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亚鑫

鲜明的意象与精美的语言
——李瑛新诗导读

□段亚鑫

人们往往将李瑛的名字，和洋溢着崇高革命理想、爱国主义情怀与奉献精神的军旅诗歌相联系，这种现象与他独特而又丰富的军人生涯是密不可分的。血与火的战场激发了李瑛创作的灵感，让他写下了诸如《野战诗集》 （1951）、《战场上的节日》（1952）、《寄自海防前线的诗》 （1959）、《静静的哨所》 （1963）、《在燃烧的战场》 （1980）等众多脍炙人口的军旅诗集，让他获得了“军旅诗人”的美誉，并且使他与贺敬之、郭小川、李季、闻捷等诗人齐名，共同成为记录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声音。进入新时期以来，诗人自觉地进行多元化的尝试，在诗歌的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这些诗篇中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书写与赞美，如《峡江情思》 （1984）、《晋西北印象》 （1989）、《唐古拉山口雕像赞》 （1994）、《雁门关寻古》 （2004）；也有充满异域风情的篇章，如《在惠特曼诗作手稿前》、《密西西比河暮歌》 （1982）、《在濑户内海边听歌》 （1992）、《尼罗河》、《金字塔》（1994）、《雨后哈瓦那》 （1996）；也有诗歌抒发个人的真挚情感，表达对亲人、妻子和友人的爱，读过之后令人动容，如《怀念远方的朋友》 （1994）、《悼》、《母亲的遗像》 （2003）、《我最初的爱情》 （2008）；有些诗歌中包含着一种哲理性的思辨，诗人试图用自己饱经沧桑的目光再次审视世界与人生，正如评论界所言，这些诗歌出现了“向内转”的趋势，如《我的另一个祖国》 （1997）、《我的生命里有许多这样的东西》 （1999）、《和梦的对话》 （2006）、《死亡给予生命的五分钟》（2009）等诗歌中无不表现出一个老者的智慧。由此可见，李瑛的诗歌创作不单局限于军旅题材，也具有广泛性与深刻性的特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仍在不断地探索着诗艺，过去的篇章只是他的新起点，正如诗人自己所言“多么幸运，我得以欣逢盛世，真该感谢时代，感谢我们的人民以自由活泼的思想，以智慧和汗水照耀着这个意识崛起的年代，感谢不断发生的每一天丰富多彩的生活给予我的激励和启示。我当以它作为自己创作的新起点，继续前进”（《李瑛七十年诗选·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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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瑛诗歌具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情怀与乐观主义的精神。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岁月里，李瑛曾作为军人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他攀上过高原、雪山，驻守过塞北的边疆，也流连于南海、西沙的壮美风光，所以军旅生涯给予李瑛的是无限的创作灵感，令他写下了众多的军旅题材的诗篇。李瑛被称为“战士行列中的歌手”，他热衷于以战士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在诗歌中他既赞美英雄、也赞美普通战士，他描写战争的残酷、边防哨所条件的艰苦，但更着重于表现军人们的热血与青春，谱写出一段段生命的赞歌。《春天》 （1951）这首诗写于朝鲜战场，“这是朝鲜艰苦的战争。/在前线，镶在每扇窗子里的/都是铁锈、烈火、/可怕的废墟和弹壳……/但在我们师指挥所里，/窗前，却放着一只美丽的花瓶，/那是一颗绿色的弹壳，/里面的花儿正开得鲜红。//‘我们在弹壳里撒下种子，/好让春天在这里滋生。’/师长常常在战斗间歇，/把这件事讲给战士听：/‘这是出国后还击的第一颗弹壳，/它给大地带来了黎明；/当时曾炸翻无数侵略者，/我们便发起了第一次冲锋。’”面对艰险的战争环境，李瑛将目光聚焦于并不起眼的弹壳，以小见大，发现了它所蕴含的力量和无限光明的前景。《初到哨所》 （1960）描写了诗人来到海岛边防哨所，由于条件有限，这里没有干净的饮用水，“确实，这半碗水呀又涩又咸，/也许有一半是抬水人的汗”。这样的水本来让人难以下咽，但诗中所塑造的“班长”却目光长远，“班长说罢哈哈大笑，/顺手推开了身边的窗扇：‘并不是祖国对战士过于吝啬，/看她交给我们的这汪洋一片！’”班长的话代表着广大解放军战士的心声，他们为了祖国边防安全而无怨无悔的献身精神跃然纸上。在《戈壁行军》 （1961）这首诗中，诗人写在荒漠中奔波多日的战士们“多么渴望有一湾河水，/多么渴望有一片绿荫；”结果“柳树”与“湖水”就“忽然这一切都一齐出现，/迎接我们在戈壁里行军”。这群初次进入沙漠的年轻战士都“高兴得笑出了声音！”诗人的笔锋急转，原来出现在眼前的幻影只是“海市蜃楼”，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垂头丧气，而是“且当作献给战士的画本；/可我们心上设计的图样呀，/远比它更美好十分！”由上述三首诗歌可见，李瑛的诗歌中所表现的乐观主义精神并不是政治口号的“传声筒”，而是在诗人的精心构思之下，从战士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着眼，发掘其中所包含的真挚情感。在表现手法上，李瑛往往采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和意想不到的转折使他的军旅诗歌更具有趣味性和民间性，从而更加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水平。虽然由于时代的发展，李瑛军旅诗在当代的影响早已不如从前，但阅读其中的佳作仍旧可以感受到军人顽强不屈的气魄和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第二，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歌颂光明的时代前景。李瑛出生与成长的时代，华夏大地正饱受战争的摧残与折磨，因为战争，他随父亲从东北老家迁居到了天津，此后又长期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这样的人生经历使诗人在青年时代就深切地感受到了动荡的现实，他用自己的笔大胆记录并批判了当时的黑暗社会。《流浪札记——从唐山到天津》 （1944）这首诗是李瑛“在沦陷的唐山读中学时，因写作被以‘思想不良’开除学籍，并将遭逮捕，遂仓皇乘火车和同学翟尔梅一起流亡天津”的途中所作。年仅18岁的诗人没有亲人的呵护，没有师长的关爱，甚至连社会都要将他“吞噬”，他只能选择逃亡，“轻轻招手地离别了/向我的油灯和小窗/把昔日的梦留在那里/为我守着门，等我回去”，他乘坐“五一三列车”驶过“青黄不接的饥饿的五月”、“浑浊的河流”、“飞不起的云”，终于来到了“喧嚣的城埠”。在这里，青年李瑛是疲倦而迷茫的，看不出他的出路在何方，他向城市求助，“我来到这里/想听你为我讲/一个民族的故事/一个家国的故事/我心头的痛苦，我说不出/请为我讲吧，讲吧/我不流泪，我不哭”。虽然城市没有给他回答，但李瑛仍旧没有“哭泣”，没有放弃对光明的渴望，等待着新的时代到来。从这首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李瑛诗歌中特有的乐观主义精神已初露端倪。著名的长诗《一月的哀思——献给周恩来总理》 （1977）由开始创作到初稿完成整整历经了一年的时间，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让举国哀痛，李瑛也用诗歌来表达对周总理的缅怀之情，但由于“文革”中混乱的政治局势，诗稿“只好藏诸箧底，以寄哀思”，直到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才得以重见天日。诗的开篇便直抒胸臆：“我不相信/一九七六年的日历，/会埋着个这样苍老的日子；/我不相信/死亡竟敢和他的生命/连在一起；/我不相信/迎风招展的红旗/会覆盖他的身躯；/我只相信/即使把他交给火，/也不会垂下辛勤的双臂。”诗人用三个充满疑虑的“不相信”写出了他得知周总理逝世时的震惊、悲痛与迷茫，接着立刻用一个“我只相信”掷地有声地道出了他相信周总理即使生命逝去，灵魂也一定会永垂不朽。李瑛加入了长安街上数万人的送别队伍，“长街肃静，/万民伫立，/……/多少人喊着你，/扑向灵车；/多少人跑向你，/献上花束和敬礼；/多少人想牵动你的衣襟，/把你唤醒；/多少人想和你攀谈，/知心的话题……”但残酷的现实，让种种愿望都无法实现，可是诗人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愤，勇敢地向着黑暗发出了呐喊：“但是，怎能设想，/竟有人妄图将你的名字，/从我们心中抹去，/从我们历史的心中抹去，/从我们生命中抹去，/从我们祖国的生命中抹去。/哈！这是何等可悲可笑！/何等的不自量力！/何等的枉费心机！”此时的李瑛已经褪去了青年时代的迷茫与困惑，不再甘心等待，而是选择宣告、选择反抗。由此可见，李瑛的诗不仅是时代真实的写照，也是鼓舞人民与黑暗社会做斗争的“冲锋号角”，昭示着美好未来的来临。

第三，寄情自然山水，感悟人文历史，书写生命之美。李瑛的个性无疑是热情而又外放的，他不像有些诗人只留恋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他钟情于探索未知的世界，携着自己的诗情与笔墨走遍大好河山。他曾经说道：“在我的祖国，阳光、大海、溪谷、山峦，无不跃动着蓬勃的生命。”（《早晨·后记》）最近二十多年来，李瑛又走出了国门，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尽情描写世间大美和生命的灵动。《密西西比河暮歌》（1981）写作于李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访美国之时，面对夕阳下的美洲大陆最长的河流，一向善于书写激情澎湃诗作的诗人却发现了大河的柔情：“沉甸甸的密西西比的十月，/余烬闪耀，暮色苍茫，/暗了，长天；浓了，香草。//归鸟疲倦的翅膀，覆盖着多少铿锵的交响——/纺织娘的丝弦，金铃子的铃铛。//朦胧中，一长串一长串的拖船缓缓滑过，/木材，煤炭，小儿女的梦，/赤臂水手粗犷的歌唱……//夜来了，浩浩荡荡，浩浩荡荡，/谁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涌来，什么时候来的，/淹没这一切便去睡了，钻进了船舱……”李瑛用自己充满画面感的语言，将密西西比河两岸风光以一种柔美的方式呈现出来，最后一节中将“夜”进行拟人化塑造更是点睛之笔，“夜”犹如一位来得又轻又静的母亲，将河岸上的万物当作自己的儿女，悄悄哄他们入眠，自己也沉沉地睡去。《楼兰》 （1989）描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域古国楼兰，“像一朵花凋谢了/这就是楼兰//在风的漩涡里/在沙的漩涡里/旋转着，旋转着，旋转着凋谢了，这就是楼兰”，李瑛将楼兰古国比作旋转着凋谢的花朵，这个比喻新奇而独特，仿佛让已经消亡两千多年的世界又重新焕发生机，这里曾有过的“黄骠马”、“箭镞”、“五铢钱”、“简牍”、“丝绸锦帛”又重新被探寻，诗人试图将古代与现实相互连接，“尽管历史书早落上一层尘土/而匍匐在沙丘上的旅游者/仍在用照相机镜头寻找它/并把它一个个马镫上的故事/写成一首首朦胧诗”，在李瑛眼中，荒漠中的古城依然在激发着现代人的灵感，因此楼兰即使消亡也充盈着生命的力量。大千世界给予诗人李瑛更广阔的视野和境界，也让他的诗歌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风格特征。诗人九十年代以后的诗作中，对于自然的表现有所加强，特别是他对于青海、西藏等边远地区自然山水的抒写，体现了一位有着丰富阅历的诗人独到的眼光与深厚的情怀。他对于边关的观察是细致的，对于那里的动物、植物与人的表达，不再像六七十年代的同类诗那样浅显，而是更加广阔与深厚，具有更为扎实的生活基础，同时也远离了早期诗歌里常有的那种政治性与现实性。

第四，追求真知，以诗思辨。李瑛充沛的精力使他拥有了很多诗人都难以企及的诗歌创作生涯，七十余年来他的笔下描写过抗战的烽火，新中国的建设，文革的痛楚，改革的浪潮……进入晚年的诗人，则更加注重诗歌的“内在性”，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具有哲理性思辨的诗歌，这既是他对诗歌艺术的不懈尝试与追求，也是他漫长人生经历的真实总结与升华。《岁月与历史》 （1998）写一位老者与孩子坐在花园的长椅上，看着初冬之时鸟儿归巢、落叶飘零的景象，“长椅上，有许多故事/有的欢乐，有的忧伤/应和着悠悠晚钟/伴溪水流向远方/我要告诉孩子，这/就是岁月，就是历史——/一年很短，一天很长”，诗人解释何为岁月与历史时，并没有长篇大论般进行论述，而是用一天之景启发孩子，平淡地道出，时间的真实并不是波澜壮阔的事件，而只是犹如眼前的宁静，人类在岁月与历史面前渺小而又卑微，这是一位长者富有禅意的人生总结。《变异》 （2005）一诗这样写道：“谁曾经说过/由野兽变成人/需经过亿万斯年/而由人变成野兽/可以只需瞬间//活泼的生命值得崇敬/但我曾见过/荣誉、财富和情欲搅动的/疯狂的舌头/纵火的眼睛”，李瑛敏锐地发现了人性中可怕的污点，它们被“荣誉”、“财富”和“情欲”所掌控，顷刻间就能将善良的人类变回贪婪的野兽。《和梦的对话》是一首非常耐人寻味的诗，李瑛在诗中虚拟了自己与梦境的交谈。诗人怀疑梦境的真实性，梦则回应道：“你对梦中所见/感到疑惑是愚蠢的/当然也会给你悲伤/比如亲人的死亡/只是让你感到/完整的人世的沧桑/……/不论欢乐或悲伤/都应该同样接受/不要轻易忘却像一阵风/……/让更多生活情韵陪伴你/当然，并不是要你永远躲在我的身后/我是说/没有梦是真正的不幸”，诗人笔下的梦，虽然是虚构的，却和真实生活是一致的，既有欢乐也会有哀伤，因此梦便是人生的隐喻，诗人勇敢地克服了噩梦，便是同样意识到了人生的多面性，更加真实地体味人生。在九十年代以后的作品里，诗人无论是对于自然山水的观察，还是对于日月星辰的表现，几乎都与自我的人生相联系，与自我的思想相关系，并注重从中发现一些哲学与宗教的东西。他后期的作品题材相当广阔，凡是目之所及、耳之所听，都可以入诗并成诗，达到了随心所欲地表现任何事物的程度。这也许缺少了早期诗歌的热情，然而更加沉静、更加深厚，对于人生的哲理与自然的真知，他几乎都处于探索的途中，也许没有结果，而其思辨色彩是相当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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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年时代受到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和“五四”以来的新诗的熏陶，他开始尝试诗歌写作，到入伍时以“战士的身份”进行创作，再到新时期以来运用更凝练、深邃的语言来打磨诗歌，无不体现着李瑛对艺术的精益求精。

首先，构建独具一格的意象系列和体系，贴切、生动地表情达意。中国传统诗歌讲究“托物言志”或者“寄意于物”，古人甚至认为“直言者非诗也”（孔颖达《毛诗大序疏》）。李瑛同样认为，“写诗切忌把自己的思想观点直接说出来；那样做就难免要概念化，不是真正艺术地形象地表现思想，表现主题”。因此，他的诗歌中往往具有十分丰富的意象，并且有意识地去构建意象系列，诸如“树”、“高原”、“花”、“路”等几种意象在他几十年的创作中不断地反复出现，又在不同的时期表达出不同的情思，成为诗人独特的意象体系。“树”是李瑛非常钟情于塑造的意象，在《红柳·沙枣·白茨——给青年朋友们》 （1961）一诗中，诗人赞美这些植物“索取得最少”而“献出得最多”，鼓励年轻人像它们一样对生活充满“深沉的爱”。在名作《我骄傲，我是一棵树》 （1980）中，李瑛又用慷慨激昂的语调宣告：“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我是长在黄河岸边的一棵树，/我是长在长城脚下的一棵树；/我能唱出许多许多的故事，/我能唱出许多许多支歌。”这棵树是国家与民族的象征，“我属于人民，属于历史，/我渴盼整个世界/都作为我们共同的祖国”。这棵树承载着许许多多的美好品质，甚至连死亡时都要“让我尽快地变成煤炭/——沉积在地下的乌黑的煤炭，/为的是将来献给人间，/纯洁的光，炽烈的热！”而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笔下的“树”突然变得悲壮起来，在《一棵被伐倒的树》和《最后一棵胡杨》 （2001）中，树的生命终止了，但它们“仍然庄严地站着”，它们以“受难者”的形象谱写出了生命的礼赞。在《看一棵雷击的树》 （2005）一诗中，李瑛笔下的树燃烧了，它不仅将会死亡，而且将失去形体，诗人听这棵树倾诉着：“它告诉我许多可怕的梦/它说我从死亡里回来/我的生命超过一百个雷/我的身体虽已残损/灵魂却更显得坚强/时间怎样从这里结束/就怎样从这里开始”，由此可见，树在此刻不仅不是不幸的，而是幸运的，它完成了生命的轮回与涅，生长到了更高的境界。李瑛笔下一系列“树”的意象是既有联系又有发展的，它们都象征着诗人对光明、生命和人类美好心灵与品质的赞美，也都传达出了李瑛诗歌中乐观主义的情感基调，但在艺术塑造上，它们又是逐渐深刻的，从直白式的宣告到富有哲理性的思辨，也显示出了李瑛诗艺的不断进步成熟。他九十年代以后的诗歌，更加注意以独特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感觉与思想，也许不再有一个系列，然而每一首诗中总是以一个或多个意象为主骨，让诗情、诗性能够得到集中深入的呈现与表现。由于后期作品题材更加广泛，用“军旅”一词已经无法概括，所以其诗的意象创造也就更加复杂与广远，然而意象仍然是相当深入的，一切以意象出之，几乎没有抽象的表达，即便是诗人的思想与意识，也同样是如此。

其次，聚焦不经意之处，以小见大，大胆想象，发现诗意。李瑛在诗歌创作中具有独特的目光，他往往能够从普通的事物中挖掘诗意，借助奇特的比喻和比拟，来抒发自己的情思。《海风对你说了些什么》 （1956）描写一位姑娘思念自己的恋人，她的恋人是一名解放军战士，此刻正驻守在海岛之上，“风带着许多消息吹过，/好像有什么秘密要对人说；/海港上的树在低语，/一棵传给一棵。//树呵，能不能告诉我，/海风对你说了些什么？/它是不是说到那远方的海岛，/岛上的太阳、岛上的云朵？”诗人将海岸边常见的树木被海风吹拂的景象想象为风传递“消息”与树木“低语”交谈，既使得诗句洋溢着诗情画意，又形象地表达出一位少女的焦急与期盼，也让人感到了蕴含在青年人爱情中的活力。《汽车远去了》 （1961）描写的是军旅生活中的一个场景，“汽车远去了，/丢给我们一包邮件；/看文书飞呀跑呀，/背回来一袋子喜欢”。汽车带来的是来自各地的家书和写满新闻的报纸，它们给守卫在“与世隔绝”的荒漠中的战士带来了温暖与慰藉，李瑛在诗中进一步升华，“不要说戈壁漠漠没有一条路，/从四方扯来无数道深情的线，/是嘱托、是期望织成的信念，/擦亮了我们的刺刀尖。//汽车远去了，/丢下一道尘土，一袋邮件，/丢下一排沸腾的地窝子，/搅动了偌大的荒滩……”他从一件极其普通的场景中不仅刻画出了战士们的真情，也发现了战士们与艰苦自然条件做斗争的决心。《影子》 （1994）一诗可谓别具匠心，李瑛与无形的“影子”展开了平等对话，“我/沿着肩头抚摸你/沿着手臂抚摸你/沿着脚趾抚摸你/我再也没有别的东西/除了紧紧相随的你/无论在我左边或右边/你的忠实是我/生命深处的根和泥土”，他触摸不到影子，却发现影子的“存在却多么真实”、“有同样的欢乐和忧愁/有同样的骨架和血泪/比实体更简洁和纯净”，影子让诗人发现了生活中被忽视的东西，并重新“认识了自己”。九十年代之后，以小见大仍然是诗人的优势，然而不再表现诗人思想中固有的东西，而是注重表现重新发现的东西，因此没有了假大空的内容，而一切都是具体的事物、客观的事物，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让其诗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再次，以笔构图，传达真挚的情感。李瑛的诗歌很少运用宣告式的语言来传情达意，而多运用“以画写情”的抒情方式，“因小及大，捕捉生活中那些千姿百态的具体物象，借助于画面抒发激越的感情”（《李瑛诗论》）。在诗歌《敦煌的早晨》（1961）中，李瑛将大漠里的风沙形象化，刻画出一幅严酷的自然景象：“在敦煌，/风沙很早就醒了，/像群蛇贴紧地面，/一边滑动，一边嘶叫。”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劳作的人们，无论是“青年”还是“三个孩子”，都是充满欢声笑语，“沙流湮不没他们的笛眼，/漠风也吹不断那憨厚的笑”，沙漠之景成为了塑造人物的“背景画”，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人民群众顽强拼搏的精神。组诗《西沙群岛情思》（1978）是李瑛的代表作之一，诗歌在描写西沙美丽的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抒发着诗人的情感：“这里，礁石的性格像长城，/这里，野浪的涛韵像黄河，/这里长着长城脚下摇曳的茅草，/这里埋着黄河岸边烧制的瓦钵。//……//我不知道这云朵似的白帆，可来自榆林？文昌？琼海？/却知道这千万年奔腾的浪花，/曾映出周口店山洞的篝火……”李瑛将西沙群岛的景色放置于时间和空间的长河中，从风景中发现了西沙的“中国因素”，这里虽然偏安一隅，却与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人不仅赞美这里的美景，也形象地表达出西沙群岛与祖国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爱国主题。《高原一夜》 （1997）写作于诗人在西藏旅行期间，青藏高原奇异的风景给予李瑛无限的遐想，“当风把沙砾灌满我们的骨缝/太阳把身影拉长铺在脚下/云惊慌地逃下地平线/铅一样的夜便轰然而降”，恐怖的风沙让动物和人类都“躲藏起来”，只有“比死亡更倔强的生命/是趴在地皮上的长不高的野草/是野草的种子/是种子的根/是根的信念/像针，以金属的光/严厉地逼视着这个世界”，李瑛“咏物画图”，描绘了一幅“咄咄逼人”的高原苦寒之景，通过对比发现，真正的英雄是最不起眼的野草，表现了对卑微生命的赞美之情。

最后，直白的诗歌语言中饱含深切的情感。李瑛诗歌的语言往往具有轻快、直白、幽默等特点，并且广泛吸收借鉴了大量的民间词汇，因而具有很强烈的民间特色，这也是他的诗歌能够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原因之一。这些语言中既有《汽车远去了》（1961）中，“看文书飞呀跑呀，/背回来一袋子喜欢”的欢快，也有《一月的哀思——献给周恩来总理》 （1977）中三个“不相信”与一个“坚信”的宣告，还有《密西西比河暮歌》 （1981）里“归鸟疲倦的翅膀，/覆盖着多少铿锵的交响——”的宁静，虽然这些语句直白易懂，但无不饱含着诗人深切的情感。《等待——一束白花，献给我逝去的娟》 （2008）是一首长诗，是李瑛在自己妻子去世时写的怀念之作，诗的开篇这样写道：“六月，所有的/石头都在呼吸/树都忙着生长/而你却匆匆去了，亲爱的/你离开了我，没有人知道/你带走了我生命的/一半，三分之二/更准确说是全部/你去了，没有人知道/只有黑夜/泪光闪烁的黑夜”，这样的句子不由得令人想起英国诗人T.S.艾略特在他的名诗《荒原》中对“四月”的描述，妻子离开的世界对于李瑛而言，万物蓬勃生长，但俨然如“荒原”般萧瑟，李瑛的语言并没有像艾略特那样充满典故，晦涩难懂，而是悲伤地直言，妻子带走了他的全部精神世界。在人间，李瑛已无法寻找到爱人，但他仍旧相信“亲爱的，时时刻刻/我都在等你回来/日复一日，直到晨星消隐/年复一年，直到雪打灯残”，这是诗人对妻子坚定而又热烈的爱情宣言，虽然属于直抒胸臆式的表达，但谁又能不被这样的诗句打动而动容？这不仅仅是李瑛夫妇间的情感，也是对生命与爱情的礼赞。

纵观李瑛七十余年的创作，他诗歌中所蕴含的一往无前的乐观主义精神、开阔大气的思想境界和对卑微生命的礼赞都是贯穿始终的。这些诗歌用直白而又风趣的语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怀着理想与信念，不断成长，在自己宝贵的生命中奋发向上，这是李瑛作为诗人最大的贡献。当然，就像有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将李瑛的诗歌创作比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总会有一些“枯枝败叶”留存，在李瑛的诗歌中，仍旧存在着诗歌主题挖掘不广，内容雷同；诗歌语言过于浅显，缺乏对用词的精雕细琢；诗歌结构单一，程式化现象较多……等现象，但瑕不掩瑜，正如李瑛在《我的诗》 （2011）中的自白所言：“我没有显赫的/地位和财富/只有孤寂的诗陪伴着我/对诗，我苦苦地追求/已整整一生/从心灵深处、生活深处、词语深处。”李瑛的一生是诗歌的一生，诗意的一生，直到今天他仍然没有停止诗歌创作，如此长的创作历史，在当代中国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其早期诗歌也许因为时代的局限比较单一，而在九十年代之后，李瑛的诗歌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前期，而实现了全方位的转化。有的人说他后期的诗具有某种现代主义色泽，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其实是一种想当然的意见。根据我的阅读，我认为其前期的诗歌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精神和乐观主义情怀，所以他基本上没有看到那个时代的苦难与动乱，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诗歌中，还是一片真诚地歌颂与礼赞，只不过没有空洞的、虚假的抒情而已。而到了九十年代之后，他却不再写从前那样的抒情诗，而着重表现他所看到的自然山川与自然风物，把它们算作地方诗歌与地域诗歌，也是可以的。它们总是充满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语言直接、质朴、客观，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许多实在的内容与丰满的诗情。在九十年代之后，李瑛在保持自己特有的诗歌风格的同时，仍在积极地探索着诗歌的内涵与艺术形式，用一生的光阴与诗为伴，因此无论是李瑛的诗作还是诗情都应该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