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榆

“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活与命运》更为全面的描写；它是一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是20世纪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在由“理想国”出版的《生活与命运》的内封，有着这么一段评语。

这部厚达894页的长篇小说，可谓史诗巨著。尽管，以体积来衡量一部书籍可能并不理智，但《生活与命运》最初震慑我的就是它的体积，当然，还有书封上的推荐语：“当代的《战争与和平》”、“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负责任的推荐语，应该是认识一部书的标识，对于完全陌生的读者，可以循着这标识打开书页进入它的内部结构。

一个时代的画像与心灵史

“新的克格勃会秘密搜集人的一切好的行为，收集每一句好话。那时的谍报人员会在电话里窃听一切和忠诚、正直、善良有关的言论，并且在书信里寻找，从公开的谈话里提炼。把一切好的归入档案，只收集好的，以此增强人的信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摧毁人的信心。”

这段隐含着未来憧憬的对话，是在格罗斯曼所著的长篇巨作《生活与命运》中的第810页，对话者是苏军战俘营里的军官克雷莫夫。这个名字对中文读者是陌生的，因此不具有意义，我们只需知道这是个被关在战俘营里的军官即可，他自称是胜利者，没有被告密和谎言制服。深受秘密警察迫害的克雷莫夫，幻想特务机构工作性质的改变——增强人的信心，而不是摧毁人的信心。

当时的克雷莫夫正置身于劳改营里，几张床全空着，房间里的另外三个人或许搬到别的囚室，或许在受审，对此，克雷莫夫一无所知。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失去自制力，带着被遗弃的人生躺在床上，腰部疼得厉害，好像肾也被打坏了。他有70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在这样的时刻，他对同囚室的名叫卡茨涅林的人谈到对未来的幻想。然而，克雷莫夫的幻想，在他同囚室的人看来，就是精神失常者的妄想。卡茨涅林对克雷莫夫说：“这话都很对，将来会这样的。不过应该补充的是，编成这种美好的档案之后，会把您弄到大楼里来，还是要枪毙。”

这是一种绝望感的描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进行，激烈而血腥的战斗不断发生，而与此同时残酷的政治清洗也在进行。成千上万的军人成为战争中的牺牲者，成千上万的军人也成为政治清洗的祭品。就在克雷莫夫与卡茨涅林对话的当夜，苏军元帅亚当斯在他的办公室里烧文件，作为神圣战争遗物的军事地图也被烧掉了。

用麻布裱过的地图烧得很不痛快，把炉条堵塞起来，元帅不得不用炉钩一再地清理炉膛。此时被围困的斯大林格勒已经变成战俘集中营。元帅此时看到自己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里：他和士兵们一起站在火堆前烘手，前前后后都是空旷的荒野。自从被包围的那一刻起，元帅就明白，他率领的军队不能在伏尔加河上继续作战了。

每个读者都有自己进入文本的方式，阅读到这一页的时候，我做了个标记。这是我找到的一个阅读视角，从这里进入往后看，然后再从这里开始向前看，一部巨著的总体结构就这么呈现在眼前。

纳粹集中营与古拉格劳改营

《生活与命运》分为三部，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主体，叙写不同营垒的军官和士兵以及不同级别的党的官僚生活场景和人生故事。叙事中有大量的对话是关于革命、激情和信念，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辨，小说凸显了俄罗斯乃至苏联的文学气质，即理性色彩。这是一部卷轶浩繁的历史长卷，当我越过前言和导读，直接进入文本的时候，扑面而来的是逝去的历史画面和长镜头。

小说开始讲述纳粹集中营的生活，这座集中营战前叫政治犯集中营，关在集中营棚屋里的数万名居住者来自多个民族，然而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脸色、他们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对于管辖者来说，集中营里的人的区别仅在于号码和缝在上衣上的布条的颜色：红色的是政治犯，黑色的是怠工者，绿色的是小偷和杀人犯。

物理学家、古文献学家、意大利农民和南斯拉夫牧民都睡在一起。“国家社会主义党创造了新型的政治犯——没有犯过罪的罪犯。许多人被关进集中营，只是因为在同朋友交谈中说了一些不满意法西斯制度的话，或者说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笑话。他们既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参加地下政党。他们的罪名是他们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

《生活与命运》的整部长卷，都是在讲述20世纪初叶冷战时代两个阵营的杀戮和迫害。它不只讲述他们相互之间的杀戮和迫害，同时在讲两个阵营内部的自我残杀和迫害。小说展现了寒冬中的纳粹集中营区的生活，集中营的迫害和杀戮暴行，也讲述了我们不熟悉的斯大林炮制的古拉格劳改营的杀戮和暴行。

我们当然知道希特勒领导的德国纳粹，知道他们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比如种族灭绝——对犹太人的迫害，有很多电影呈现过，比如《辛德勒名单》《钢琴师》等等。但是接下来的历史史实是我们陌生的，至少还没有媒介大规模地呈现过，那就是斯大林对犹太人的屠杀。

斯大林时代的全景扫描

在斯大林时代乃至赫鲁晓夫时代，这样的写作是危险的。

格罗斯曼和苏联人民共同经历了集体化时期，经历了1937年的所谓“肃反运动”，经历了卫国战争。要知道，在格罗斯曼生活的时代，苏联社会的禁锢是空前的。政治整肃和清洗席卷国家的各个领域，作家们如果不服从权力，不与政权合作，就会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帕斯捷尔纳克在当时的批判和抑郁中辞世，索尔仁尼琴被驱逐流亡，正是那个时代作家在苏联的命运映照。在当时的恐怖环境之下，格罗斯曼还保持着独立的意志和勇气。

按照人物档案的记述，格罗斯曼是苏联的犹太裔作家，1905年出生于乌克兰，他曾经在顿巴斯（Donbass）工业区当过安全检查员，也在一所医学院当过化学老师。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他报名参军。本想当一名普通士兵的他，被分配到苏联红军的报纸《红星报》当战地记者。格罗斯曼报道了当时所有重要的战役，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攻克柏林，“报道无情战争的真情实况。”普通士兵和高级将领都爱看他发表在《红星报》的文章。他的笔记本记满了被视为禁忌的材料。红军开小差、勾结德国人等通敌行为都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如果被秘密警察发现会被治死罪。

报道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格罗斯曼作为战地记者最重要的一次经历。他像普通士兵一样经历战争的残酷时刻，同时履行他作为战地记者的职守。据说他在现场采访不记笔记，为了获得受访者的信任。狙击手、将军、战斗机飞行员、苏军惩戒营里受惩罚的士兵、农民、德国战俘等等，为他积累了翔实的素材。他知道怎么干活儿，在破旧的棚子里，在野地里，不论是躺在床上，还是在满屋子人的农舍里，他都能写下去。

1943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军投降后，苏军先头部队解放了乌克兰。格罗斯曼当时随军报道。他听说在巴比谷（Babi Yar）有十万人惨遭屠杀，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他的母亲也在此间遇害。他写了《没有犹太人的乌克兰》，但是这篇文章被《红星报》退稿。然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报纸刊登了出来，这是世界上最先揭露犹太人被屠杀的报道。此后，格罗斯曼还写了《特林布林卡地狱》，在1944年发表，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揭露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文章。在纽伦堡审判时，这篇文章再次被刊出，用作证词。

战地新闻记者的经历、观察和体验为格罗斯曼积累了丰厚的素材资源。1960年，他开始写作《生活与命运》，这是部迥异于当时文学潮流的作品。“我看到两万犹太人被杀害，有妇女、有儿童、有老人。那一天我明白了，如果有上帝的话，是不容许这种事的，这一下我看清楚了，上帝是没有的。”借助小说中受到迫害的囚犯之口，格罗斯曼说：“被恐怖、希望和苦难连接在一起的这些混乱的人群，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的互不理解和仇恨，正反映出20世纪可悲的灾难之一种。”

由英国作家罗伯特·钱德勒撰写的导读《为长眠者发声：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平与作品》，记述了当年格罗斯曼所遇到的危险。1960年，瓦西里·格罗斯曼完成长篇历史小说《生活与命运》，他将手稿交给《旗帜报》的编辑，当时正逢赫鲁晓夫执政，苏联时局进入“解冻”时期，格罗斯曼以为这部小说能出版。结果在次年2月的一天，3个克格勃军官来到他家，查抄了他的手稿和相关资料，连复写纸和打印色带也没收了。

这段被广泛流传的经历，成为改变格罗斯曼命运的节点。好在格罗斯曼事先做了手稿的备份由友人收藏，他对书稿的出版还抱有期望。然而，苏联当局负责意识形态的高官苏斯洛夫判定此书“比帕斯捷尔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要“过二三百年才可能出版”。这是对一个作家的命运的宣判。

1964年9月14日，抑郁中的格罗斯曼罹患胃癌不治辞世，他的书稿也尘封于世。直到1980年，该书在被封锁二十年后历经坎坷首度出版，引起巨大轰动；2015年，这部书的中译本推出后，又激起中国读者的关注热忱。诚如罗伯特·钱德勒所说，“这部书很重要，不仅是文学巨著，也是史学鸿篇。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没有比这本书更为全面的描写。其他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沙拉莫夫、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斯塔姆夫人，他们的感召力来自他们都是体制外的人；而格罗斯曼的感召力，至少部分来自他对苏联社会各个层面都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