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精英而大众：历史话语权的扩大*

2016-02-26钱茂伟

学术研究 2016年4期

钱茂伟

由精英而大众：历史话语权的扩大*

钱茂伟

[摘要]历史书写对象的广狭，决定了历史书写参与人员的广狭。“君史”话语权在少数精英手中，“民史”话语权在多数民众手中。人人参与民史书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人人参与民史书写是靠分工合作来实现的，少数人靠写，多数人靠说。历史研究者不必多，但当代历史记录者越多越好。所以既要大力培养业余人员，也要培养一支职业写手队伍，尤其推崇职业中介公司来推动民间历史书写。

[关键词]历史书写民史历史话语权公众参与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公众史学研究”（13FZS039）的阶段性成果。

一、民史的出现与历史话语权的开放

张国祚说：“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1]话语权是一种控制言说合法性的影响力与支配力。话语权背后是一种利益保护机制，谁掌握话语权，谁就控制意识形态的走向，从而得以维护谁的利益。历史话语权是一种历史言说权或表达权，是控制历史言说合法性的权力。“谁能在历史记录上留下痕迹，谁就能在历史的流逝中留下自己的声音”。[2]从历史书写视野来看，决定历史话语权内涵的核心要素有二，一是谁有资格被书写，二是谁有资格参与历史书写。从某种程度上说，“谁有资格被书写”决定“谁有资格参与历史书写”。而决定“谁有资格被书写”的正是现实社会的权力与地位，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也就是历史书写的中心。从国家与社会二元划分理论来说，国家权力的重心不在“君”便在“民”，由此，历史的建构对象不外乎“君”与“民”，历史的建构模式不外乎“君史”与“民史”。前者掌控于少数知识精英（史官、史家）之手，而后者则掌控于广大公众之手，历史书写对象的广狭、历史书写重心的上下，决定了历史书写参与人员的广狭。

在古代中国，只有“君史”，没有“民史”。之所以只有“君史”，是由国家决定的。文明史是国家文字需求的产物，国家的政务需求产生了历史的文字记录活动。当管理大空间的政府（朝廷）出现以后，国家就需要复杂的政府文档来支撑。帝王将相的言行、纪功、祭祀、祈祷等活动，导致历史记录概念的产生。其后，国家形态不变，历史书写面貌也不变。传统中国一直是“政府型国家”，政府的历史就是国家历史的全部（此即“君史”），而普通人的历史被边缘化，其解释权是“被劫走的”。[3]“君史”时代的历史书写，必然是少数文化精英的专利。为什么说“君史”必然是文化精英的专利？这是由“君史”的特殊性决定的。“国家”属皇家所有，国家的历史自然也是皇家的历史，记录国家历史的权力自然也归皇家设置的史官所有，朝内的史官是第一批掌握历史话语权的人群。有了史官的书写，才有朝外学者层面的历史解释，这是第二批掌握历史话语权的人群。史官、史家掌握国家历史书写权，传统历史学于是得以发展。以后在国家史记录惯性作用下，历史记录参与者一直被限定在史官、史家小范围之内，成为知识精英的专利。[4]“读者只关心以他自己的兴趣、阅历、知识与想象力‘定制’的历史，就像每个人只凝视他自己的回忆。”[5]空间的远离，关注点的限制，使得普通人难以参与“君史”书写。

史学要服务公众，其形成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公众力量的强大。进入近代以来，“民”的力量不断强大，国家的主人群体由精英扩大到大众，“国家”的概念得以扩大，甚至形成“人人即国家”这样的现代国家理念，此时自然要求书写“民”的历史。

“君史”、“民史”理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梁启超提出来的。梁氏为什么会提出“君史”与“民史”理论？从有关情况来分析，梁氏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划分理论上，同时又借用了中国已有的“官”、“民”二分术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君史”、“民史”划分理论。他对“君史”与“民史”的内涵作了重新界定，君指“国君”，“君史”就是以国君为代表的国家史；民指“国民”，“民史”即“国民史”，是以国民为主体的国家史。“君史”、“民史”理论的提出，其最大意义是扩大了“历史”书写的对象，丰富了“历史”的内涵。在这套理念下，“历史”的概念得以扩大，历史是人人的历史，“历史”不仅仅指“政府的历史”，也包括“民众的历史”。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除了要继续书写政府史，也要书写“民史”。

从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发展实践来看，中国虽然提出了“民史”目标，但对如何实现“民史”蓝图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更没有提出可能的实现路径。因为重视了历史研究，而忽视了历史书写。历史研究是知识精英的专利，不是普通人所能参与的，自然公众也就被排斥在历史研究活动之外。这样，“民史”的目标就不能完全实现。

美国史学家则注意到了公众参与历史解释权的问题。“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是美国史家卡尔·贝克尔1931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演讲的主题，[6]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为了强调历史的主体性与相对性，“说明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7]这是美国相对主义史学的经典名言，是历史认识领域的一个概念。1990年，美国教授迈克·弗里茨提出“共享话语权”，[8]进一步深化了贝克尔的思想，指出人人共同享有历史话语权。不过，美国虽有类似的历史话语权参与理念，但历史书写实践也不足。除了技术条件不成熟外，也有历史书写传统不足的问题。18世纪以后的美国史学，直接进入了历史研究时代，没有经过传统的历史书写时代，所以忽视历史书写问题。中国则经历了成熟的古典国家历史书写时代，所以重视历史书写对象的扩大问题。今日网络、新技术的出现，教育的普及，为民众参与历史书写提供了可能。有了民史理念，才能充分发展历史书写的参与权。中国的历史书写对象扩大、美国的历史参与扩大，若能两相结合，当会产生奇妙的嫁接作用。

在今天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时代，重温贝克尔的这句话倍感喜悦，因为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如果淡化贝克尔原话中的历史相对主义解释意境，凸显其历史主体性，引入到历史书写领域，这句话可以成为公众历史书写人人参与的鼓动性口号。

关于公众参与历史写作、人人都是历史记录者话题，前人探索得仍不够充分。当下中国引进了美国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概念，但展开分析不足；更缺乏君史、民史二分视野的照射，这有可能混淆概念的使用范围。本文想从历史书写、民史视野，对历史话语权的开放问题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目的在于将人人参与历史书写理念引入到公众史学学科中来，对其涵义展开充分的论证，且对人人参与历史书写的模式作出更为详尽的归纳。题目“由精英而大众：历史话语权的开放”，既指历史书写对象的由精英而大众，也指历史书写参与人员的由精英而大众，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后者。有了深度的学理思考，才能给普通人参与写史提供精神的支持；有了人人参与模式的多样化思考，才能给公众参与历史书写提供有效的操作途径。

二、历史是大国家的历史：人人都是历史记录者

历史书写主要指用文字来记录历史，向来是知识阶层的专利，以前只有少数史官与史家有历史书写权；现在提倡人人参与历史写作，做一个当代历史记录者。个人的历史书写权，用大历史与小历史二分眼光来看，主要表现为大历史的书写权、小历史的书写权。

（一）人人参与的必要性。为什么要公众参与历史记录？这有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历史书写权既是公众的权利也是义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参与历史书写是个人权利的一个部分。所有的历史信息是通过个人视野来呈现的，本人是历史的观察者、体验者，这种真实的观察、体验只有本人能言说，由个人记录下来最为合适。“让‘小人物’来呈现‘大历史’，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举措。在我看来，这是在赋还普通人看待历史的话语权，从而对真实历史形成重要补充，由此进行文化反思。”[9]没有个人历史文本，便没有个人历史传承。如果不做历史记录，个人的历史难以留存下来，人生是没有证据的人生，失去了进入文本世界的机会，从而有可能不为后世所知。普通人既有权利来做，也有义务来做，因为它直接涉及个体声名的永恒传播利益。

其次，全民史写作要求全民必须参与历史写作。由政府史官负责记录的政府历史是传统的小国家史，由社会人员负责记录的社会历史是现代的大国家史。历史记录对象的扩大要求历史记录群体的扩大，这样公众参与民间历史记录就有了存在的空间与理由。民史的书写存在特殊性，公众的数量太多，写不胜写。如此，除了要由职业史家来书写以外，还得发动公众自己动手写作。

再次，个人的历史记录是一笔巨量的精神财富。人生在世几十年，大脑记忆中储存了大量的历史记忆信息，如果能表达出来，那将是一笔巨量的精神财富。世界上没有全能的历史记录，整体的历史记录是通过个体的观察记录来完成的，多人的观察记录才会形成群体的观察记录。每个人将自己经历或听闻的事情记录下来，历史学家综合众多人的记录，复加史家个体的独到诠释，才能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认识。

（二）人人参与的可能性。当代中国，“社会”从“国家”的覆盖中解放出来，“个体”从“整体”的包围中被解放出来。其结果是，“社会”开始独立起来，社会的氛围越来越宽松，“个人”开始独立起来，个人获得的自由越来越多。在这个大时代，个体的感受与思想表达权开放，每一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10]他们要把自己的时代感受与历史感受讲出来写出来。民间社会与人士的历史开始被人关注，并要求书写与解释。[11]人民进入了小康社会，物质问题解决了，开始关注精神问题，老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一些老人有了动笔写小历史的念头，民众参与写史活动的出现是自发的。小历史书写比较实用，容易接受。

教育的普及使民间史才倍增。古代社会中读书人数量总体上不足，教育程度低的人无法承担自己历史的写作。今天，教育日益普及化，进入了大众教育时代，受教育人口数量大增，这些文化人为小历史的书写提供了人才保证。

书写与传播技术的普及化使民间历史书写成为可能。当代技术的发展，闲暇时间的增多，令一般人都有机会参与历史书写。文字书写是少数人的事，电脑、手机、录音笔、录像机、互联网的发明，为普通人提供了许多更为现代更为便捷的方法来记录历史，可以实现人人参与的目标。

大众历史书写权的获得也与历史文本发表机制的转型有关。今天，文本的发表机制变了，有了网络、博客、微博、微信这样的自媒体。印刷术的普及，使公众个人回忆录、口述史出版成为可能。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国家，在网络时代有可能出现以前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曾有的现象，享受到不同的自由表达权。

小历史的提出为普通人从事历史写作提供了机会，这个领域以前是受忽视的，是值得去做的。而且，因为是熟悉的领域，也是可以做得好的。关注自己及身边历史是人类的特性。写作身边的历史，这是历史学起点的共同工作。当代社会，历史观念由精英史观向大众史观转型，人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人人的历史都是历史。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书写者。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让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记录你所知道的，发掘你想知道的。[12]提倡大众史学观，开辟了一条大众都可以参与的史学研究之路，让大众明了自己走过来的历史真相，让大众真正有知情权。从我写起，从我家族写起，从身边写起，由近及远，由小历史到大历史，这就是大众史学的小历史书写要旨。

（三）人人参与的方式。如何才能达到人人参与目标？既可独立完成，更要有分工合作意识。这种合作表现为能够书写的人与不能书写的人之间的合作。我们鼓励人人参与历史书写，很容易让人产生怀疑，觉得我们的口号不切实际，因为相当多的人没有能力来参与。确实，我们所谓的人人参与历史书写，不是说要人人直接参与历史写作，而是说会写的自己写，不会写的要会说历史。从生活世界来说，口头说话是主流方式，会用文字表达自己思想的是次流。所以，说历史当是主流方式。口述史的发明，解决了普通人参与历史书写问题，有可能“把历史交还给人民”。[13]口述史离普通人群最近，可以让历史主人公开口说话，不再由别人来代言。口述史的提出，为文盲参与历史写作提供了机会与途径。在口述史模式下，有人说故事，有人记录，共同合作，就可实现历史书写的参与。有了口述史，不会书写的人也可以将自己的话记录下来了。只要会说就可以书写，这当然是一大进步。

照相、录像技术的发明，也使人人参与历史书写活动成为可能。视频拍摄向来与专业、“高大上”概念联系在一起，专业摄像机最为典型。摄影业的发展，一直在朝大众化方向发展。这种大众化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拍摄对象的大众化，二是拍摄者的大众化。民间拍摄模式DV出现以后，门槛逐步降低。近十年，相机、手机、电脑摄像功能的开发，特别是具有拍摄功能的智能手机，则将摄像的门槛拉到了最低端，从而有可能实现大众化摄像的景象，人人都是摄影师，人人都是生活影像记录者。这要求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拍摄，接受拍摄。视频是动态的、立体的、全方位的，自然记录生活世界的功能更为强大。每个人都是生活记录的导演，可以拍下无数的视频。用视频记录最真实的东西，可以让生活留下真实的影像资料。

合作模式可分为多种。在小历史书写上，合作书写模式有二，一是亲人参与回忆录的写作，有助于加强和老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改善子孙辈与老人之间的情感疏离和隔阂，实现家庭尊老爱幼的美德传承。二是代写，由商业公司代写或公益式的代写。这已经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某些街道办事处招募社区志愿者为老人们撰写回忆录，这也是一种倾听民间普通百姓故事的行为。这两种代写方式，可以克服老人单独无法写作、子女没有耐心听老人讲故事或不肯腾出时间帮助老人写回忆录的不足。出于职业的需要，代写人员能倾听老人讲人生故事，且将之整理成稿。这种来自外在的诱导与帮助，能够促成回忆录的写作。

小家谱的编纂要与家族成员合作。编纂者要发挥组织管理才能，当好主编，动员更多家族人员参与进来。个人史只要一个人即可完成，而家族史编纂则要学会借力，因为家谱涉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家族信息调查中，面临着两个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注意：一是上下代间信息的不对称。长辈要多配合年轻人，多提供家族的过往历史信息。二是于直系家人了解多，而于旁系成员了解少。对于不熟悉的叔伯旁支来说，要动员叔伯们、堂兄弟、堂姐妹来帮忙。

社区史的写作要坚持“大家来写村史”模式。台湾“大家来写村史”活动给我们的启迪是：不只精英可写村史，人人可参与写村民史。以前写村史，都是精英在写。现在，提倡村民大家都来写村史。这是自己所在社区的历史，所以他们是会感兴趣的。人人可参与写作，不再是一部分人参与。当然，村民参与写作，不是人人动手写作，更多的应是口头叙说。口述村史，才是普通村民理想的选择。社区史主张直接从小人物那里搜集历史记忆，“年长前辈脑海里的记忆是村史最重要的宝藏之一，如果有年轻人愿意诚恳、用心去询问，大部分老人都会觉得受到重视，愿意耐心而且很高兴述说他的经历和所知道的故事”。[14]村民参编、参说、参评、参议村史，小人物直接参与写小人物历史，这是新村史编纂模式创新之所在。

公众业余网络写史，通俗写史，这是公众参与大历史写作的表现。民间历史写手，是指非职业历史研究的业余史学从业者。所谓职业与业余的区别，主要在于专业训练不同，工作目标不同。职业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目标是生产史学新知识，属提升；而业余历史写手的通俗史学写作活动，任务是普及历史知识。历史资料的开放，为公众业余从事历史记录创造了条件，会出现部分业余研究者。民间历史写手群体在网络上的出现，本质上是当代通俗史学写作队伍的崛起，这是21世纪新时代的新气象。

（四）人人参与的实现。历史研究者不必多，但历史记录者越多越好。历史研究的理想模式是职业化的，业余的历史研究难以高精尖。历史研究的职业空间有限，一个现代社会不可能提供那么多的历史研究职业。历史研究一定是小众的，但历史书写可以是大众的。历史书写门槛低，操作性强，适合大众，可以成为业余写作活动，不影响其正常职业。

要实现历史记录者越多越好的目标，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业余力量，尤其要唤醒大众的历史意识。为什么要唤醒公众的历史意识？因为这可以实现大兵团作战模式。公众数量的浩瀚性，决定了历史书写队伍的浩瀚性。小历史书写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历史书写队伍的广泛性。小历史的书写权，在个人手中，在家族手中，在社区之中。那些退休在家的、有一定文化的老人，均应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的历史，书写自己家族的历史。这项活动只能靠自己来进行，别的人不会来关注，没有人帮你来做。因为自己家的情况自己最为了解，自然也最为合适，别的人代替不了。[15]有些人已经觉醒，多数人尚没有觉醒。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引导，催其觉醒。如能接受一些专业的训练，当能做得更好。要借助媒体加强宣传，通过老年大学等机构，扩大小历史书写在老年人圈中的影响。

同时也要培养一批职业历史写手。大学历史系要加强小历史专业训练，历史系教授们有义务组织小历史书写训练活动。大学教授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导师。历史学教授是能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人，所以他更有资格做民族的精神导师。民族赋予他们一定的自主引导权力，他有权引导更多的人朝着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方向前进。我们的历史专业、人文专业的毕业生，完全可以投入到小历史书写行列。他们可以进入到各行各业，书写他们的光辉业绩。坚持由易到难原则，由一个人到多个人，由一地到多地，由点而面，一步步地延伸与扩大。可以在大学生中先行一步，然后鼓励其他人来做，推动小历史的书写。今天的大学生既具备了历史意识，也具备了书写能力，大学生应成为小历史书写的主力军与倡导者。我们希望大学成为中国小历史书写倡导的摇篮。从大学来看，大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特别是作为作业来完成，有一定的外在压力，会激发其潜力。小历史书写，让普通的学生也参与历史书写与简单的历史研究工作。否则，只有大历史，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实践历史记录工作。从读书人入手推广小历史书写，由读书人写身边的普通人历史，这是可操作的基本路径。

应建立培育一些当代历史记录职业。职业中介写作公司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北京等地出现的文化传播公司如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吸引了不少青年人从事公众历史写作。多年的训练与操作，可以培养出一批公众史写作人才。从长远来看，商业代写公司应成为个人史写作的主流方式。此外，各地各级地方史志办也应培养一批职业历史记录者。台湾的“全民写传记”活动证明了地方政府推广个人史的可能性。

要实现人人参与历史书写的目标，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没有上百年、几百年，是不会完全形成新的历史书写习惯的。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多种引导工作，如宣传、项目、培养、引导。要开辟出多种通道，让普通人得以顺利地进入历史书写领域。体制内专家要引导其向更优的方向发展。大学生可以靠老师的权力强制实践，那么普通人呢？我想主要得靠外部力量，靠大众的自觉。所谓外部力量，就是加强宣传，形成一种氛围，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成为一种力量。当代历史记录主要是体制外的活动，由能书写的人带动不会书写的人，小历史书写才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习尚。有意识、有能力、有榜样，才会形成一个好的公众史书写风气。

三、结语

历史书写由单元化到多元化，由精英独断而大众参与，人人参与式写作的出现，这是人类历史书写史上的一个大变化。有了人人参与，历史学就能成为共享的历史学了。公众史学是大家共同拥有、共同使用、共同解释、共同书写的史学形态。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英雄与人民均有贡献，他们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角色不同而已。这种共同创造历史的观念，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今日中国更要强调共创精神，即世界是由精英与大众共同创造的。既然承认世界是由精英与大众共同创造的，则大众与精英一样，自然也共享历史的书写权。要求向公众开放历史解释权与历史书写权，正是公众史学的核心要求所在。我们想建设一种成人可以业余从事的、终身从事的史学。人人可以将所见所闻所说记录下来，这是公众史学提出的历史书写新要求。在历史学两大任务中，历史书写是可以人人来做的，稍微简单的历史研究也是多数人可以参与的，不过高水平的研究仍得靠职业史家来承担。

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不完全是为了青年人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已，而是要鼓励更多的业余爱好者来参与民间历史的书写与解释活动。历史书写，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一件少数人从事的事业，现在则是多数人可以从事的活动。由政府史官负责记录的政府历史，是传统的“小国家史”；由社会人员负责记录的社会历史，是现代的“大国家史”。政府史由史官来书写，精英史由精英来书写，大众史由大众来书写，各司其责，这是历史书写最基本的要求。人人有权参与史学解释与书写，这才是公众史学的要义所在。公众史学的所有活动都要有公众参与，这表现为参与书写、参与研究、参与拍摄、参与管理、参与活动、参与享受。有了公众与专家的共同参与，史学才有可能是全民性的现代史学。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则史学就能成为“大众之学”了。

[参考文献]

[1]张国祚：《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求是》2009年第9期。

[2]张硕：《遗失的线索：小传统与历史话语权力》，《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3]边芹：《被劫走的历史解释权》，观察者网2012年12月26日（http://www.guancha.cn/bian-qin/2012_12_26_116753.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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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石男：《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看历史》2010年第9期。

[6] [美]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论历史与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5页。

[7]刘姣：《读〈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教育对话博客2012年8月8日（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acd4eb701012r22.html）。

[8]李娜：《美国模式之公众史学在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建构》，《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

[9]单士兵：《普通人的回忆录是在赋还历史话语权》，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10月21日。

[10]集团军：《个人历史解释权归个人》，《新商报》2009年7月25日。

[11]施叔青：《把历史的解释权交给女性》，《文学报》2012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