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点点， 李博勰， 赵智聪

(1.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85；2.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44；3.清华大学，北京 100085)



体验旅游视野下大遗址保护园区解说教育策略探讨

徐点点1， 李博勰2， 赵智聪3

(1.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85；2.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44；3.清华大学，北京 100085)

大遗址观赏性欠佳，可被游客直接感知的遗产价值物质载体破碎化严重。为提高公众对遗产的尊重和理解水平[1]2，从而提升旅游体验，有效的阐释方式值得尝试。旅游体验由旅游产品的独特性、内容丰富度、整体环境氛围、游客参与程度密切相关[2]。信息量有限的遗址类遗产，虽为世界文明繁盛的重要见证，但专家所认为的遗产价值未必能被游客所感知[3]，加之由于年代久远或历史原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对于遗址客观真实的完全遵从并未带来实质游客游览体验中主观真实的完全实现。相反，由于游客体验属于个人化体验[4]，客观接收到的信息转化为主观意识会因为转化者自身差异而千差万别[5]。加之展示模式单一，互动不足，作为客观真实存在的遗址对于大众游客的遗产价值信息传递有效亦不足，遗产价值所能产生的综合效应大打折扣，游客的游览体验也必然受到影响。为实现遗址类遗产综合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基于体验经济视角下的遗址类遗产阐释和展示模式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

1概念释义

1.1大遗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遗址即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评价，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人类与自然的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地区[6]。喻学才将遗址定义为具有经济、社会或文化价值的人类活动碎片化遗迹，是文化载体并具有可游的属性[7]。

大遗址的概念最早在我国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提出[8]16。单霁翔认为大遗址是信息量大、规模宏大并具有较高价值且影响深远的遗址或遗迹群[9]。陆建松将大遗址定义为考古学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始聚落、古代都城、宫殿、陵墓和墓葬群、宗教遗址、交通设施遗址”等遗迹[10]120。孟宪民将大遗址定义为大型古文化遗迹[11]8-9。

近年来，关于大遗址的研究多集中于平衡遗址遗迹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如田林认为大遗址应采取动态保护的方法[12]44，陆建松针对我国大遗址保护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10]123，马建昌针对保护利用中的公众参与问题进行了探讨[13]，陈稳亮评述了保护研究中的民生问题[14]，刘军民就保护与区域发展协同性问题进行了讨论[15]，刘科伟[16]、崔明[17]、肖菁羽[18]等以案例的形式对近年来我国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情况进行了介绍。但针对提升大遗址游览体验或解说教育效果方面的研究较少，其中孟宪民针对大遗址展示简要阐述了7种静态展示方式[11]11，朴松爱等利用展示文化空间理论对大遗址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了建议[19]。

1.2解说教育Interpretation国内译为“解说教育”或“阐释”，国外针对解说教育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20]105。弗里曼·提尔顿(Freeman Tilden)将其定义为一种目标为改变旅游者行为的交流过程[21]22，夏普(Sharp)将阐释定义为服务、教育与娱乐的复合产物[22]。弗里曼·提尔顿(Freeman Tilden)提出解说教育的6条原则为：应与参观者个人经历有关，应具有承载信息的属性，是一门方式多元化的艺术，目的是引起共鸣而非说教，展现的应该是整体的而非局部的信息，对于儿童的解说教育系统应该是另一套体系而非成人解说教育系统的简化，同时他强调解说教育的参与性[21]22。山姆·汉姆(Sam Ham)针对解说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可持续性产生的正面影响进行了讨论[23]。

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遗产解说[20]105，以旅游学界针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较为突出。吴必虎认为解说是运用特定的媒介及方式来实现向特定受众传递信息的活动[24]。姚世卿从解说的概念、功能、媒介、受众角度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梳理[25]。综合来说，解说教育系统的研究侧重点与解说技术发展具有正相关性。例如20世纪以前研究者主要针对人工系统或静止媒介中解说教育模式的有效性进行讨论，21世纪之后开始关注电子设备、网络技术及虚拟技术辅助解说教育系统的发展。

综合来说，国内外解说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的传授与展示，是单方面知识与信息的传递与输出，对信息接受者主动参与性及游览体验效度关注不足。同时，针对遗址类遗产核心价值完整性阐释的促进方面也鲜有涉及。

1.3体验经济与体验旅游“体验”(Experience)字面含义主要指体察、亲身经历等，以往主要从哲学、心理学、现象学、管理学、社会学角度研究[26]。20世纪70年代体验经济(Experience Economy)的概念[27]被提出，约瑟夫和詹姆斯认为体验经济是以营造周期性可回忆的个性化服务为主要产出形式的经济类型[28]7。体验经济4种创造价值的机会分别是大众化定制产品、舞台化服务、按体验时长计费、按体验带来的变化计费[28]7。其中旅游体验(Tourism Experience 或 Tourist Experience)亦属于有价值的顾客体验[29]，它是大众游客对于现代生活的积极适应，是其追求的“真实性”体验[30]。而作为体验经济产物的体验旅游也是获得较佳旅游体验的重要方式，旅游活动的重心也更偏向于提供“难以忘怀”的游览体验[31]，参与性与个性化是其项目开发的主要特点[32]。

2大遗址解说教育需求特点简述

大遗址属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8]16。截至2013年3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1 943处，属于大遗址的有659处，其中古遗址473处，古墓葬186处。遗址面积悬殊，多数遗址遗迹年代久远，由于历史原因，所留存体现遗产价值的物质载体有限。

由于所剩价值物质载体可被游客直观感受的信息有限，加之信息散落范围较大，游客在特定的游览时间中所接收到的信息量被“稀释”，遗址中原本潜藏的“流动不息的活力”[33]不能被游客有效感知，由此带来的游览体验不甚理想。对于遗址客观真实的完全遵从并未带来实质游客游览体验中主观真实的完全实现。

从大遗址自身物质遗迹的特点考虑，在展示与阐释过程中重点关注解说方式的多样性与直观化、遗产价值完整性系统性阐释两大需求。

3体验旅游视野下大遗址保护园区解说教育策略

3.1多目标体系体验旅游模式构建

3.1.1目标体验人群分类。解说与展示项目应有助于公众从实物和知识上接近文化遗产地[1]4，但游客由于个体差异，对遗址的展示及解说教育方式接受程度不同，获得的旅游体验也存在较大差异。为使不同类型游客获得最佳游览体验，根据游览动机可大致将游览人群分为具有超强学习动力的游客、具有一定学习动力的游客与毫无学习动力的游客3种类型[34]203，现将这3类游客属性归纳如表1所示。为提升大遗址解说教育效能，后两种游客类型是体验旅游重点关注的对象。

表1　遗址游览游客不同群体属性总结

3.1.2解说教育产品多样性，提升旅游体验。按照不同游客的主观判断标准[35]，设置针对性的旅游体验产品是解决遗址类遗产缺乏有效利用方式问题的重要手段[12]44。按照体验经济丰富体验活动的内容，可从受教客体主动性与受教客体受到的刺激来源特点为划分依据(图1)，将体验模式划分为教育性体验、审美性体验、逃避性体验、娱乐性体验[28]8。

图1　体验主体与体验产品的关系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rience main body and experience products

(1)教育性。 教育性体验具有单方面吸引与受教者主动参与相结合的特点。由于遗址遗产的特殊性质及条件，教育性旅游产品最易开展。该类活动将受教者变为主动表演者，例如体验式考古遗址活动和传统工艺制作体验活动。土耳其以弗所针对具一定学习动力和部分潜在游客对于传统工艺制作过程感兴趣的特点，推出马赛克地面制作体验活动。另外，对于遗址特殊文化符号的再利用对大众游客也具吸引力，如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将遗址中出土冥器花纹作为文化符号，增加拓片体验活动，增进了体验者对遗址的了解。

(2)审美性。 遗址类遗产本体损毁现象多较严重，观赏性欠佳，加之大遗址园区参观过程耗费时间较长，单纯利用残存遗址进行的展示恐带来审美疲劳[34]205。必要且有据可循的视觉重建[1]4及利用综合手段增加游客游览体验成为现行趋势。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夜游项目利用灯光效果还原石窟色彩及当年形制，在增加游客视觉体验的同时为景区创造收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水宫利用声光电模式，结合遗址特点创造奇异的观赏体验(图2)。另外，结合移动互联网系统进行遗址的户外虚拟呈现[36]也是近年来的趋势。利用数字技术对遗址进行虚拟还原也可以更全面地向游客阐释遗迹背后的故事[37]。

图2　土耳其地下水宫Fig. 2　The Basilica Cistern of Turkey

(3)逃避性。 逃避性旅游体验兼具主动参与多感官综合刺激的特点，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破坏严重的遗址本体对观者视觉刺激有限，遗址同质化明显的缺点。有时利用遗产地的非物质要素同样能够传达遗产文化与精神传统[1]2。土耳其阿斯潘多斯剧场内与游客互动的古代装束武士即为游客提供了舞台化体验。这里所提供体验的真实性与游客意识形态、主观感受密切相关[38]，但所实现的却是难忘的回忆[34]203。例如在展示遗产物质载体形成初期的景况时，若向游客提供建设体验，能够使游客感受到工匠建设过程中的艰辛，提升游览体验效果。

(4)娱乐性。 获取精神方面的愉悦是遗址类遗产旅游者较突出的游览动机[34]203，并且对大多数游客来说，其实质是一种游戏[39]。将娱乐性体验解说教育模式与遗址价值阐释紧密结合，并评估娱乐效果是否影响了遗产整体阐释氛围，及时调整，控制娱乐性体验的频度与效度，对大遗址旅游吸引力提升有重要影响。如结合哈德良离宫(Villa of Hadrian)园区遗址设置定向越野活动，既能提升园区游览趣味性，又能够使游客对遗址结构留下深刻印象。

遗址4种产品体验模式在保护园区内往往会在不同地点或时间段穿插使用，不同类型的旅游体验产品也是针对不同动机的旅游者提供的一个从“完全真实到完全虚假”的体验集合[40]。在一定情况下，复合型旅游体验产品也会同时具有以上性质的几种甚至全部，体验产品的选择也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2 建构大遗址园区解说教育系统

3.2.1园区展示结构分类。大遗址展示园区核心价值物质载体分布多较分散，遗产价值物质载体破碎化，缺乏系统性等是解说教育系统重点关注的问题。规划过程中根据遗产本体特点区分保护层次及保护重点，综合评估遗址的易损性[41]110、遗产物质载体重要性、完整性、遗址可观赏性及历史时期展示的原真性[42]，划定保护范围并确立保护办法，结合分区特点判定保护园区内加强旅游体验的范围和程度，以满足不同游览需求。按照遗址在园区内的分布特点可将园区结构概括为圈层结构、平行结构、串珠散点结构、复合结构4种类型(图3，表2)。

图3　遗址保护园区规划结构类型Fig. 3　Structure types of large culture sites

在分区实施保护性旅游体验活动中，遵照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进行设置，将园区整体环境视作有机联系的整体[43]21进行规划设计，提升游览体验的完整性。

3.2.2大遗址保护园区遗产价值完整性阐释游览系统建立。大遗址园区遗产价值完整性阐释对于游客提升游览体验具有重要作用。为促进游客建立对于遗址遗迹的完整印象，在不损害遗产价值完整性阐释的基础上，从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层面建构大遗址园区游览体验体系。

大遗址在物质基础层面，即遗产价值的物质载体，相较其他遗产类型破碎化情况较严重。在不干扰遗产核心价值阐释的前提下，可利用现代材料及展示方式协助遗产遗迹已灭失遗产价值的表达，帮助游客建立对于大遗址的完整印象。目前，学界尚有不注重将遗址发掘成果向旅游科学转化的倾向，使得珍贵遗迹不能发挥应有价值[11]11。针对遗迹物质形象完整建构问题，学界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历史资料缺乏，对遗迹的再现无法做到学术意义上的绝对真实。但遗产物质载体的绝对真实并未带来游客游览体验的正向反馈，与此同时，遗产的综合社会效益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在遗迹形象恢复的工程处理中，综合利用现代材料与技术，在保证不损害遗址物质载体的前提下，采取可恢复性工程措施，对于平衡保护与游客游览体验具有重要意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丹凤门遗址的处理方式即是协助游客完整认知遗址价值的先例。卡洛·斯卡帕在对于文化遗产不同历史时期“层系”表达，为新增加构筑物与遗产价值原真性物质载体并置措施方面提供了范例，其中他的威丘城堡(Castel Vecchio)改建就是“层次性”表达的优秀代表[44]。柏林在位于街道上的柏林墙基上采用不同材料标识暗示等方式帮助游客建立起对于历史事件的完整印象。另外，植栽暗示遗迹肌理、声光电等现代技术综合应用都能够对遗产遗迹物质载体结构的完整表达带来新思路。根据大遗址园区分区策略采取不同程度的阐释方法，在保证不损害遗产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建立完整的遗产阐释物质骨架，是提升大遗址园区游客游览体验的前提。

物质基础“补全”后，更利于“上层建筑”的完整表达。目前国内文化遗产类旅游地利用演出活动再现历史事件的方式使游客实景体验历史活动，如大唐芙蓉园历史情景剧《唐皇御驾迎宾》、大明宫园区迎宾仪式“丹凤迎宾”等，但呈现给游客的多半是历史片段，若能根据遗址特点开发主题较完整的游览活动，对游客体验的提升将大有裨益。例如目前天坛由于历史原因，牺牲所仅剩为数不多的历史遗迹，相比祈年殿、寰丘、长廊、神厨等保存较完好的遗迹，对游客吸引力有限。且由于交通原因，游客多从天坛东门进入坛内，但在清代皇家祭祀活动中，完整的祭祀活动是从天坛西门开始的，牺牲所在祭祀活动中也具重要作用，但在游客认知中影响力较弱。天坛公园若能按照古志开发出供游客完整体验祈年祭祀活动的游览产品，势必会大大提升游览者对天坛核心价值的游览体验。另外，游览天坛的普通游客多半不了解被居民楼覆盖的南侧外坛墙，也就更无从体味“天圆地方”的设计意图。若能参考世博会做法，在进园时给游客发放一本游园“护照”，以盖“邮戳”的方式鼓励游客完整游览，也能让游客在寻找遗址遗迹的过程中对园区的尺度建立直观感受。

4结语

在遗址阐释及利用过程中要保护遗址本体及其客观环境[1]6，实时监控并“详细记录”[43]21，在开展体验旅游的同时，对园区建立完善的遗址风险评估体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变化及客源市场的波动，及时调整遗产解说教育模式与体验旅游开展的规模及频度[41]114，做到在真实性前提下适度审慎地对照游览客体合理分区并调整旅游体验模式及体验产品类型，提高游客游览体验的水平。

同时衡量大遗址旅游体验产品成功与否，在关注游客到访量或收入时，建立多维度评价体系综合评估体验旅游开展效度，如此才能够提升遗产的综合社会价值，同时实现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The ICOMOS Charter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C/OL]. Québec：Ratified by the 16th General Assembly of ICOMOS(2008).[2008-10-04]. http://www.international.icomos.org/quebec2008/charters/interpretation/pdf/GA16_Charter_Interpretation_20081004_FR+EN.pdf.

[2] 李怀兰.旅游体验效用因素分析[D].南宁：广西大学，2004：23.

[3] 胡志毅，曹华盛.西方旅游真实性研究综述[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8(3):440-443.

[4] COPELAND T. Constructing past: Interpreting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C]//Heritage interpret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83-95.

[5] MC LNTOSH A J,PRENTICE R C. Affirming authenticity: Consuming cultural heritag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26(3):589-612.

[6]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EB/OL].Paris：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meeting,1972[1972-11-21]. http://whc.unesco.org/en/conventiontext/.

[7] 喻学才.遗址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45-49.

[8] 李海燕，权东计.国内外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研究综述[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7(3)：16-20.

[9] 单霁翔.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0(1)：2-12.

[10] 陆建松.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现状、问题及政策思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120-126.

[11] 孟宪民.梦想辉煌：建设我们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和园区：关于我国大遗址保护思路的探讨[J].东南文化，2001(1)：6-15.

[12] 田林.大遗址遗迹保护问题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4:44.

[13] 马建昌，张颖.城市大遗址保护利用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以唐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运营为例[J].人文杂志，2015(1)：125-128.

[14] 陈稳亮.大遗址保护研究中民生问题研究综述[J].城市问题，2014(11)：27-32.

[15] 刘军民.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区域发展的协同性研究：以西部欠发达地区为例[J].城市问题，2014(12)：51-55.

[16] 刘科伟，牛栋.汉长安城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探讨[J].经济地理，1999(19)：110-117.

[17] 崔明.江苏省大遗址保护规划与利用模式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06.

[18] 肖菁羽，陈洋.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使用现状研究[J].华中建筑，2015(2)：61-65.

[19] 朴松爱，樊友猛.文化空间理论与大遗址旅游资源保护开发：以曲阜片区大遗址为例[J].旅游学刊，2012(4)：39-47.

[20] 李振鹏，蔚东英，何亚琼，等.国内外自然遗产地解说系统研究与实践综述及启示[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3(3)：105-111.

[21] TILDEN F.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M].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7:22.

[22] SHARP C C．The manager interpretation’s best friend-Rocky mountain[J].High plains parks and recreation journal，1969，4(1)：19-221.

[23] HAM S H. A perspective 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pretive research[Z].Taiwan,U.S., and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Eco-tourism, 2002.

[24] 吴必虎，金华，张丽.旅游解说系统研究：以北京为例[J].人文地理，1999(6)：27-29.

[25] 姚世卿.遗址公园解说系统构建研究：以邯郸赵王城遗址公园为例[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2:2-5.

[26] 刁志波.基于信息技术的旅游体验问题研究[J].商业研究，2012(1)：158-161.

[27] 李佩聪.体验经济时代的体育旅游营销战略探析[J].中国商贸，2011(6)：129-130.

[28] B·约瑟夫·派恩，詹姆斯 H·吉尔摩.体验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7.

[29] 冷志明.论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体验[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10)：16-18.

[30] MACCANNEL D．Staged authenticity: Arrangements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9(3):589-603．

[31] 宋咏梅，孙根年.论体验旅游的理论架构与塑造原则[J].社会科学家，2006(6)：115-119.

[32] 王兴斌.体验经济新论与旅游服务创新[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4(1)：16-20.

[33]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82.

[34] 戴伦 J·蒂莫西，斯蒂芬 W.博伊德.遗产旅游[M].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203.

[35] COHEN E.A phenomenology of tourist experiences[J].Sociology，1979,13:179-201.

[36] HANA J C，PARKB K W，BAN K J，et al.Cultural heritage sites visualization system based on outdoor augmented reality[EB/OL].[2015-11-01].http://eproxy.lib.tsinghua.edu.cn/rewriter/ELSEVIER/http/-b9dkr$bcm9bnl/S2212671613000127/1-s2.0-S2212671613000127-main.pdf _tid=1d87fca8-ee4f-11e4-8b65-00000aab0f01&acdnat=1430298609_c4b2d0631ced186bc092c44502c2de8f.

[37] BERALDIN J A,PICARD M,EL-HAKIM S,et al.Combining 3D technologies for cultural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and entertainment[J/OL]. Proceedings of SPIE-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2015[2015-11-01].http://www.doc88.com/p-1476080051279.html.DOI:10.1117/12.594226.

[38] WANG N.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26(2)：349-370.

[39] COHEN E． Tourism as play[J]． Religion，1985,15:291-304．

[40] COHEN E.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9,6(1):18-35.

[41] 詹长法.意大利文化遗产风险评估系统概览[J].东南文化，2009(2)：109-114.

[42] 张成渝.从原真性保护看圆明园遗址的功能分区展示[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1)：39-45.

[43] 费尔登·贝纳德，朱卡·朱可托.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指南[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21.

[44] 潘朝辉.意大利建筑师卡洛·斯卡帕的建筑思想及其作品[D].上海：同济大学，2002：26.

摘要从大遗址阐释与展示过程所面临的困境出发，概述大遗址、解说教育、体验经济与体验旅游相关概念，并总结出大遗址解说教育的需求为解决遗址阐释的多样性与直观化、遗产价值完整性系统性阐释两大需求。在体验旅游视野下，基于解说教育的需求，从大遗址园区目标体验人群分类和根据游客类型设置多样性解说教育产品两方面来构建多目标体验旅游模式，接着将大遗址园区展示结构分为圈层结构、平行结构、串珠散点结构、复合结构4类，结合园区遗产价值完整性阐释游览系统建立来建构大遗址园区解说教育系统。最后强调在开发体验旅游过程中，应根据遗址保护情况适时调整旅游体验模式及体验产品类型，才能实现大遗址保护园区综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关键词大遗址；解说教育；体验旅游；策略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for the Large Protection Sit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xperience Tourism

XU Dian-dian1, LI Bo-xie2, ZHAO Zhi-cong3(1. Tsinghua Tongheng Urban Planning & Designing Institute Co., Ltd.; Beijing 100085; 2. China Architecture Design Group, Beijing 100044; 3.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5)

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problems in the interpretation for large culture site, we gave an overview on the concepts of large culture site, interpretation, experience economy and experience tourism. The demand of the interpretation for the large culture site was divided into two demands of the diversity and visualization of sit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integrity and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heritage valu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tourism, multi-objective experience tourism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demand of interpretation and education. Then, the structures of large culture site we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ring structure, parallel structure, beads scattered structure and composite structure.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large culture site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omplete interpretation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heritage value. Finally, it was concluded that tourism experience mode and experience product type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protection situation of sit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ience tourism, so as to obtain the maximum comprehensive social benefit in large culture site.

Key wordsLarge culture site; Interpretation; Experience tourism; Strategy

收稿日期2015-11-12

作者简介徐点点(1986- )，女，河南周口人，工程师，硕士，从事旅游与风景区规划研究。

中图分类号F 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7-6611(2016)01-25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