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乐阳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12）

陈布雷《商报》与《时事新报》政论对比研究

唐乐阳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12）

陈布雷不仅是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的首席国策顾问，也是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记者、政论家。陈布雷在《商报》时期的政论光芒四射、犀利敢言，引起社会瞩目。但是1927年陈布雷加入《时事新报》后政论风格大变，社会影响也逐渐下降。本文对他在《商报》与《时事新报》两个时期的政论风格、内容进行简要的对比，并结合史实探析其原因。

陈布雷； 《商报》； 《时事新报》；政论

陈布雷，号畏垒，原名训恩，布雷是其笔名，寓意是“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提到陈布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是蒋介石的首席国策顾问，却不知道陈布雷还有一个同样光彩照人的身份——声震报坛的记者。1911年春，陈布雷寓居上海《天铎报》社期间，由于总编辑戴季陶结婚请假，陈布雷代为撰写社论，开始涉足报纸。1911年秋，正式进入《天铎报》担任编辑。每日撰短评二则，每十日撰社评三篇。1921年，《商报》创刊，担任编辑主任，以“畏垒”笔名撰刊的社评，光芒四射，震动报坛，陈布雷的政论风格也在这一时期臻于成熟。1927年，陈布雷离开《商报》，在短暂地担任浙江省府秘书长、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后，于10月返沪，担任《时事新报》特约撰述，每旬日寄社论三篇。1928年担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主持社论并创办《新生命月刊》。1929年7月，陈布雷随蒋介石赴北平，将《时事新报》的事务托程沧波代理，陈布雷就此告别记者生涯。

虽然陈布雷在离开《商报》之后不久即加入《时事新报》，前后时间跨度不过数月，但是陈布雷的政论在《时事新报》时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商报》时期与《时事新报》时期的政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政论内容

（一）《商报》：紧贴时事，反帝反军阀

陈布雷在《商报》时期的政论文章，大都紧贴当时最新的时事新闻进行点评，非常注意政论的时效性、新鲜性，由此取得成功。1921年12月20日发表的政论《翻云覆雨之政局》，批评当时民国政局动荡，军阀身居要位改换门庭如同儿戏，将中国的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中，眼里根本没有民国，同时批评民众坐观军阀成败，不敢反抗军阀，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在《负外交失败之责任者有几人》这篇政论中，作者以极其理性的笔调，层层分析，指出吴佩孚攻击梁士诒内阁外交不当。《今后之鲁案》对鲁案的评论，《曹锟之通电》对曹锟贿选的评论，《愿得更广大之公道》对“五卅惨案”的评论等等，从1921～1926年，陈布雷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几乎全部在《商报》进行了评论报道，陈布雷对新闻评论的可读性和时效性的把握可见一斑。

民国前期在袁世凯去世之后，军阀混战，加之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掠夺中国主权，残害中国人民的严酷事实，陈布雷在《商报》旗帜鲜明地把“抵抗外侮”放在首位，并把“裁抑军阀”与“抵抗外侮”作为同等事情看待。陈布雷在《商报》上发表了大量的对北洋政府进行抨击和讽刺的，对靳云鹏、梁士诒两任内阁，总统徐世昌，曹锟贿选以及奉系、直系军阀相争这些敏感的政治话题都发表过直言不讳的观点。“五卅惨案”期间，《商报》每日撰写评论指引各界行动，监督政府交涉，为政府收回九江、汉口的租界欢呼。这些都体现了鲜明的反帝反军阀和同情工农群众的立场，甚至一度引起共产党对陈布雷的瞩目。

（二）《时事新报》：回避时事焦点，宣传国民政府政策

虽然《时事新报》时期的陈布雷仍然会针对时事发表政论，但是相比《商报》时期，此时陈布雷的政论对时事焦点的把握明显不及以前，如《国军编遣程序大纲》《编余士兵之遣置问题》《铁路之筑路计划》《统一商民组织》《关于大赦案之意见》等等，从题目就一望可知，内容大都是和国民政府着手重新组织政府、颁行新的政策有关。这些政论所涉及的政策虽然也和当时的整个社会息息相关，但是无疑回避了民众最关心的一些更为敏感的时政话题，而且纯然站在一个政府宣传者的角度，对这些政策如何推进、实施以及实施的利弊进行讨论，的确可谓煞费苦心。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很多政论都和政府的政策相关，所以很多政论的篇幅也往往很长，甚至是《商报》时期政论篇幅的两倍。这种政论难免会让读者感到枯燥，丧失阅读兴味。这些都使得《时事新报》时期陈布雷的政论锐气大减，影响力大降。

二、语言风格

（一）《商报》直言不讳，鞭辟入里

《商报》成立于1921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布雷也跟着于1927年离开了《商报》，当时的中国处于北洋政府统治之下，军阀混战，内阁动荡，经常更迭，视同儿戏。军阀混战使得民不聊生，更让国家变得四分五裂，没有真正的统一；内阁经常更迭让本来就缺乏统一的国家在行政上更加混乱。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极端黑暗的时期，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更加的迷茫和焦虑。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布雷作为当时中国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利用报纸作为自己的武器，激烈地鞭挞当时北洋政府的黑暗。陈布雷的文章除了以犀利敢言著称，还有着非常理性、深刻的视野，能对当时的政局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层层剖析，将问题的症结条分缕析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时事新报》：平和委婉，不尚极端

陈布雷在《时事新报》期间的政论文章，语言风格也为之一变。《商报》时期激烈、犀利的语言风格已不多见，变成了一种平和的说理风格，同时语气也比较委婉，很少再出现之前痛批北洋军阀时期的极端之辞。如《评摧毁封建势力案》的结尾：“最后又有三言须贡献者，则凡各级党部建议中央之案，在其建议中而最终决定机关未决定可否以前，似无披露之必要，且应以不披露为原则。……凡事须权衡厉害之重轻，窃以为此等处亦不可不注意也。”陈布雷的语气可谓谦卑，将自己在报纸上的建议称为“贡献”，同时劝谏政府“凡事须权衡厉害之重轻”，语言也是极其的平时恳切而又不失委婉；不再以一个严厉的监督者身份来批评、嘲讽政府之不足，而是以一个温情脉脉的角色在时刻关注政府行政的得失，并给出自己作为一个观察者的建议，可谓一反常态。还有《五三纪念》中，“愿大家于悲愤之余，收束放心，屏绝高论，悉心静气，一思戮力救国之道矣”，要求民众“悉心静气”，这与《商报》中悲叹民众不能挺身争取国家进步形成强烈的反差。

三、政论风格变化原因探析

促使陈布雷离开《商报》加入《时事新报》，中间仅仅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而政论风格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正是由于陈布雷1927年正式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成为蒋介石的幕僚和助手。1929年，陈布雷说：“余在《时事新报》……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顾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以为不及《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有效也。”这一段话是陈布雷对自己前后政论风格转变原因的客观总结：一是宣传；二是统一国民见解。

事实上，自1927年陈布雷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幕僚后，陈布雷再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政论就已经在思想和目的上迥异于《商报》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宣传”，以达到“统一国民见解”的目的。根据之前对陈布雷《时事新报》政论的研究，显然印证了这个观点。这一时期的很多政论都是对国民政府或者各级省政府在颁行新政令法规之时所做的评点，带有一定程度的普及国民政府政策、条令的动机，或者说是为了国民政府的建设。陈布雷希望通过报纸的宣传和教化，使民众在了解国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主张以及国民党纲领的基础上，能够理解并支持国民政府的治国政策，使全国一心形成共识，帮助国民党的统治。简而言之，陈布雷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的出发点是为了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维护整个国家稳定的大局，而这又是基于他是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以及对国民政府的政治信仰。此时的陈布雷，已经不是《商报》时期那位关心国事、满腔热血的自由主义报人，而是一位国民党员身份的宣传家。这种身份的差异是造成前后政论风格迥异的根本原因。

这种前后风格迥异，乃至矛盾的政论正是陈布雷一生的缩影。从陈布雷被蒋介石招为幕僚之初，他就一直向蒋介石请辞各种政治职务，并要求重新做回记者，可见其内心并不那么热切地希望成为一名政客，而是深深地眷恋于记者生涯。据程沧波的回忆，1947年程沧波被委任专办《新闻报》时，陈布雷由南京特意寄书给他祝贺并表示欣羡。书中说：“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由此可见，即便是脱离记者身份20年后，陈布雷仍然对此念念不忘。同时，由于国民党的日渐腐败，国事不可为，陈布雷的失望之情不难理解。欲褪去政治色彩而不可得，欲重新成为一名独立自由的记者也不可得。这种矛盾的处境与尴尬，以及对现实的失望，使陈布雷选择了自杀。而这种矛盾，在陈布雷1927年的政论风格转换中就已经显现出来。

G219.29

A

1674-8883（2016）13-0061-02

唐乐阳（1989—），男，湖南武冈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新闻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