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

德国西部小城博恩海姆，一家室内游泳馆最近贴出告示：禁止18岁以上男性难民入内。博恩海姆一向安定平和，如今却陷入恐慌。在震惊全球的德国科隆新年夜大规模性侵事件后，整个德国已然陷入一场难民漩涡。

1月18日，德国警方宣布，已经逮捕了首名科隆性侵案嫌疑人：一名以难民身份进驻的26岁阿尔及利亚人。警方指控其在当晚对一名女性实施性侵犯行为及抢夺受害人手机。不过，这并不能平抚社会的不安。据一家德国电视台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科隆事件令他们对难民的态度发生转变；七成受访者认为，难民会导致德国犯罪率上升。

面对如此呼声，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通过决议，认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为“安全来源国”，以减少这些国家公民以难民身份在德获得庇护的机会。这是自去年9月德国高举人道主义大旗、打开边境大门收容难民之后的首次难民政策大逆转。作为一个分水岭，科隆大规模性侵事件将德国社会对难民的友善，转为对难民政策的思考和更加现实层面的“讨伐”。这次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也预示着德国更为复杂的政治未来。

谈“难民”色变

几乎在任何时刻，德国总理默克尔给外界的印象，都是坚定沉着。虽然遭遇外界强大的压力，在2016年的新年讲话中，她依然冷静地呼吁德国民众团结起来，反对排外思想，防止难民问题分裂德国，并再次重申了自己在多个场合喊出的口号：“我们能够做到。”

但最近的难民危机，让她甚为头疼。一度是冬季“达沃斯论坛”常客的默克尔，今年例外缺席，给很多想要热烈讨论“德国工业4.0”的人们降了温。愈加不可控的消息正在德国蔓延：在科隆警方收到的800余起犯罪事件中，一半涉及性侵。以此为导火索，这场难民涌入大潮的其他现实问题也一下子撕开了口子。

部分官员借机对难民政策“猛跳脚”：1月中旬，德国巴伐利亚州兰茨胡特市市长彼得·赖尔因为不满难民政策，将一车叙利亚难民深夜送到了默克尔在柏林的办公室门口。停驻一个半小时后，该巴士以“存在不安全因素”被门卫阻拦。随后各家媒体争相报道，一度沸腾。

赖尔抱怨说：“结束难民潮涌入遥遥无期，这个国家能提供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少，但我看不到任何给难民建设新住宅的迹象。”据悉，兰茨胡特市有2100名难民，其中450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

这种政治“闹剧”对于有着十年执政经验的默克尔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100多万名难民的庞大体量，让身为欧盟经济支柱的德国面临财政挑战。“这项（接收和安置难民）任务已经如此紧迫，我们为什么不在欧盟层面寻求解决渠道？”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1月16日公开呼吁，建议提高欧盟汽油价格，以便把获得的资金用于解决难民危机。他还对此痛下决心，“即使不能获得欧盟所有国家的同意，德国也准备和有意愿的国家一起实施这项征税措施。”

与此同时，德国国内也开始“地动山摇”。1月中旬，一份由50名民主联盟党（CDU）议员签名的公开信被递到默克尔手中，这封代表着该党派部分声音的信件，要求默克尔对德国外部边界实行完全控制，将非法入境的难民遣送回国。

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在巴伐利亚的姊妹党——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也借前主席施托贝尔之口向默克尔下最后通牒，称其时间有限，“所有问题必须在3月底前得到解决”，否则会把其党派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

德国街头反对难民的游行示威活动则愈演愈烈。仇外团体“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PEGIDA）在科隆发起的反难民游行约有1700人参与，他们高喊着“默克尔成了‘国家祸害，默克尔必须滚”，并举起右臂抗议。数名头戴白色警盔的警察将街道围起，部分闹事者和极右翼分子趁机进行打砸抢，情况变得糟糕。

随着反对难民的声音越来越大，有移民背景的人害怕自己成了“公敌”。也有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上街抗议，他们举起横幅，上面用德语写道，“我们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战争。”

社会舆论对于难民的讨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很多欧洲国家甚至将科隆性侵事件起名为“科隆气氛”，谈虎色变。“可以说，德国再次分裂成两半，一半是害怕那些来自穆斯林地区的难民的人，另一半是愿意迎接那些难民融入德国社会的人。”德国《镜报》编辑马特·李明（Malte Lehming）如此评论。

政策大逆转

这样的局面，恐怕是默克尔去年9月宣布开放边境、无限制接收难民时不曾想到的。然而，此时的德国却很难从欧洲内部找到支援。英国《经济学人》称，欧洲从来没有一道加入这场难民收纳大潮，只有德国、瑞典以及荷兰等少数几个国家有所参与。其中，德国和瑞典是最愿意接纳难民的国家，丹麦则一直对难民实行种种限制，比如不能带配偶和其他家人进入。

除了内忧，对于德国来说，还有一个“历史性”的外患——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去年12月巴黎遭遇恐怖袭击时，据报道，袭击者中就有通过难民身份登记的人士。近半年来，德国对难民大开善门的举动，也为一些恐怖主义活动埋下伏笔。

据本港《南华早报》报道，在德国接收的百万名难民中，其中有一部分来自叙利亚，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的护照无法被验证，有些人则完全没有身份证明文件。而就在科隆性侵案发几天后，默克尔的办公室就收到不明可疑包裹，很快警察封锁了其办公楼。

“德国是‘圣战者暴力事件的实际目标……（袭击）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发生。”这是1月中旬被媒体曝光的一份来自德国政府内部的文件。文件中写道，“政府估计，有超过800名德国人远赴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其中300个‘身经百战、无情冷血的战士已经返回德国。”

这样的严峻局面让德国加紧了军事防备，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选择——1月初，德国宣布参与对IS的军事打击。正在呼吁增加汽油价格税的朔伊布勒还宣布，国防预算到2019年增加6.2%（按德国标准，可谓巨大增幅）。这似乎成为二战后德国首次“正名”的时刻，其突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背负的骂名，以及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安全问题上搭便车”的“屈辱”。

然而，改变并不容易。自德国担当起大国责任和人道主义道义之时，默克尔的压力是有目共睹的。一度将默克尔赞许为“女英雄”的难民们也未曾预料到，仅在几个月后，她便改变了初衷。

德国慕尼黑警方发言人证实，自2016年1月初以来，目前每天被遣返的难民达100人，被拒难民会安置在特别的驱逐中心。德国内政部长德迈齐埃还于1月21日回应说，德国不会取消边境管制，1月进入德国的难民数目已大幅减少，但仍未够，“因此德国会继续与欧盟合作，保护欧盟边境”。

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在德国电视一台的节目中直言，如果北非国家拒绝接收被遣返的难民，就得不到来自德国的经济发展援助资金，北非国家“不能既领取发展援助，又不愿意接回避难申请被拒绝的本国公民”。默克尔也接连表示，支持修改法律以降低驱逐难民出境的“门槛”。尽管她没能出席达沃斯论坛，但德国总统高克在该经济论坛发表演讲称，将制定政策限制中东等地难民大规模进入德国，“这不仅仅出自于伦理上和政治上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