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韬

《南风窗》2016年第4期封面

放眼世界，我们似乎都像许多社会学家反复提及的那样，正在进入一个“个体化”和“碎片化”的时代，个人成为了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自我的生活成为了人们参与社会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依归。这是一个伴随着我们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全球浪潮，中国也不能避免卷入其中。

但是，今天中国的“个体化”，或者说，以“回归个人生活”为标榜的个体化，在这种全球浪潮之外，有其本质而独特的原因。其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个人主体性的觉醒、自我价值的张扬—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些因素的作用—而是今天中国的公共生活极不健康，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没有真正的公共生活，因此个人生活成了我们每个人的蜗牛壳，隐匿自己的心智和心性。

个体生活毫无疑问和公共生活密切相联，房价、股价、食品安全、医疗保障、教育机会这些公共议题怎么可能与个人生活无关？只是，今天任何一个普通人想要体面地参与公共生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参与公共生活的代价之高，足以让任何一个没有超常勇气的普通人望而却步。因此，所谓的回归个人生活，更像是一种普通人的自我保护机制。

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人体验以一种超常正当的方式被树立起来，娱乐成了所有人参与到一切生活层面中的出发点和归属。其结果，是“严肃性”从我们的公共生活当中彻底撤出，我们成为了一种新的犬儒，要么是“虚与委蛇”，即“我不相信我说的和做的，但是我就这么说了和做了”，要么是“虚无缥缈”，即“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我的心态都是‘呵呵”。

因为过去的某些集体主义经历，当中的某些层面给一些人带来幻觉，并将其标榜为“彰显人的价值”，甚至臆想—这种臆想往往以“三步走”的形式出现，最后一步，莫名其妙地使所有公共生活的困境都得到了解决，带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黄金时代。

这种幻觉和幻想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着实撩人，以至于有时候我自己也会为此心猿意马。

面对我们今天日益原子化、碎片化的社会，重建正常的公共生活才是可靠的出发点，打破面对体制和社会本身带来的“无力感”，则要求我们重塑一种新的个人主义，即每个人积极承担其在公共生活中的一份责任的个人主义，而绝不是去抽“生活世界”的鸦片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