天主教会的可能性，也看到了加强自身作为最高教长权力的可能性。事实上，作为天主教会内部一种集权的象征与要素的耶稣会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得到了教皇们持续的关注与支持。在保罗三世之后，教皇儒略三世(Julius III)、马塞勒斯二世(Marcellus II)和保罗四世(Paul IV)一共发布了十一道与耶稣会有关的通谕和七道劝谕，给予耶稣会包括不断放宽会士人数限制在内的诸多便利。⑨正是出于强化自身集权的考虑，自耶稣会创立之初，连续数任教皇都给予大力支持；耶稣会亦不负厚望，为天主教复兴与反宗教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对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教皇国历史的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消极与否定，而要认识到这一时期其内部的许多发展变化正是重振教廷权威与加强教皇集权的源头，它们在宗教改革爆发后极大地助长了包括罗马宗教裁判所与耶稣会在内的许多为反新教与天主教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组织或机构，有力地推动了天主教复兴。

注释：

① Eugenio Albèri(ed.),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al Senato,Volume X,Florence:Società Editrice Fiorentina,1857,pp.397,401,412-13.

② 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trans.by S.G.C.Middlemore,pp.105-106.

③ Leopold von Ranke,The History of the popes,during the last four centuries,trans.by Elizabeth Foster,pp.36-45.

④ Eugenio Albèri(ed.),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al Senato,Volume VII,Florence:Società Editrice Fiorentina,1846,p.5.

⑤ Thomas Carson,Joann Cerrito,etc.,(eds.),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second edition),vol.2,p.646.

⑥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沈珩、祝本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30页。

⑦ Harro Höpfl,Jesuit Political Thought: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 State,c.1540-163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339-340.

⑧ T.H.O’Gorman,Jesuit Obedience from Law to Life,Manila:Loyola House of Studies in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1971,p.44,pp.201-202,207-208.In Harro Höpfl,Jesuit Political Thought: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 State,c.1540-1630,p.29.

⑨ J.Carlos Coupeau,“Five personae of Ignatius of Loyola”,in Thomas Worcester(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Jesui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7.

杨靖杰(1995-)，男，汉，武汉，本科，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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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7-019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