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晓秀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 河南 开封 475000)

民国的政治逻辑与1944
——1946年民盟的生存空间探析

薛晓秀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 河南 开封 475000)

政治和武力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这个逻辑本身又构成了民国政治基本的历史局限。第三方面的政治主体——民盟，一个以言论和理性为武器的政团在1944——1946年的崛起和成就是极具理论意义的问题。

民国政治;民盟;生存空间

民国政治的基本规则在于：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政治和武力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这个逻辑本身又构成了民国政治基本的历史局限。这一历史局限主要在于以武力为基础提出的问题，很难以武力之外的方式而获得解决，问题的基础与问题本身不能统一。从民盟全部历史活动的记录来看，1944——1946年这段时间，是其最为活跃、最有成就的一段时间。民盟在其机关报《光明报》的一篇社论中自我界定：“他本身不是一个政党，所以不要看作国内两大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它和国共两党的基本区别在社论中这样提及：“就是大家都没有武力，作其政治要求的后盾。”“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①。一个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的政团，无疑是最为远离武力的，因此也是最为远离民国政治的逻辑的。从这一视角来看，民盟的崛起为民国的政治逻辑提供了一支标尺，从而可以测量出一个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的政团在民国政治的生存空间。

民盟诞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刻。一些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奔走于国共之间，力图维护团结抗战，却收效甚微之后，认识到要在危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在国民党高压政策下得以保全和发展，必须将分散的中间党派的力量联合起来。于是于1941年10月10日，在香港成立了由三党三派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4年9月为便于无党派人士参加，取消“政团”二字，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中国政治中的性质与作用，张澜说：“民主同盟组织的动机，是因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并无效，三十年春间，遂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以外之各党派，而组织一民主政团同盟……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②。此后，“大批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加入民盟，到1945年10月，全国约有盟员3000人，无党派盟员占70%以上”③，民盟成了，也就是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而形成的特殊政治力量和近代政治组织。

抗战期间，第三方面发起的政治运动主要就是宪政运动，黄炎培认为在宪政运动中，民盟“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④最终由于民盟固有的软弱性，宪政运动被国民党掌控，成为一个形式上的政治运动，中共也在宪政运动中被边缘化。宪政运动终于成为了远离大众、冷泠清清的贵族运动。

在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时，民盟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一口号的成败，由此国共展开了对民盟的争夺和分化。首先青年党被国民党分化出去，从而瓦解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民盟最初对联合政府这一口号的态度是“怕得很”。林伯渠后来说：“我们把这个问题公开了，并很好地向他们做了解释……各小党派才答应了。”⑤1944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政治主张，郑重表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 之后，民盟开创了在其全部历史活动中最为有声有色的政治局面。如果说宪政为第三方面提供了“研究明午菜肴”的前景，联合政府则为之提供了“眼前如何得食”的可能。中共提出了民盟不敢提的参加政府这一问题，两者由此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建立起统一战线，从而也开创了中共统战工作最为有声有色的局面，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也更加具体地、最大程度地体现出来。

1944年9月6日，赫尔利来华，美国由此直接卷入国共政争。继赫尔利之后，中共也将民盟引入国共谈判，民盟改变了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获得了直接参政的权利。国共谈判的方式由两方变为多元化的政治局面，一党训政体制受到破坏。蒋介石为对抗联合政府的口号而提出的战时内阁的主张，因民盟拒绝加入而胎死腹中。从中可以看出，民盟在民国政治中终于得到了一席之地。

国共提出的战时内阁——联合政府遇阻之后，两党随即提出各自的第二套政治部署：提前行宪——“解联”。国民党方面准备召开国民大会，产生立宪政府；共产党方面则准备召开解放区代表大会，成立“解联”。两个大会一旦召开，意味着中国将产生两个政府。国共谈判又陷僵局，第三方面及其政治代表民盟登场出面斡旋。毛泽东说：“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有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自有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它有它的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⑥居中斡旋。蒋对此的态度是“无成见，诸君意如何，当照办。”⑦此时的赫尔利也无能为力，只能表示对民盟的倚重。民盟提出了第三个建议：政治会议，并提出政治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国大问题。民盟和中共在停开国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然而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民盟既未附和共产党，也未附和国民党，而是将问题推开，既表示由政府酌定，又表示意见未尽一致。

毛泽东论断：“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⑧两头指国共，中间指第三方面，具体讲就是指民盟。但具体来说，民盟并非绝对的软。在重庆谈判的第七次会谈中，在赫尔利的压力下，国共在军额问题上作了让步，但在解放区问题上则均不让步。此时，民盟又是左右开弓，持中间立场。民盟对中共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中共此次的谈判不提联合政府，侧重于解放区与军队数额，并且民盟被排斥于谈判之外。民盟的存在，和武力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们对于武力多少有些轻视，对于中共在武装问题上毫不松动的态度，多少也有些轻视。重庆谈判结束之后不久，10月19日，民盟发表全国临时大会宣言，表示：“中国民主同盟始终相信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⑨民盟在联合政府问题上持不妥协的态度，根本原因是因为只有联合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民盟的政治利益。而解放区问题与民盟的现实利益，至少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出于利益的不同认识，导致民盟部分人士对中共产生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一直持续到政协会议之前。

民盟生存与发展的主要条件必须是国共之间在合作的前提下存在着一定的对立。民盟之所以能够取得第三方面的地位，主要得益于中共这个第二方面的发展。中共的力量越是发展，与国民党这个第一方面的悬殊越是缩小，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间得以拓展的可能就越大。这都缘于民盟与武力的关系，民盟与民国政治逻辑的关系。民盟的生存与发展，既是又不完全是民国政治逻辑的一个例外。正是由于民盟的“中间”地位，第三方面才得以获得生存空间。

1944——1946年的中国政局，既是民国政治依据其固有逻辑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这个逻辑自身的历史局限的表现过程。我们从民盟于1944——1946年的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出它为民国政治的逻辑提供的这一支标尺，测量出了一个以言论和理性为武器的政团，在民国政治中终究受制于国共两个武装政党的关系，终究走不了多远。虽然它的活动看似在民国政治的逻辑之外，但它的失败却也恰恰证实了民国政治的逻辑：政治和武力的高度统一，缺一不可。

注解：

①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0，第10～11页。

② 四川师范学院《张澜文集》编辑组编：《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07页。

③ 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简史》，群言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21页。

④ 《黄炎培日记》，1944年4月30日。

⑤ 《林伯渠文集》，第442页。

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7、108页

⑦ 《黄炎培日记》，1945年6月1日

⑧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99页。

⑨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临代大会宣言》，《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9日

⑩ 《马歇尔驶华》，第435页

薛晓秀，女，山西省霍州市人，河南大学明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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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8-017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