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昌炯+王波

胡耀邦很多时候在享受做一个普通人。通过带头穿西装、唱流行歌曲等举重若轻的言行，他影响了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

1989年春，胡耀邦逝世前夕，老鬼接到了一封发自广西的信，寄信人李洪欣自称是胡耀邦老战友的女婿，他在信中转达了胡耀邦的一句原话：“请你转告老鬼，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老鬼是作家杨沫之子，“文革”爆发时，还在上中学的他成了红卫兵，参与过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曾和另外一人“揪住一侧脖领，攫着一条胳膊”把胡耀邦押到主席台上。

成年后，老鬼根据自己在内蒙古插队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经历，写成了小说《血色黄昏》。1987年底出版后，寄了一本给胡耀邦，“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

老鬼说，中央高层官员中，他的书只送给了胡耀邦一人，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万万没有料到”胡耀邦会认认真真地托人给他捎话。

2009年胡耀邦去世20周年时，老鬼在《我斗胡耀邦》一文里回忆了这段往事。这篇文章后来被《文汇读书周报》转载。

当年的老鬼是法制日报社编辑，除了之前“文革”时的那次“狭路相逢”，他的人生与胡耀邦鲜有交集。他对胡耀邦的好感更多是通过听身边人的讲述、看报刊电视、对其执政政策的长期观察等，累积而生——这也是大多数与胡耀邦毫无接触却对他念念不忘的底层百姓的主要情感产生路径。

自1980年2月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主政中国近7年时间。通过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他让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清明，又通过带头穿西装、唱流行歌曲，以及包产到户、藏富于民等施政理念，影响了数亿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

媒体人徐庆全在《普通人为什么怀念胡耀邦》里分析一些平民百姓喜欢胡耀邦的理由时，总结了这样两点：“以我的感受来说，一是他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太多了，你不能不在心中给他留一个位置;二是他彻底颠覆了既往普通人心中的高高在上的领导人的形象，让普通人觉得他是可以亲近的，尽管普通人并没有机会和他亲近。”

胡耀邦去世的那天上午，当时正在北大听课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徐庆全，骑了近50分钟的自行车赶往胡耀邦位于北京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家，“不为别的，只想去给他鞠个躬”。

那天他还没有进入会计司胡同，就看到了长长的等候进去鞠躬的队伍。徐庆全相信，“在长长的队伍中，绝大多数的人和我一样，除了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前总书记的音容笑貌之外，与他并没有个人交往的关系。”

“这个胡耀邦啊，真是不循规蹈矩”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开幕，胡耀邦第一次作政治报告。

此前，人们只是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他短暂的镜头，这一次，人们终于可以长时间观察他的音容举止。

在长约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中，让徐庆全印象深刻的是，胡耀邦曾几次站起来，辅之以大幅度的手势，还不时蹦出“这个……这个……”的口头语。

“党的总书记的这种讲话风格，尽管在一些人尤其是上层中，引起了一些非议，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却觉得十分新鲜。”徐庆全回忆，“当年与我一起看电视的一位长辈就说，这个胡耀邦啊，真是不循规蹈矩！”

关于自己的说话方式，胡耀邦曾跟“红二代”王元元解释过。王元元的母亲和胡耀邦的妻子李昭交好，在胡耀邦生命的最后两年，王元元和丈夫常陪他聊天解闷。

在口述文章《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一文里，王元元回忆，胡耀邦曾跟她说：“我就是想造成这么一种让人说话轻松的空气。不要让人不敢讲话，人人自危，诚惶诚恐，怕一句话说错有麻烦。研究问题讨论问题，说话可以随便一点。说话随便了，气氛轻松了，每一个人也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提不同看法。不要什么你都是对的，你一讲话，别人就不能怀疑，不能反驳。我们的人要都是这样，弄不好就会带来灾难的。这样的教训不少了。”

在王元元眼中，胡耀邦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人格更趋向为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人格，不封闭，用现在的话说，是和世界接轨的”。

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评述过胡耀邦的语言特色：“有人说耀邦讲话随便，而且有些讲话为情绪所致，有失分寸。我不这么看。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晚年毛泽东式的领袖作风，说出话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忘记，领袖也是人，可以英明，但不会绝对英明……我觉得，一个领袖人物，十句话说对七八句就很了不起。”

徐庆全认为胡耀邦树立了一个崭新的领导人形象。他一直记得1981年胡耀邦当选为党中央主席时讲过的一句话：“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

“他对自己这么认识，可见他政治上的冷静和清醒。”徐庆全评价。

在纪念文章里，老鬼也称，胡耀邦“根本不像个政治家”，对人不设防、不戴假面具、单纯、一点儿不油。他提及，胡耀邦在接到父亲死讯后，像个孩子一样在办公室里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即使秘书推门进来，也依然如此，完全“失态”，顾不上“深沉”。

这些多少展现了胡耀邦个人性情的一面。他不怕说错话、率真、坦诚，没有世俗官员常有的作风和架子。他能做到这一点，徐庆全认为，是“缘于他不管是位高位底，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

生活不应该只有一种色彩

胡耀邦一方面享受着做一个“普通人”，一方面也在为更多的普通人谋求一个正常的、尊重人性与常识的生活环境。换句话说，他的大部分工作，都在让自己以及更多的普通中国人，成为“人”。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黑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这是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的两段文字，全文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胡耀邦生前曾多次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文艺工作者阅读，里面的一些段落，他熟记于心。

《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1975-1982）》一书记录了1979年初胡耀邦和文艺界及文化部门负责人的一次谈话细节。当时胡耀邦刚刚当选中央宣传部部长，会上他向大家推荐完《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后，讲了这样一段话：

“大家看看马克思讲得多好啊！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

在他的推动下，全国文艺界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度得以加快，一些作家、诗人、表演艺术家、画家等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这为1979年底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提供了铺垫。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胡耀邦的身体里也暗淌着文艺的血液。他曾写过“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浓妆理素琴。窗前嘎然一声响，料是孤鸿落寒汀”这样的婉约诗句，也写过“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这种痛斥公款吃喝的豪放打油诗，还写过“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科学第几流？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酸甜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一类的趣词。

胡耀邦对文艺工作、文化事业包容、开放的态度，一直延续到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

他的女儿满妹曾回忆：“正是因为父亲对文艺工作所持的宽容态度，使得很多作家将他引为知己，说‘与耀邦同志在一起，总有一种亲近感，并把自己的书或剧本寄给他征求意见。”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胡耀邦还是改革开放后国民新生活的推动者。

中共领导人中，他最早开始穿西装，并鼓励身边的人一起穿。1983年初，他前往深圳考察工作，看到当地省市领导都穿着旧式的干部服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们为什么不敢穿西装？我50年代出国还穿了花衣服。你们工作人员穿西装我赞成，自己出钱嘛怕什么？女同志可以穿太空褛，发型也可以改变改变。外商进来，看你们现在穿的样子，不知道投资保不保险。”

由于胡耀邦个子矮小，讲话时又爱配以各种手势，西装下摆很容易被他大幅度的动作带起，时常露出里面显得有点长的领带，而他却毫不为意。

他的高调示范对中央高层乃至平民百姓，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港台歌曲在内地流行并招致非议时，胡耀邦和当初率先穿西装一样，公开表示支持流行歌曲。

他说：“什么叫‘流行歌曲？概念首先要弄清楚……是歌曲就要流行嘛，难道还有怕流行的歌曲？在群众中能流行说明群众喜欢。像《我的中国心》《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样的歌曲流行有什么不好？不加分析地否定流行歌曲，是一种愚昧的表现，要同愚昧作斗争。”

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得，1984年春节晚会结束时，胡耀邦的秘书问他要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的复制录像带，以供胡耀邦学唱。

满妹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了父亲对《我的中国心》的热爱。那是一次在去北戴河的列车上，胡耀邦一路上都在哼唱“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他不仅自己唱，还兴致勃勃地教给孙子孙女们唱。

他可能不曾料想，多年后的一天，有一个叫邹友开的文艺工作者听闻他去世的消息后，在疾驶的列车上为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后来被谱成了流行歌曲——《好大一棵树》。

（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