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临舒 蒋存梅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上海 200234)

音乐是人类最重要的信息交流系统之一, 这可能缘于音乐和语言在人类进化历史上具有相同的起源(Darwin, 1871; Wallin, Merker, & Brown,2001)。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音乐无处不在。聆听音乐不仅是现代人最具普遍性的一种活动, 也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 即使音乐会、电台广播的解说词不遗余力地介绍音乐的表现内容, 许多人仍抱怨自己“听不懂”音乐, 尤其当音乐被用于传达哲理性对象, 比如, 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哲理性对象作为音乐的外在表现对象, 属于音乐外在意义(extramusical meaning)的范畴(Meyer, 1956; Patel, 2008)。在音乐欣赏活动中, 对音乐哲理性对象的理解是不是音乐工作者的专利？一般人能否理解音乐传达的哲理性对象？其内在的认知神经机制又是什么？目前, 尚无研究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考察听者对音乐哲理性对象的理解。对以上问题的系统探究, 不仅可以推进和完善音乐外在意义的认知研究, 为构建音乐外在意义的认知神经模型提供依据, 而且有助于明确音乐训练经历对音乐外在意义加工的影响, 最终回答人类对音乐的理解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音乐外在意义加工的理论

在音乐学研究中, 关于音乐意义的定义及其构成问题长期处于争议之中(如, Davies, 1994;Hanslick, 1854; Kivy, 1990, 2002; Meyer, 1956)。根据已有的理论, 音乐意义可大致分为音乐内在意义和音乐外在意义两类(Koopman & Davies, 2001;Meyer, 1956; Patel, 2008)。前者是指某个音乐事件(可以是某一音乐元素, 或某个结构单元)指向另一个音乐事件所具有的意义。相反, 当音乐指向概念、图像、经验、或情绪状态等音乐之外的对象时, 这种意义属于音乐外在意义。根据Koelsch(2012)的观点, 音乐所表达的意义超出音乐符号本身, 且音乐意义与语言符号所传达的语义信息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因此, 他以音乐语义(musical semantics)代替音乐意义。即便如此,Koelsch也承认, 音乐语义与语言学中的命题语义仍然具有差异：音乐很难表达语言中量词、情态词以及连接词所能表达的意思, 而语言很难表达音乐所能传达的感受性信息。

早在 1986年, Dowling和 Harwood在查尔斯·皮尔斯符号学(notions of Charles Pierce)理论的基础上, 从音乐情绪知觉的角度提出音乐表现情绪的3种方式：形象符号(icon)、标志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Koelsch (2011, 2012)将其延伸到音乐意义领域, 他认为, 音乐对外在意义的传达依赖于这3种途径：形象性的(iconic)、指示性的(indexical)、象征性的(symbolic)途径, 并也被赋予这些属性。具体来说, 形象性的音乐意义产生于音乐对其他事物的声音模仿(如, 贝多芬在《第六“田园”交响曲》中用音乐模拟杜鹃的鸣叫),或是对事物或抽象概念的属性模仿(如, 一条上升的自然音阶很容易与“楼梯”等概念相联系); 指示性的音乐意义产生于对个体的情绪、心境或意图的模仿(如, 音乐对“快乐”或“悲伤”等情绪的表现); 象征性的音乐意义是指音乐与音乐之外世界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具有随意性, 带有武断的色彩, 因此, 它既可以是习俗性的(如, 国歌与“爱国主义”的联系), 也可能存在个体特异性(如, 一段被设为个人手机铃声的音乐与“电话”的联系)。

根据已有理论, 不同的符号属性可能与特定的意义范畴相关, 然而, 音乐在表征外在意义时,不同符号属性也可能共同发挥作用。比如, 音乐对哲理性对象的传达可能借助形象性、指示性符号, 也可能直接通过象征性符号得以实现。尽管已有理论指出了音乐外在意义所依赖的不同符号属性, 然而, 研究者并未对这 3种不同加工途径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作进一步阐述。此外, 音乐本身特征与不同的外在意义符号之间的关系也尚未明确。

1.2 音乐外在意义加工的神经基础

近年来, 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推进以及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 研究者开始使用电生理以及神经影像学的方法探讨音乐外在意义的加工及其神经机制。同时, 鉴于音乐和语言在认知机制和生物学基础上的关联(Patel, 2008; Rebuschat,Rohrmeier, Hawkins, & Cross, 2011; 周临舒, 蒋存梅, 杨玉芳, 2012), 音乐和语言在意义层面的认知神经关联也逐渐引起学界的兴趣。

N400是反映语义或概念加工的事件相关电位成分(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ERPs), 一般出现在300～500 ms的时间窗口, 该负波的波幅大小体现出语义加工或整合所需要的认知负荷(Friederici & Wartenburger, 2010; Lau, Phillips, &Poeppel, 2008)。该成分也被视作音乐意义的脑电指标。Koelsch等人(2004)首次以认知神经科学手段考察音乐外在意义的加工。该研究采用语义启动范式, 以音乐片段作为启动刺激, 以不同的概念词作为目标刺激, 如“宽阔”、“国王”、“幻觉”等, 音乐和词构成有关或无关条件。结果发现, 无关的目标词比有关的目标词诱发更大的 N400波幅, N400效应与语言语义不匹配所诱发的 N400效应相似, 二者的神经源都位于双侧颞中回的后部。该研究表明音乐可以启动语义概念的表征。后续研究验证了音乐对情绪概念(如, “快乐”和“悲伤”)的表征(Goerlich, Witteman, Aleman, &Martens, 2011; Goerlich et al., 2012; Kamiyama,Abla, Iwanaga, & Okanoya, 2013; Sollberge, Rebe,& Eckstein, 2003; Steinbeis & Koelsch, 2008,2011)。

研究表明, 无论音乐作为启动刺激或是目标刺激, 均能诱发相应的N400效应。比如, 当以词(Daltrozzo & Schön, 2009; Schön, Ystad, Kronland-Martinet, & Besson, 2010)或声音(Frey et al., 2009;Painter & Koelsch, 2011)作为启动刺激, 以音乐作为目标刺激, N400效应都会出现。然而二者加工的神经机制仍然存在一定区别。Steinbeis和Koelsch (2008)比较了听者在和弦−词以及词−和弦这两种刺激呈现方式下的音乐意义加工, ERP研究结果发现, 和弦−词的刺激呈现方式诱发了300 ～500 ms时间窗的N400效应, 而词−和弦的呈现方式诱发了200～400 ms时间窗的效应, 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的研究进一步发现, 和弦−词的启动激活了右侧颞中回(middle temporal gyrus, MTG), 而词−和弦激活的是右侧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STS)的后部, 激活区域的差异表明音乐外在意义加工的神经基础受制于目标刺激的类型。

已有研究并未区分音乐表征的概念类型, 比如, 在 Koelsch等人(2004)研究中, 概念词既包括与视觉有关的概念, 也包含与情绪有关的概念,且研究者尚未区分概念加工所依赖的符号属性,即形象性、指示性和象征性的符号属性存在混淆。的确, Downey等人(2013)发现, 行为变异额颞痴呆(behavioral variant frontotemporal dementia)病人对指示性(该文称之为“心智化的”) 音乐意义的识别能力受损, 但是对形象性意义的识别能力与控制组无异。由此可见, 不同符号属性所诱发的音乐意义可能依赖不同的神经基础。

与语言相似, 图片也能传达明确的意义, 尤其是形象性的概念, 这主要建立在对画面对象规律性特征的提取。为了探究音乐对形象性意义的传达, Zhou, Jiang, Delogu和Yang (2014)以音乐片段作为启动刺激, 以表征空间概念的图片为目标刺激, 音乐和图片在空间表现性上构成匹配或不匹配的条件。被试任务是判断图片展示的场景是开放的, 还是封闭的空间。结果发现, 与匹配的条件相比, 听者对不匹配空间图片的加工诱发出更大的 N400波幅, 同时, 与 200 ms和 800 ms的SOA条件不同, 1200 ms的 SOA条件没有诱发N400效应。即便在200 ms和800 ms条件下, N400效应出现的头皮区域从后部移到前部额叶区域。这可能是因为颞中回区域在意义加工中的激活不受 SOA影响, 而额下皮层的激活受到 SOA的调节(Gold et al., 2006)。后续研究(Zhou, Jiang, Wu, &Yang, 2015)进一步探讨音乐对运动场景的表征。结果表明, 无论是在目标判断任务下, 或是在内隐的记忆任务下, 听者对不匹配图片的加工均诱发了比匹配条件更大的N400, 表明听者可以自动激活音乐所表征的运动概念; 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对概念的启动可以由特定的音乐声学和结构因素所预测, 同时, 不同形象性概念的传达依赖于不同的声学和结构因素, 揭示了形象性外在意义与音乐特征的联系。

综上所述, 已有研究主要通过语义启动范式来考察音乐外在意义的加工, 其中绝大部分研究通过 N400效应考察音乐的意义启动。与语言相似, 音乐对外在意义的启动主要激活双侧颞中回区域, 这表明音乐和语言在意义层面的神经关联。然而, 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不同符号属性所诱发的音乐意义加工可能依赖于不同的脑区,音乐意义加工的神经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究。

2 问题提出与分析

2.1 听者如何加工音乐哲理性概念？

依据已有的理论和研究, 在音乐意义加工中,视觉与运动概念主要与形象性符号属性有关(Fritz, Schmude, Jentschke, Friederici, & Koelsch,2013; Zhou et al., 2014, 2015), 情绪性概念主要与指示性符号属性有关(如, Daltrozzo & Schön, 2009;Goerlich et al., 2012; Steinbeis & Koelsch, 2011)。这两种符号属性都可以直接通过音乐的特征得以表现。

尽管视觉性与情绪性对象都属于音乐表现的内容, 但是, 就表现对象而言, 音乐还可以用于表现哲理性的对象(Davies, 1994)。哲理性对象的表现不仅依赖于象征性的符号属性, 而且也依赖于形象性与指示性的符号属性。比如, 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一开始就出现强有力的4个音,其节奏和音高组合酷似命运之神的敲门声, 其中既有表征敲门声的形象性符号, 也有表征不安情绪的指示性符号。另一方面, 作曲家也可以直接借助具有象征意义的曲调(如国歌、宗教弥撒曲等)表现抽象概念, 比如, 钢琴协奏曲《黄河》第四乐章的前奏及结束部分出现《东方红》曲调, 使人联想起领袖毛泽东的伟大。在这种情况下, 音乐特征也许并未与所表现的对象存在关联, 因此这种象征手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由于音乐对哲理性概念的传达涉及不同的外在意义加工途径, 相关研究将有助于验证音乐外在意义加工的认知理论。

如果不同范畴的概念加工所依赖的神经区域和网络具有特异性(Pulvermüller, 2013), 哲理性概念的加工机制则可能有别于形象性与情绪性概念。虽然人们对音乐基本情绪和形象性意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Fritz et al.,2009, 2013), 然而, 目前尚未有研究考察听者能否加工哲理性概念。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听者是如何加工这些哲理性概念？此外, 由于象征性音乐意义的加工更多涉及长时记忆信息的提取等加工过程, 它与形象性与指示性符号传达哲理性概念的认知神经机制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考察哲理性概念的加工可能阐明不同加工途径的区别与联系, 这不仅是对已有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也有助于揭示大脑通过不同方式加工音乐外在意义的神经机制。

2.2 音乐训练是否影响音乐哲理性概念的加工？

对音乐哲理性对象的理解是不是音乐工作者的专利？换言之, 音乐训练经历是否影响听者对音乐哲理性对象的理解？尽管有研究认为音乐训练对音乐理解可能存在影响(Bigand, Poulin, Tillmann,Madurell, & D'Adamo, 2003; Poulin-Charronnat,Bigand, & Koelsch, 2006; Poulin-Charronnat, Bigand,Madurell, & Peereman, 2005), 但是与音乐外在意义加工直接相关的研究还存在争议。比如,Steinbeis和Koelsch (2011)发现, 与情感内容不匹配条件相比, 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均对情感内容匹配的条件做出更快的反应, 同时, 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对情绪概念的加工均诱发了 N400效应, 二者的波幅和脑地形图均无显著差异。该结果得到Daltrozzo和 Schön (2009)的验证。然而, 有研究发现, 音乐家可以对情绪不匹配的词汇或和弦加工诱发N400效应(Steinbeis & Koelsch, 2008), 而非音乐家只对情绪不匹配的词汇加工诱发 N400效应, 对情绪不匹配的和弦加工无法诱发 N400效应(Steinbeis, 2008), 这似乎表明, 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人对音乐外在意义的加工更多依赖于词汇。音乐训练效应的不一致结论可能缘于两个原因：1)刺激呈现方式的差异。比如, 在采用词−音乐配对的刺激呈现方式时, 研究存在音乐训练效应(Steinbeis, 2008; Steinbeis & Koelsch, 2008), 而Steinbeis和Koelsch (2011)的研究采用音乐−词配对的刺激呈现方式, 未发现音乐训练效应。2)音乐结构复杂性的差异。比如, Steinbeis (2008)的研究以及 Steinbeis和 Koelsch (2008)的研究采用单个和弦作为刺激, 而Daltrozzo和Schön (2009)采用音乐片段。研究发现, 音乐训练对音乐结构加工的影响受制于音乐刺激的长度(Bigand & Parncutt,1999; Bigand, Parncutt, & Lerdahl, 1996), 这也为音乐训练效应与音乐结构复杂性的交互关系提供了证据。

如果音乐训练对音乐外在意义加工的影响可能与音乐结构的长度存在交互关系, 哲理性概念的加工可能更为依赖听者的音乐训练经历。这是因为, 虽然单个和弦足以诱发对情绪概念的加工(Steinbeis & Koelsch, 2011), 但单个和弦难以表现哲理性概念。在音乐创作中, 作曲家对哲理性概念的传达, 有时会通过较长的音乐结构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 音乐的谋篇布局与语篇对主题的推进和发展类似(Jackendoff & Lerdahl, 2006)。对于听者来说, 对这种连续性信息的加工包含声音元素在局部和非局部的依存关系(Koelsch, Rohrmeier,Torrecuso, & Jentschke, 2013), 而人类神经系统对局部和非局部关系的表征, 依赖于不同时间尺度上的信息, 反映为不同频率的神经元振荡(Giraud& Poeppel, 2012; Singer, 1995)以及不同的记忆类型(Baddeley, 2003; Näätäneiv et al., 1997)。因此,听者在乐句(主题)层面和篇章(主题发展)层面对哲理性概念的加工可能依赖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能力。基于此, 我们认为, 从音乐结构长度的视角来探究音乐哲理性概念的加工, 将有助于明确音乐训练在音乐外在意义加工中的作用。

3 研究构想

3.1 研究问题的分解

基于以上分析, 本项目将通过音乐表现哲理性对象的两种方法探究哲理性概念的加工机制：1)完全依赖于音乐特征表现哲理性概念; 2)借助象征性曲调表现哲理性概念。同时, 通过操纵和控制音乐刺激的特征, 本项目将系统考察音乐训练对哲理性概念加工的影响。

为了实现以上研究目的, 我们对相关的研究问题进行分解。首先, 以哲理性概念的表现方法为主线, 在不同的研究中, 我们分别探讨在完全依赖于音乐特征和借助象征性曲调表现哲理性对象两种情况下, 听者对哲理性概念的加工及其神经机制。其次, 为了明确音乐训练的作用, 在以上研究中, 我们以音乐家和非音乐家作为实验被试,考察两组被试对音乐哲理性概念的加工及其神经机制是否存在差异。第三, 考虑到音乐训练效应可能受音乐结构长度的调节, 且作曲家通常通过音乐主题的逻辑发展传达整个篇章的“哲理性基调”, 因此, 在完全依赖于音乐特征表现哲理性概念的研究中, 本项目将分别从乐句(主题)和篇章(主题发展)两个层面展开研究; 另一方面, 在借助象征性曲调表现哲理性概念的研究中, 由于象征手法主要在音乐主题层面使用, 本项目主要从乐句(主题)层面展开研究。

基于此, 本项目由 3个研究组成：研究 1和研究2分别从乐句和篇章层面考察听者依据音乐特征对哲理性概念的加工, 研究 3从乐句层面考察听者依据象征手法对哲理性概念的加工, 同时,每个研究均考察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在加工哲理性概念时的神经差异。在对以上3个研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我们将进一步探究各个研究结果之间的关系, 即考察哲理性概念加工、表现手法、音乐训练以及音乐结构长度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实验范式方面, 乐句层面的研究(研究1和研究3)主要借鉴成熟的语义启动范式, 使用ERP技术对概念启动及其相关电生理效应进行考察, 同时考察听者在不同的刺激呈现方式(音乐−词vs.词−音乐)下诱发的概念启动效应。篇章层面的研究(研究 2)将借助 fMRI技术, 考察在不借助象征手法的情况下, 音乐主题的逻辑发展对听者加工哲理性概念的影响, 明确听者在篇章层面加工哲理性概念所依赖的脑区和神经通路。为了使研究更具生态效度, 所有实验均选取自然的音乐作品音响作为刺激。

就被试的筛选而言, 本项目拟从音乐学院选取受过 15年以上专业音乐训练的人作为音乐家被试, 选取未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普通人作为非音乐家被试, 通过相关量表排除失歌症、抑郁、述情障碍等因素的影响。同时, 在各个研究中, 对两组被试的年龄、利手、受教育年限(非音乐)以及性别等方面进行匹配。为了控制音乐材料熟悉性的影响, 在每个实验前进行熟悉性前测, 确保两组被试对各实验材料的熟悉性不具有差异。

3.2 具体研究设计

研究1 音乐主题特征对哲理性概念的表达：ERP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音乐家和非音乐家能否通过音乐主题的特征启动哲理性概念的表征, 并诱发相应的电生理反应。实验采用概念启动范式,刺激包括音乐和概念词。音乐刺激均为音乐作品的主题, 排除象征性手法的影响。概念词选自音乐作品的标题或文本说明, 均为抽象的哲理性概念, 如“生命”、“死亡”、“奉献”、“命运”等。音乐与概念词在意义上构成一致或不一致的条件。同时, 为了系统厘清音乐训练的作用, 实验还将操纵刺激的呈现方式。在此基础上, 实验将比较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对哲理性概念加工所诱发的N400效应。

为了探究音乐本身特征在哲理性概念表达中的作用, 本研究将进一步进行声学结构分析和回归分析。声学和结构标注由两名专业音乐家独立完成, 为确保声学和结构分析的准确性, 将对标注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声学和结构分析的变量将作为预测变量, 脑电实验的行为数据以及 ERP波幅将作为因变量,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基于听者能够通过音乐结构特征启动情绪性和视觉性的概念(如, Steinbeis & Koelsch, 2011;Zhou et al., 2014, 2015), 且音乐训练效应在不同的刺激呈现方式下表现不一致(Steinbeis, 2008;Steinbeis & Koelsch, 2008, 2011), 我们对本研究结果的预期如下：1)听者能够根据音乐主题的特征启动哲理性概念的表征, 不一致的目标刺激比一致的目标刺激诱发更大的 N400; 2)音乐训练对概念启动效应的影响受到刺激呈现方式的调节,在音乐−词的刺激呈现方式下, 音乐家和非音乐家诱发的N400效应没有差异, 在词−音乐的刺激呈现方式下, 仅音乐家可以诱发N400效应; 3)音乐结构特征可以预测音乐主题对哲理性概念的表达。

研究 2 音乐主题的逻辑发展对哲理性概念的表达：fMRI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音乐家和非音乐家能否通过音乐主题的逻辑发展理解音乐的哲理性基调,并明确其相关的加工脑区或神经通路。本实验的刺激材料采用理查德·斯特劳斯的交响曲《死与净化》(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Op. 24)的一段, 时长约5分钟。该作品以“死亡”为题材, 具有强烈的哲学意味。作曲家为该音乐的哲理性表现意图撰写了详细的文字说明, 音乐主题的发展依据表现意图有逻辑地展开。根据已有的CD录音版本, 将通过声学软件创建另外3个不同结构的音响版本,根据结构组织方式的不同, 各版本中音乐主题发展的逻辑性具有差异。每个被试需要聆听所有 4个版本的音乐, 以伪随机方式呈现。实验任务要求被试在聆听过程中关注音乐的表现性, 并对音乐的表现强度进行评定。在被试聆听音乐的过程中, 通过fMRI技术记录被试的大脑激活情况。每个版本呈现结束后, 被试需要判断音乐表达的基调, 并进行等级评定。为了考察音乐训练的作用,实验采用音乐训练经历不同的两组被试。

基于音乐的概念加工与右侧MTG和右侧STS有关(Steinbeis & Koelsch, 2008), 且已有研究发现音乐结构层级性可以影响听者的加工(Koelsch et al., 2013), 我们对本研究结果的预期如下：1)原始版本比其他版本激活更大范围的脑区, 同时, 依据结构组织方式的不同, 各版本激活的脑区范围和强度呈现出层级性差异; 2)激活的脑区包括右侧MTG和右侧STS等与概念加工相关的脑区; 3)音乐家的激活强度高于非音乐家。

研究3 音乐象征手法对哲理性概念的表达：ERP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音乐家和非音乐家能否通过象征性的曲调启动哲理性概念的表征, 并诱发相应的电生理反应。本研究采用与研究 1相同的概念启动范式, 实验刺激包含音乐主题和概念词。然而, 本研究的音乐刺激均为约定俗成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音乐主题, 对音乐特征的影响进行控制。概念词选自音乐作品的标题或相关文本, 均为抽象的哲理性概念, 如“生命”、“死亡”、“奉献”、“命运”等。根据音乐和词的意义联系, 前后刺激构成一致或不一致的条件。为了厘清音乐训练的作用, 与研究 1相似, 本研究将在操纵刺激呈现方式的基础上, 比较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对哲理性概念加工所诱发的N400效应。

基于不同符号属性所诱发的意义加工依赖不同的神经基础(Downey et al., 2013; Pulvermüller,2013), 且本研究考察的音乐象征手法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 我们对本研究结果的预期如下：1)听者能够根据象征手法启动哲理性概念的表征, 不一致的目标刺激比一致的目标刺激诱发更大的N400, 同时, N400效应的头皮分布与研究 1的N400效应头皮分布不同; 2)两组被试诱发的概念启动效应没有差异, 音乐训练对概念启动效应的影响不受刺激呈现方式的调节。

4 理论意义

如果研究假设得到支持, 则本研究的意义可以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 在3个子研究中, 音乐家与非音乐家都能够激活哲理性概念的神经表征,这不仅说明, 音乐和语言相似, 能够传达高度抽象化的哲理性概念, 同时也说明, 一般人也具备对音乐哲理性意义的加工能力。然而, 刺激呈现方式会影响音乐训练在抽象概念加工中的作用：当哲理性概念的加工依赖于音乐特征时, 在以语言材料作为目标刺激的情况下, 音乐家和非音乐家诱发的 N400效应没有差异; 在以音乐作为目标刺激的情况下, 仅音乐家可以诱发N400效应。这表明, 音乐家可以对音乐直接诱发哲理性概念的加工, 而非音乐家对哲理性概念的激活更多依赖于语言。此外, fMRI结果发现, 根据音乐结构逻辑性的不同, 概念加工激活的脑区范围和强度呈现出层级性差异, 且音乐家的大脑激活强度高于非音乐家。这不仅揭示了音乐在篇章水平上传达哲理性概念的神经基础, 同时也说明音乐训练可能提高对音乐结构的加工能力, 进而促进音乐外在意义的知觉。最后, 音乐主题特征诱发的N400效应在头皮分布上异于象征性音乐诱发的N400效应。这表明, 尽管听者可以通过不同的音乐符号属性参与抽象概念的加工, 但不同符号属性诱发概念加工的神经通路存在区别。

总之, 本项目研究结果将意味着对音乐哲理性概念的加工并不是音乐工作者的专利, 揭示了人类对音乐外在意义的理解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在此基础上,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音乐意义加工是否具有跨文化、跨种族的普遍性。此外, 鉴于额颞痴呆病人对音乐外在意义的加工存在特异性损伤(Downey et al., 2013), 如果本研究可以探明音乐外在意义加工的神经机制, 这对意义加工相关神经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当不无借鉴之处。

周临舒, 蒋存梅, 杨玉芳. (2012). 音乐和语言句法认知的比较.科学通报, 57(28–29), 2674–2685.

Baddeley, A. (2003). Working memory: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4(10),829–839.

Bigand, E., & Parncutt, R. (1999). Perceiving musical tension in long chord sequences.Psychological Research,62(4), 237–254.

Bigand, E., Parncutt, R., & Lerdahl, F. (1996). Perception of musical tension in short chord sequences: The influence of harmonic function, sensory dissonance, horizontal motion,and musical training.Perception & Psychophysics, 58(1),125–141.

Bigand, E., Poulin, B., Tillmann, B., Madurell, F., &D'Adamo, D. A. (2003). Sensory versus cognitive components in harmonic priming.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29(1), 159–171.

Daltrozzo, J., & Schön, D. (2009). Conceptual processing in music as revealed by N400 effects on words and musical targets.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1(10), 1882–1892.

Darwin, C. (1871).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London: John Murray.

Davies, S. (1994).Musical meaning and express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owney, L. E., Blezat, A., Nicholas, J., Omar, R., Golden, H.L., Mahoney, C. J., ... Warren, J. D. (2013). Mentalising music in frontotemporal dementia.Cortex, 49(7), 1844–1855.

Frey, A., Marie, C., Prod'Homme, L., Timsit-Berthier, M.,Schön, D., & Besson, M. (2009). Temporal semiotic units as minimal meaningful units in music? An electrophysiological approach.Music Perception, 26(3), 247–256.

Friederici, A. D., & Wartenburger, I. (2010). Language and brain.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gnitive Science,1(2), 150–159.

Fritz, T., Jentschke, S., Gosselin, N., Sammler, D., Peretz, I.,Turner, R., ... Koelsch, S. (2009). Universal recognition of three basic emotions in music.Current Biology, 19(7),573–576.

Fritz, T. H., Schmude, P., Jentschke, S., Friederici, A. D., &Koelsch, S. (2013). From understanding to appreciating music cross-culturally.PLoS ONE, 8(9), e72500.

Giraud, A.-L., & Poeppel, D. (2012). Cortical oscillations and speech processing: Emerging computational principles and operations.Nature Neuroscience, 15(4), 511–517.

Goerlich, K. S., Witteman, J., Aleman, A., & Martens, S.(2011). Hearing feelings: Affective categorization of music and speech in alexithymia, an ERP study.PLoS ONE, 6(5), e19501.

Goerlich, K. S., Witteman, J., Schiller, N. O., van Heuven, V.J., Aleman, A., & Martens, S. (2012). The nature of affective priming in music and speech.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4(8), 1725–1741.

Gold, B. T., Balota, D. A., Jones, S. J., Powell, D. K., Smith,C. D., & Andersen, A. H. (2006). Dissociation of automatic and strategic lexical-semantics: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vidence for differing roles of multiple frontotemporal regions.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6(24), 6523–6532.

Hanslick, E. (1854).The beautiful in music(G. Cohen, Trans.1885, 7th ed.). New York: Liberal Arts Press.

Jackendoff, R., & Lerdahl, F. (2006). The capacity for music:What is it, and what’s special about it?Cognition, 100(1),33–72.

Kamiyama, K. S., Abla, D., Iwanaga, K., & Okanoya, K.(2013). Interaction between musical emotion and facial expression as measured by event-related potentials.Neuropsychologia, 51(3), 500–505.

Kivy, P. (1990).Music alon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urely musical experienc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ivy, P. (2002).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music.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oelsch, S. (2011). Towards a neural basis of processing musical semantics.Physics of Life Reviews, 8(2), 89–105.

Koelsch, S. (2012).Brain and music.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Koelsch, S., Kasper, E., Sammler, D., Schulze, K., Gunter, T.,& Friederici, A. D. (2004). Music, language and meaning:Brain signatures of semantic processing.Nature Neuroscience,7(3), 302–307.

Koelsch, S., Rohrmeier, M., Torrecuso, R., & Jentschke, S.(2013). Processing of hierarchical syntactic structure in music.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0(38), 15443–15448.

Koopman, C., & Davies, S. (2001). Musical meaning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59(3), 261–273.

Lau, E. F., Phillips, C., & Poeppel, D. (2008). A cortical network for semantics: (de) constructing the N400.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9(12), 920–933.

Meyer, L. B. (1956).Emotion and meaning in music.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äätäneiv, R., Lehtokoski, A., Lennest, M., Cheour, M.,Huotilainen, M., Iivonen, A., ... Alho, K. (1997).Language-specific phoneme representations revealed by electric and magnetic brain responses.Nature, 385, 432–434.

Painter, J. G., & Koelsch, S. (2011). Can out-of-context musical sounds convey meaning? An ERP study on the processing of meaning in music.Psychophysiology, 48(5),645–655.

Patel, A. D. (2008).Music, language, and the bra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ulin-Charronnat, B., Bigand, E., & Koelsch, S. (2006).Processing of musical syntax tonic versus subdominant: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8(9), 1545–1554.

Poulin-Charronnat, B., Bigand, E., Madurell, F., & Peereman,R. (2005). Musical structure modulates semantic priming in vocal music.Cognition, 94(3), B67–B78.

Pulvermüller, F. (2013). How neurons make meaning: Brain mechanisms for embodied and abstract-symbolic semantics.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7(9), 458–470.

Rebuschat, P., Rohrmeier, M., Hawkins, J. A., & Cross, I.(2011).Language and music as cognitive syste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ön, D., Ystad, S., Kronland-Martinet, R., & Besson, M.(2010). The evocative power of sounds: Conceptual priming between words and nonverbal sounds.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2(5), 1026–1035.

Singer, W. (1995). Development and plasticity of cortical processing architectures.Science, 270(5237), 758–764.

Sollberge, B., Rebe, R., & Eckstein, D. (2003). Musical chords as affective priming context in a word-evaluation task.Music Perception, 20(3), 263–282.

Steinbeis, N. (2008).Investigating the meaning of music using EEG and fMRI(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Cognitive and Brain Sciences, Leipzig.

Steinbeis, N., & Koelsch, S. (2008). Comparing the processing of music and language meaning using EEG and fMRI provides evidence for similar and distinct neural representations.PLoS ONE, 3(5), e2226.

Steinbeis, N., & Koelsch, S. (2011). Affective priming effects of musical sounds on the processing of word meaning.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3(3), 604–621.

Wallin, N. L., Merker, B., & Brown, S. (2001).The origins of musi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Zhou, L. S., Jiang, C. M., Delogu, F., & Yang, Y. F. (2014).Spatial conceptual associations between music and pictures as revealed by N400 effect.Psychophysiology,51(6), 520–528.

Zhou, L. S., Jiang, C. M., Wu, Y. Y., & Yang, Y. F. (2015).Conveying the concept of movement in music: An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study.Neuropsychologia, 77, 128–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