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曌雪

（云南大学 文化发展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现代性与空间想象
——昆明都市类报纸构建的城市空间研究

郭曌雪

（云南大学 文化发展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城市化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带来各种社会关系的流动与再造，城市成为社会转化的重要空间场所。昆明既是一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城市，又是一座著名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信仰汇聚的城市，集“多元与共生”“民族与国家”“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开发”等现代命题于一身。本文以昆明三大都市类报纸《春城晚报》《都市时报》《云南信息报》在2013～2015年关于“昆明古街道建筑拆除重建”“昆明城中村改造”及“昆明南亚博览会”的报道为文本分析对象，发现昆明都市报纸对昆明城市空间的建构具有特殊性与典型性。昆明都市类报纸通过对虚拟城市空间的生产，建构集体意识和文化归属感，使不同信仰、不同利益群体在现代性城市发展中良性运转。

报纸；空间生产；现代性；昆明

都市类报纸具有市民定位与在地性特征，是记录其所在城市发展脉络及市民生活的最佳载体。报纸依托并组合现代化的媒介技术，以社会发展，尤其是处于社会变革、转型期的具有时代意涵的空间为报道对象，以城市空间中各种经验性事实、行为模式及社会变迁为报道内容，旨在通过跨时跨地的传播为受众在文化认同、价值归属层面“生产”一种虚拟空间。这一空间对受众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及日常生活的构建都有重要影响。

昆明是一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城市，既具备典型的现代化城市商业中心CBD，又存在城中村这样的农村居民聚集的空间。同时，作为多民族大省云南的省会，昆明兼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城市文化空间，这使得昆明都市类报纸对昆明城市空间的构建具有特殊性与典型性。通过探讨都市报对昆明城市空间的构建，考察昆明都市类报纸如何搭建不同信仰、不同民族及利益群体话语与集体认同，这不仅对昆明和谐城市空间的建构具有现实意义，并且对昆明都市类报纸如何肩负城市稳定发展具有使命意义。

一、空间的生产性转向

时间和空间是世界发生发展的纵横坐标。而在人类的文化发展早期，对于时间的关注和研究处于强势地位，包括中外对时间的记录测量，对历史的记载考察和关于未来的种种占卜预测行为等。空间一直以来仅被视为各种社会生产关系存在的物理场所，在空间中生产着各种各样的具象物质与社会关系，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空间。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时间向空间的集中转向开始出现，科技的发展不仅大大扩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同时也拓宽了人们的认知空间。空间的转向开始发生在社会生活及研究的各个领域。

在对空间的研究中，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树立了新坐标。他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空间生产”与“空间转向”的概念，认为在现代社会，空间生产已经发生转向，即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变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具有建构性，同时空间又是被建构的，“空间是一种社会存在”，“是社会关系的”，空间从来不是空洞的，空间是具有意义的。［1］空间往往与各种力量密切相关，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空间生产，从而实现对空间有意义的操控。

二、媒介——虚拟空间的构建者

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可以被建构。政治力量生产空间的过程就是通过将意识形态、施政纲领等作用于对空间本身的规划和具体空间的建设实践之中，使得生产出来的空间具有该政治力量的政治意图，是体现该政治力量理念的符号与载体。事实上，任何关于空间的叙述，都免不了要经过媒介的作用。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也同样扮演了城市空间构建者的角色。媒介通过报道的方式，以符号为表现载体把意义贯穿到“虚拟”空间的构建中，使得受众形成对空间的认知。媒体在构建空间的过程中，对空间事件本身的报道并不是主要目的，最主要的是使受众形成对该空间的感知和认同蕴含于空间当中的意义。

因而，媒介对空间的构建不只是表现在媒体对于空间新闻报道的制作完成，还体现在受众对于新闻报道中空间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媒介与空间形成一种生产关系，媒介通过各种符号形式生产出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一起构成了受众对社会的认知。

国外关于媒介对空间构建的研究目前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对媒体建构受众的空间观念和空间集体意识的研究。英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探讨了报纸是如何延伸人们的共同感官，建构人们关于共同的社会生活空间的集体意识，他认为，报纸是联系受众关于一个国家、地域集体想象的机制和纽带。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哈特利在《不可见的想象：文本的实践》中，探讨了新闻媒体对空间集体意识的“生产性”。英国学者麦克·克朗对“成倍扩张”的媒体（电影、电视）创造地理空间的机制和模式的分析具有启示意义。

二是关于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体构建的虚拟空间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研究。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中，对印度两个村庄进行民族志调查，探究电视在塑造乡村社会生活、推动经济政治变迁中的作用。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传媒与乡村社会”的命题被提起，研究大多涉及乡村地区的大众传播问题。2002年以后，该类研究将对象由原来汉族农村转向少数民族村落，媒介对少数民族“地域空间”变迁的影响成为焦点，如云南大学郭建斌教授对独龙江少数民族村落的研究《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盖西拉姆的《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化》及李春霞《电视与中国彝族生活》等。200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媒介与社会空间”研讨会将媒体与空间的研究推向高潮。

通过对国内“媒体与空间建构”研究的纵横比较，笔者发现大多研究呈二元分化特点，即只注重对汉族或少数民族的单个研究、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的割裂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两者融合，这也是本文研究对象——昆明本身的特点所在。

三、都市类报纸对昆明城市空间的构建

媒介作为虚拟空间的构建者，其“生产”的空间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认知方式及行动机制造成影响，并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运作发展。都市类报纸作为城市媒体的代表，是城市虚拟空间的主要构建者。都市报主要以文字和图片为中介，以平白的叙事为方式，在呈现市民生活及城市发展的同时生产虚拟城市空间并影响着市民对城市空间的认知。

都市类报纸对昆明城市空间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三层生产关系上：第一层生产即构建受众关于城市空间的集体意识和文化归属感。报纸通过空间化叙事在“城市历史文化”“公民意识”“社会责任”等方面构建受众的群体归属感及集体认同感。这层生产关系以“昆明古街道建筑的拆除重建”的报道为例。第二层是在矛盾冲突明显的空间中，都市类报纸通过对实体空间的解构，理清矛盾焦点，促进矛盾双方对于他空间的合理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矛盾，达到空间和谐。以“昆明城中村改造”报道为例。第三层生产即在跨文化语境中，报纸通过对异空间文化的传递，促进对异文化“空间想象”的生产。以“昆明南亚博览会”报道为例。

（一）历史文化记忆空间的重构——以“昆明古街道建筑拆除重建”报道为例

刘易斯·芒福德在其著作《城市文化》中指出：“人类社会组织体制的死亡和生物有机体的死亡很不一样。一种社会文明死亡之后，它所供养的那个文化的许多碎片，会在母体的死亡机体上残留很久而不消退；而且，往往，这些碎片在早已丧失其社会文化功能，不能再应各种社会需求做出任何反应之后，仍然长期存在着。”［2］这些“碎片”在空间中往往以承载着历史文化、社会变迁和空间实践的古街道、古建筑、历史遗迹等形式存在。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空间呈指数级的速度扩张，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古街道古建筑的存在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历史记忆的碎片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已经消逝、正在消逝或即将消逝。人们面临着“失忆”危机，城市陷入“千面一城”的尴尬境地。

报纸对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空间的重构，实际上就是在新闻报道中将这些消逝的空间“虚拟性”重新找回，重塑受众的空间记忆与集体意识，构建群体空间归属感。凝聚着记忆的古老建筑无疑最能牵动受众的神经，媒体更是敏锐地抓住这个新闻点，昆明三家都市类报纸对此都有实际的报道。笔者以三家报纸的报道为例，分别通过对昆明已经消逝的古街区建筑、正在消逝的地标建筑及行将消逝的“历史碎片”的报道分析，探究都市类报纸对昆明历史文化空间重构的过程。

第一，《云南信息报》对已经消逝古建筑的报道实例。《云南信息报》是昆明现存三大都市类报纸之一，创办于1985年，前身是《云南经济信息报》。2007年9月《云南信息报》全新改版，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联合经营，定位于昆明市场化运营的都市生活类报纸。

2013年，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城市规划建设调研座谈会上反思昆明城市建设，引起媒体关注。《云南信息报》围绕该话题做了集中报道，并于同年10月推出《昆明新史记》策划报道，陆续刊登了多篇文章。其中，《作为城市发展内核的历史文脉被割裂》这一报道，针对秦光荣对昆明城市建设的建议，反思昆明在城市化进程中对文化忽略及破坏的问题。记者走访了已经消失的官渡土著庙会的旧址，通过对相关专家学者及附近居民的采访，重构了曾是唐、宋、元、明、清五朝古镇的官渡古镇空间近几十年的变化。在《回望春城两千载，以古鉴今论城变》的报道中，记者通过查阅昆明地方史，走访博物馆及采访历史与城建专家等方式，为受众梳理了昆明城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与从微观上对官渡古镇庙会空间进行“生产”不同，这篇报道从宏观上为受众重构了昆明的历代虚拟空间，并将落脚点放在“昆明城市扩张毁了太多承载历史文化的老建筑”这一问题上，媒体在重构城市已经消失变化了的空间的基础上，唤起受众的共同记忆，从而引导受众针对现代化建设中城市文脉断裂问题的集体性反思。

在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云南信息报》针对昆明的抗战历史与古迹文化进行了系列报道，通过《北京路 城市的脊梁》《西南联大8年：一场旷世文人长征》《战时昆明：离乱时世中，文人最爱的“桃花源”》《鲜血铸就胜利 金杯盛起和平》等多篇报道对昆明的红色历史文化空间进行重构。在《西南联大8年》报道中，报纸为受众重构了卢沟桥事变后为使我国教育精华免遭毁灭，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迁址昆明，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战时昆明：离乱时世中，文人最爱的“桃花源”》的报道通过今昔对比的方式重构了朱自清、闻一多、冰心及梁思成夫妇在昆明生活的空间，这种对比的方式更容易将受众的集体反思推向高潮。如：

“文化巷11号。这里曾经先后居住过钱钟书、吕叔湘、施蛰存、杨武之、杨振宁父子……我想我可以通过那间充满文气墨香的老屋，探寻大师们在昆明生活中留下的点滴痕迹。然而，现实总是让人失望的。”“眼前的文化巷藏在居民区和学校之间，长度不足300米，且窄。两边酒吧、餐厅、商店林立，熙熙攘攘，多了些喧嚣，少了点文化的影子。”“文化巷，就像个商品市场，离文化已经越来越远。回想过去，已成了一个飘忽的梦。”［3］

除了采用这种介入式的报道方式外，《云南信息报》于2013年11月12日以“在老照片中寻找云南记忆”为主题，刊登了忠爱坊、圆通寺、金马坊等昆明历史文化建筑，通过图片的形式完成对历史空间的直观重构。

第二，《春城晚报》对正在消逝的地标建筑的报道实例。创办于1980年的《春城晚报》隶属于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定位于“坚持党性原则，传播权威信息，贴近百姓生活”，是昆明目前发行量最大、最具公信力的都市类报纸。

地标建筑是城市的回忆录，是历史在城市发展中留下的文化足迹。它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与人们的记忆。2013年昆明工人文化宫老楼面临爆破拆除的命运。昆明三家都市类报纸都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笔者以《春城晚报》对文化宫老楼的报道为例，分析报纸对正在消逝的地标建筑及其虚拟空间的重构。

2013年8月3日，《春城晚报》刊登《昆明工人文化宫老楼本月中下旬付之一爆》的报道，这篇报道对爆破时间和规模进行了简单介绍，对文化宫现存实际空间的描述引发受众对此事件的关注。11日《文化宫老楼说拆旧拆 许多昆明人难舍难分》的报道开始着重对昆明工人文化宫老楼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重构文化宫昔日的虚拟空间。同时，通过对市民的采访，由市民自己讲述对文化宫的记忆，从而唤起受众的集体记忆与对文化宫的情感认同。11日《春城晚报》发起“说说与老工人文化宫的故事”活动，将受众的情感认同转化为实际的怀旧行为。报纸在对地标建筑昔日空间的重构的同时，也建构着群众对于该地标建筑的集体记忆，使群众通过亲自讲述故事、办图片展等实践行为将其推入到关于时代回忆的“群众狂欢”。

第三，《都市时报》对行将消逝的古建筑的报道实例。隶属于昆明报业传媒集团的《都市时报》创刊于1999年，是昆明三大都市类报纸中最年轻的一个，其定位于走年轻化、时尚化的发展路线。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的急速发展挤压着历史古迹的存在空间。其中，不少历史古迹的存在现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埋没在城市空间不被人注意的角落，生存遭遇危机。昆明的不少名人故居就被散落在城中村当中，随着昆明城中村的改造，这些名人故居或遭遇被破坏的险状。《都市时报》在2013年7月16日对此现象进行了报道，并刊登《龙头街拆迁 闻一多朱自清故居咋办》一文。记者通过对龙头街名人故居的实地调查和走访，在描述了名人故居现处的“杂草丛生、污水横流”的现实空间的同时，对这片区域昔日的辉煌历史空间进行重构。两个空间在同一篇报道中出现并形成对比，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并形成对于历史名人故居保护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作用于受众的实际行为，不少人在微博等互联网媒体上转载该篇报道并发出保护名人故居的要求。在后续报道中，相关部门承诺“用3到5年将龙头街打造成‘龙泉古镇’，名人故居只修不拆”，并对实际操作中相关部门面临的产权归属等现实问题进行解读，使得民众与政府达成认知共识，矛盾得以缓解。被人遗忘的历史文化空间由报纸将其拉入人们的关注视野，以文字、图片等符号为中介对虚拟空间进行重构，使人们的认知矛盾达到统一和谐。

通过三家都市报纸对于昆明古街区建筑的报道，笔者发现，在重构历史文化记忆虚拟空间的报道上，采用故事化的报道方式，即媒体叙事性报道往往比纯客观、零情感介入的报道方式更有助于唤起受众的集体文化认同。文字与图片的混合运用，今昔对比等报道方式在引起受众对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反思上也更具优势。

（二）城乡汇聚的生活空间解构——以“昆明城中村七年”系列报道为例

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成为21世纪初期城市化急速前进的典型体现，“这项运动涵盖的移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多达二三十亿，约是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4］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的涌入所带来的影响几乎无人可以幸免，这种影响从农村弥漫到城市，不论是农村人口还是城市人口都见证着自身生活与城市空间的变化。城中村在城市里的悄然出现就是这种影响在空间上的直观体现。在城市居民眼中，城中村存在生活设施不完善、环境嘈杂、治安混乱、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部分城中村已成为滋生犯罪活动的温床。而对移居于城中村的农村人口而言，城中村就是他们城市生活开始的地方，是筑梦的起点。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对于城中村空间感知的差异，导致认知矛盾并常常作用于实际行为当中，不利于和谐社会空间的构建，此时媒体对于城中村这种特殊空间的解构作用就显得异常重要。

和大多数现代化城市一样，昆明也是一个受城中村问题困扰的城市。在昆明主城区或疏或密地分布着300多个城中村，一度出现“春城”变“村城”的声音。为了构建“春城”的良好城市形象，昆明政府于2008年开始对城中村实施改造，至2015年已经达7年之久。《云南信息报》与《春城晚报》都分别对昆明城中村改造进行了系列报道，在报道过程中解构着城中村这一特殊城市空间。

《云南信息报》在《昆明城中村拆迁改造这7年》的报道中，以时间为主线对城中村的变化进行了脉络梳理。用“2008年昆明进入‘去城中村’时代”“2009年‘畏难情绪’面前，改造加速前行”等这样的小标题突出昆明在城中村改造方面的显著变化与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报道还对每年针对城中村改造而出台的政府文件进行解读，有助于受众对城中村这一特殊空间形成理性的认知。

与《云南信息报》对城中村改造7年的理性报道不同，《春城晚报》在《村之变，七年之果》的报道中，侧重于对生活在城中村的居民本身及其生活的关注。如：

“‘村里人有的搬桃源街，有的搬白马，还有的搬普吉。不是投靠家人朋友，就是在外面租房。’杨锐说，一晃几年过去，拆迁时的忐忑和憧憬，如今已化为无奈的等待——位于海源庄的回迁安置房已于2013年封顶，但之后就进入一年多的停工期，到现在工地内也见不到工人的影子。”“2013年7月19日，一场大雨突然而至，半天时间昆明局部地区就累积降雨达190毫米。玉龙村的李成（化名）和杨家地的杨明（化名）抬着盆和桶奔跑在楼道间，雨水顺着墙角划出一道道难以抹去的水痕。累了，坐在楼角的他们望向灰蒙蒙的天，憧憬着村子拆迁后住高楼开好车的未来。”［5］

通过故事叙述的报道方式，报纸为受众解读了城中村居民的代表人物李成（化名）等人在城市打拼的艰辛，以及城中村改造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这样的报道方式有助于调动受众的感性认知，形成对“既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的这些城市化人群的情感认同。

都市类报纸通过客观理性的报道方式或媒体叙事的报道方式，从理性与感性两个层面解构着城中村这一特殊空间的存在及其居民的生活状况，使得受众对城中村空间形成理性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情感认同，有助于城中村居民与城市居民认知矛盾的缓解及和谐城市的建设。

（三）异文化想象空间的建构——以“昆明南亚博览会”报道为例

麦克卢汉“地球村”的概念隐含了对媒介与空间关系的阐述。他在《理解媒介》一书中认为，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以数字化的传输技术和高仿真的“拟像”实现了对时空距离的压缩，把遥远的事物拉进人们的卧室，拉到受众的面前，“于是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6］麦氏从媒介技术与传输工具的角度，对发生在受众身上的媒介空间感官的变革进行论述：媒介技术使得受众在一个订阅报纸、安置电视的压缩空间实现了对遥远的外部空间的接触和感知。

电子媒介的这种作用也体现在报纸身上。报纸通过文字及图片等符号形式，在跨文化语境中，以平白的语言组合方式传递异质空间的文化。在对异地空间的行为表现、文化认同的建构层面，报纸的传播形式同样变革了受众的空间观念和空间行为模式。

大型的会展如博览会等是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代表活动，其有限的展地空间往往呈现出远超出其物质空间本身的事物与文化，成为汇聚多方文化特色的“舞台”。昆明凭借临近南亚、东南亚的地理位置及优美的环境，自2013年起成为南亚博览会（简称“南博会”）的主办地，至今已举办三届。

在南博会举办期间，昆明的三家都市类报纸都进行了长期报道并开设了“你好，南博会”“南博时间”等专栏。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报道有《云南信息报》2013年“了解南亚迎南博会”系列报道的“印度篇”，文章通过对印度科技、宗教文化、经济、人口及社会问题的介绍，将一个现代与古老的印度呈现给受众，为受众建构起一个虚拟的印度空间，而这个虚拟空间需要受众自己通过想象对其进行丰富。2014年《都市时报》的“拥抱南亚”专栏中《尼泊尔主题馆开馆，饰品惊艳唐卡奢侈 红茶飘香》一文对尼泊尔主题馆进行了报道。报道除了对主题馆的位置和展品进行介绍外，重点主要集中于尼泊尔的特色手工艺品唐卡及木雕，对唐卡和木雕的制作过程及手工技艺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指出了包含其中的文化内涵。同时，对尼泊尔的红茶种植与红茶文化也进行了延伸报道，为受众建构了一个虚拟的尼泊尔文化空间，受众进行着对尼泊尔空间的集体想象。

可见，都市类报纸对异文化的报道能建构出“全民参与”的拟态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亲身体验，在虚拟的空间中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即对异空间的集体感知。昆明报纸对南亚博览会的报道，使“自文化”与“他文化”相互融合，实体空间与想象空间相互碰触。媒体的报道不仅局限于现实空间的体验者，还拓展了受众的想象空间，在跨文化语境中建构起对异文化的感知认同。

四、结语

城市空间的建构往往通过政府、商业资本、媒体等多方力量共同完成，而对城市虚拟空间的构建离不开以都市类报纸为代表的媒体。媒体以符号为中介，通过客观报道或媒体叙事等方式进行虚拟空间的“生产”，受众形成集体认知与价值归属并通过行为实践作用于现实空间，从而完成对城市空间的感知与建设参与。昆明都市类报纸通过对虚拟城市空间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塑造不同信仰、不同利益群体的共同意识和文化归属感，为现代性城市的良性运转发挥作用。

［1］ 包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转引自列斐伏尔（法）.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30.

［2］ 刘易斯·芒福德（美）.城市文化［M］.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06.

［3］ 曹红蕾.战时昆明：离乱时世中，文人最爱的“桃花源”［N］.云南信息报，2015-09-01.

［4］ 道格·桑德斯（加）.落脚城市［M］.陈信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93.

［5］ 朱琦.村之变，七年之果［N］.春城晚报，2015-07-15.

［6］ 马歇尔·麦克卢汉（加）.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7.

［7］ 本尼迪克特·安德鲁（美）.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6-49.

［8］ 斯图尔特·霍尔（英）.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8.

［9］ 方玲玲.媒介之城——媒介地理学视野下的空间想象力与城市景观［D］.杭州：浙江大学，2007.

［10］ 刘敬华.媒体与社会空间生产关系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

G216.2

A

1674-8883（2016）22-0016-03

本论文为云南大学笹川优秀青年教育基金资助项目“现代性与空间想象——昆明都市类报纸构建的城市空间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KT213

郭曌雪（1991—），女，河南新乡人，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媒经济、民族文化产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