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凯,鲁建辉

(1.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湖北医药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0)

诚信溯源

陈学凯1,鲁建辉2

(1.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湖北医药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诚信”观念经历了几千年的缓慢发展，春秋以前，受生产方式制约，人们只有“忠信”观而无“诚信”观；其后伴随生产方式的变革，“忠信”的升华激发了“诚信”的萌芽，然而“诚信”只在少数思想家那里流行，未能成为大众的主体精神；秦汉至清末两千余年的帝国时代，随着人身与人格依附的变化，诚信作为主体精神的彰显也高低不齐；历史告诉人们，诚信与否的基础在于降低人身与人格的依附，以培植主体精神的独立自主性最为关键，这是建立稳固诚信社会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诚信；忠信；信；忠；诚

国人的“诚信”观念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发展过程。基本上呈现“信”、“忠”、“忠信”、“诚”、“诚信”这样一条脉络。对于“诚”本身，也是由一个文化的普通概念发展为核心概念，再到与“道”并立的最高哲学概念。

一、从字源看“信”、“忠”、“诚”的发展与相互关系

“信”、“忠”、“诚”从字源来看，它们都没有甲骨文，“信”、“忠”两字最先出，而且使用广泛，其中“信”比“忠”多见。今人可见的“信”的异体字有五种，相互间差异比较大，“忠”有两种构型相近的异体字。“诚”字明显晚出，只有繁体的写法。

从字的使用看，《诗经》中有“信”字，约五十余见，如“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1]439，“人之为言，苟亦无信”[1]372，“乱之又生，君子信谗”，然而未见“忠”、“诚”两字。但是有一些用字，后人在解释时将其释为“诚”，如《巧言》“昊天已威，予慎无罪”[1]1084-1085中的“慎”。

今文《尚书》中无“忠”、“诚”字。“信”约七见，如“尔无不信，朕不食言”[2]201，“信。噫！公命我勿敢言”[2]301，“天不可信”[2]301等。

《周易》的情况较为复杂，卦爻辞产生最早，本文从西周说，《夬》“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3]398，《困》“有言不信”[3]421。《彖》、《象》之中有“信”无“忠”、“诚”。问题是《乾·文言》有“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3]46-48，其中出现“忠信”一词，“诚”两见。由于句中“信”、“忠”、“诚”三个概念一齐出现，而且相互联系紧密，各自的涵义又极为饱满，本文认同“诚”字出于战国说，应在《孟子》一书产生的前后。

《左传》中“信”字二百余见，观其大意已经是当时流行的核心概念。“忠”也常见，约七十次，多与“信”联用。“诚”仅出现一次，“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4]636-637，观其语意，已具备形上韵味。

《国语》与《左传》近似，但亦有变化，“信”近一百见。“忠”五十余见，与“信”的比例较《左传》大幅上升，而且用法也更为广泛，不仅仅与“信”联用。“诚”三见，“贞为不听，信为不诚”[5]304，“诚可立而授之”[5]226，“接诚拔取以献具，为齐敬也”[5]517，其中一次与“信”联用，但是在涵义上是用来否定“信”，而表达一种更高的形上意义。

《论语》“信”三十八见，其涵义已经稳定下来，基本上进入了社会思想的核心概念群，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6]126。特别地，“信”的局限性从正面已经被注意到，如“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6]140。“忠”十八见，其已经上升为孔子之道的核心之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6]39。“诚”出现两次，其中一次当为错简，引用《诗经》作“诚不以富，亦祗以异”[6]127，四家诗均作“成”。另一次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6]137“诚”虽然作为一个感叹词出现，但是形上意义很浓。

《墨子》除去前后十一篇的伪书，“信”五十二见，“忠”四十一见。墨家的思想重视信，更重视忠，而且有极端化的趋势，如“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7]126。《墨子》中未见“诚”字，盖与墨家子弟出身工匠有关，更强调纪律，对组织“忠心”，他们并不看重内在“诚”的修养。

在代表子思学派的《郭店竹简》中，“信”约五十六见，“忠”约三十八见，“诚”未见。除了“信”、“忠”关系仍十分密切外，对两者有了程度的区分，如“至忠亡伪，至信不背，夫此之谓此。大忠不夺，大信不期”[8]163。更为重要的是，将“义”引入了对“忠”的判断，为“义”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如“唯义道为近忠”[8]180，“智率信，义使忠”[8]188，“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8]141。

《老子》“信”约十五见，“忠”约二见，“诚”一见，当作“成”。《老子》由于自身隐者的立场，对“忠”、“信”基本持否定态度，讲“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9]152，“国家昏乱，有忠臣”[9]73。

《庄子》“信”约四十一见，“忠”约二十三见。除了注意到“忠”、“信”自身程度有强弱的差异和两者间的区别，如“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10]913，更为重要的是，《庄子》从反面注意到了两者的局限性，讲“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10]1001。《庄子》中亦有将“忠”、“信”与仁义联用的现象，表明这些概念相互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如“义明而物亲，忠也”[10]548，“语仁义忠信”[10]536。《庄子》中“诚”约十三见，主要用来描述人高级的内在精神活动，如“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10]222，“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撄”，“吾与之乘天地之诚而不以物与之相撄”，“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10]821,851,854，“夫内诚不解，形諜成光”[10]1032。

《孟子》“信”三十见，“忠”八见，“诚”二十二见。《孟子》中“信”的涵义更加丰富，分类更具体，有区别适用领域的鲜明特征，但重要性有所下降。如“朋友有信”[11]125，朋友一伦以信为准；“朝不信道，工不信度”[11]162，朝廷以道为准，工匠以度量为准。“忠”出现的比例大幅下降，涵义取向也有所改变，不只用于君臣关系，也讲“教人以善谓之忠”[11]125。值得注意的是，“诚”的比重大幅提升，具有了相当明确的形而上的内涵。如“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1]74，“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1]173，“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1]302。

《大学》篇幅不长，“信”二见，“忠”一见，“诚”八见。由相互间的比例关系，结合文中大意，可以推断出，“诚”在全文中的重要性。“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两者可以互为因果，这已经反映出非常鲜明的形而上的思维特征。进而论证了身心关系，“此谓诚于中，形于外”[12]2237。

《中庸》四千余字，比《大学》多一倍，思想格局亦相近。其中“信”十见，“忠”二见，“诚”二十五见。最为重要的是，《中庸》里的一些“诚”与《孟子》几乎完全相同，但是另外一些“诚”所蕴涵的思想远远超过了《孟子》，达到了先秦最高的思维水平，并将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代。如“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如神”，“不诚无物”，“至诚无息”[12]2023-2028。

《荀子》“信”约一百又七见，“忠”约七十三见，“诚”约七十见。由三者的数量可知各自的重要性。与前人不同的是，《荀子》全面论述了“诚”，“养心莫善于诚”，从政者有“诚”的问题，“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13]29-30，工匠有“诚”的问题，“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13]260，“民反诚”[13]353，使得“诚”的概念普遍化，可操作。

《韩非子》“信”约一百五十一见，“忠”约九十二见，“诚”约三十三见。三者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多少创新。该著作乃韩非本人亲作，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趋势与社会的走向基本吻合，秦汉帝国重视“忠”、“信”远超过“诚”，以强力使二者成为治国的核心精神。

《吕氏春秋》“信”约一百又八见，“忠”约七十二见，“诚”约三十八见。吕书与韩书相比，虽然同为秦帝国的指导思想，但是吕书显然温和的多，只是未能缓解秦政的暴虐。

由以上检索和分析可以得出，“信”概念产生在西周时期，其后一直盛行，是民族思想体系中的基础概念。“忠”概念产生比前者晚很多，它的出现必然伴随重大的社会体制和人伦关系的变更，最大的可能是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诸侯兴起，产生了相对于王室的私有制，王室与诸侯争衡，进而有各自部下的归属问题，即有了“忠”的要求。所以，“忠”的最早表达对象就是臣子。对于个体来说，“信”、“忠”都需要主体精神的部分觉醒，人身有一定的自由，而且“忠”比“信”的程度要深一层。它们标志着个体主体精神的产生。“诚”概念出现最晚，同样它的出现也必然伴随社会的重大变革，当在春秋晚期，孔子前后。正式的形成则在战国中晚期，孟子前后。“诚”代表个体主体精神的高度觉醒，主体精神觉醒的前提是人身的相对自由。“信”、“忠”、“诚”三者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对主体自觉的要求越来越高，内向性越来越明显；同时还表现为并列关系，三者在社会中共同存在，各有作用领域；另外，在社会影响上还有主次关系，以“信”为主，“忠”、“诚”为辅。

二、“诚信”观念的产生是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

(一)从“蒙昧”到“忠信”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根据文字使用的规律，先秦的人们通常是一字一意，两字一意的用法较少。然而，“忠信”比“诚信”出现早的多，而且流传广泛，换句话说，“忠信”在那段时期是主流思想观念。参之典籍，“忠”“信”要素从尧舜时代开始出现，属于较次等级的观念。它升级为核心概念，是因西周“德”概念的升级和“天神”观念的隐退。产生于西周的《诗经》里有许多篇章歌颂“忠信”观念，以至于《左传》作者明确提出，《诗经》有很多篇章是讲“忠信”的。“忠信”作为一个词先后出现约十次。如“《诗经》“国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4]28，“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4]425，“其言忠信於鬼神”[4]1416。《国语》“忠信”出现十余次，重要性也大幅提高。《论语》“忠信”前后六见，孔子特别强调，认为它是人的主要德性，三次讲“主忠信”[6]6。《墨子》“忠信”八见，“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7]65。《郭店竹简》“忠信”五见，《庄子》“忠信”四见，《孟子》“忠信”四见，《大学》、《中庸》“忠信”各一见，《荀子》“忠信”二十七见，《韩非子》“忠信”八见。“忠信”概念的发展从纵向路线上在孔子时代达到一个阶段性高峰，之后随着战国时代生产方式的深刻调整，“忠信”观念产生了两级分化，总体上表现为一个阶段性衰退。同时，在知识阶层，“诚”、“诚信”观念的产生对“忠信”产生了一定冲击。“忠信”观念出现回落，到荀子时再次回升至高峰。

“忠信”观念的强弱与人身依附、人格依附及私有制的程度密切相关。克服原始公有的部落分割、低效、安全保障差等弊端后，私有制的产生，一方面缓解了百姓对自然的完全依附，另一面，新增了百姓对君主的人身与人格的双重依附。人们由蒙昧时代过渡到鬼神时代。西周比夏商及前代最大的变化在于以德配天，取代了“鬼神”配天，进入了宣扬道德和圣人的时代。所以，西周以来，以“忠信”等为德目的德性观念体系取代“鬼神”观念体系，反映了社会巨大的进步，也标志着私有制大踏步的发展。其一，“相信圣人”替代“崇拜鬼神”，对象发生重大改变；其二，“忠信”观念的流行为个体的主体精神成长打开了大门，思想上得到了解放。人身与人格的双重依附在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在蒙昧时代无所谓人身与人格的自由，依附则是必然和完全的。依附对象在鬼神时代有所转换，其程度有所减弱，在宣扬道德和圣人的时代则进一步减弱，伴随“忠信”等观念的发展，个人主体精神的独立自主性在不断成长。

对“忠信”观念产生冲击和替代的是“诚信”观念的出现。诚、信联用，始见于《孟子》。两个字高度相关，“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11]210只是“诚”“信”并没有形成一个词，各是各的意思。其后，“诚信”渐渐成为一个词，在思想领域生发成长起来，为学者接受和使用。到战国末期，《荀子》中“诚信”五见，“端悫诚信”[13]18，“诚信生神”[13]32，“诚信如神”[13]186，已经有了与今天基本相同的内涵。《韩非子》有“形名参同，用其所生。二者诚信，下乃贡情”[14]45，“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14]238，“名号诚信所以通威也”[14]413。《吕氏春秋》有“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15]535，“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诚信以得之”[15]656，“其友皆诚信有行好善”[15]656。虽然都表现为个别学者的思想精华，未必在社会中产生普遍影响，但是标志着“诚信”观念在先秦已经产生。

(二)从“忠信”到“诚信”是社会思想的巨大进步

“诚信”与“忠信”都与“信”紧密相关，都是主体的知行表现。两者的基点都在“信”，特点一个在“忠”，一个在“诚”。将“忠信”的对象升华后，“忠信”则可变化为“诚信”。区别在于，两者产生的基础不同。“诚信”是建立在主体精神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尽管是相对的，但它是主体的自主选择，主体只对道理本身负责，如儒家的“道高於君”理念。道理本身也是主体的自主选择，需要破坏以“忠信”为表征的绝对的人身人格依附体制。“忠信”建立在服务对象的基础上，对象对于主体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无法选择的。换句话说，“诚信”中不存在人身与人格的双重依附，“忠信”中却存在。“诚信”的目标指向“诚”、即“道”，“道”是无限的，它是人自由的、主动的选择。“忠信”的目标指向“忠”，虽然“忠”本身在字形和结构上没有问题，甚至要比“诚”字更好，但是“忠”披上了历史现实的外衣，产生了特定的内涵，如“忠”的外向性涵义，其对象往往是具体的某种有限的事物，如皇帝、君王等。

战国时代，列国纷争，国人不重“忠信”。按理说，当时社会在物质财富上获得进步，个体的人身、人格依附减弱，会带来“忠信”的提升。但问题是，人身与人格双重依附的减弱同时带来了社会稳定的削弱。在旧体制被破坏，新体制尚未建立的这段时期，社会出现真空期，大体上信用变糟，“忠信”观念显著下降，并呈现两极化发展，进而激发像“诚信”这样新的适应型理论的出现。前期各诸侯国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富国强兵，如礼贤下士，招揽各色人才，这一方面破坏了原有的社会体系，摧毁原有的“忠信”观念，人才在各国之间频繁流动，人身与人格依附大大减少，另一面，人们又需要自己行动的指导纲领，所以在社会现实和思想层面为“诚信”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到了战国中后期，在思想家群体中便结出了“诚信”观念的果实。然而，随着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忠信”观念的重新提倡，禁书愚民，思想钳制，“忠孝”治国，都是以国家机器的强力方式，在思想上向“忠信”观回归，同时必然抑制“诚信”观的发展。然而，以战争为前提所设计的各种信用制度都有致命的弱点，如魏国的武卒制度、齐国的技击制度、秦国的耕战制度。尽管这些制度在短期内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大幅度减弱社会对个体人身和人格的束缚，建立了社会的信用体系，从而爆发强劲的社会力量，但是一旦战争升级或结束，这种自食其尾的做法必然导致信用体系的基础崩塌，制度无法兑现，进而社会体系崩溃，秦的二世而亡就说明了此理。

伟大的思想一旦产生就不会停止生长。东汉初叶，虽然在原创思想上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但是社会的忠信观念却获得长足进步而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产生的后遗症是两晋的门阀制度盛行，个体对家族、团体的人身与人格依附异常强化。秦汉之后至唐代，客观上生产力呈现缓慢、波动的方式向前发展，进一步降低了个体对他人的人身依附程度，这有利于“诚信”的生长，但是帝王从政治和文化上加强了束缚，不断地制造、神化偶像和圣人，这又强化了人格依附，不利于“诚信”的自由生长。所以，在此种矛盾的情况下，“诚信”观念呈现恢复性发展。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宋代国家机器思想控制减弱，为“诚信”观念的再度提升奠定了基础。以周敦颐《通书》中对“诚”的形而上的论证与推升为标志，“诚”成为最高范畴后也提升了“诚信”的内涵高度。宋儒在“诚”和“诚信”的研究、普及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二程对《大学》、《中庸》的表彰，推崇儒学三纲领、八条目的学问之道，客观地推动了“诚”与“诚信”思想的成长。朱熹建立的《四书》体系标志着儒学学问之道的形成，其中又以“诚信”为根本动力，之后作为政府设科取士的核心教材，通过学问体系将“诚信”渗透其中，在整个知识阶层普遍推广。虽然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在很多方面争执不下，究竟是“自明诚”还是“自诚明”而各执一词，但是对诚和诚信的肯定则是一致的。进而，“忠信”观在知识阶层那里逐渐上升为“诚信”观，换句话说，道统的思想比帝统的思想更有进步性。元明清三代，帝统与道统的交争，也同样表现为“忠信”与“诚信”的观念争夺交替。其基本理路已经甚为明显，忠信观比诚信观在思想进化上低一个层级，社会思想基本以“进二退一”的方式不断前进。

(三)帝国时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诚信”社会

帝国时代有若干低阶、小范围的“诚信”社会。如唐代在“尽物”之诚上较前代有一大进步。宋代在“尽己”之诚、“尽人”之诚较前代又有显著进步。整体规律是社会的诚信状态与国家盛衰成正比，社会的诚信程度与社会的进步程度成正比。然而，因为建立“诚信”社会所需要的前提在帝国时代无法实现。人身与人格的双重依附问题无法解决，帝国时代里永远存在着无法打破的“天花板”——帝王。从社会普遍实现的角度看，帝国时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诚信”社会。

尽管经过宋儒的精透研究，从学理上讲清楚了“诚信”的具体状况，建立了“诚”的三个样态。但是从实际来讲，上述列位大儒在强调“诚己”、“诚人”、“诚物”的过程中，强化了“圣王”的地位与作用。因此，“诚信”所需要的“诚”的三个样态：“尽己”、“尽人”、“尽物”还远未能实现。首先，“尽物”之诚还在较低层次上运行，社会物质产品远不能满足个体摆脱人身依附的程度。“尽己”之诚虽然在知识阶层高拔通透，个别思想家能够摆脱绝大多数的思想束缚，获得自己的人格自由，但仍是小众状态。进而“尽人”之诚还多是有心无力，远未实现。

三、“诚信”的建立取决于依附的去除与主体精神的彰显

(一)“诚信”问题的本质

本质上，“诚信”问题由“诚”的三个样态间的不平衡所致。“尽物”之诚发展水平过低，必然导致人身依附。“尽己”之诚发展水平过低，必然导致主体自身的人格依附，如依赖圣人、帝王。“尽人”之诚发展水平过低，必然导致大众的人身与人格的双重依附。而且三者之间必须实现相对平衡，如果只注重某一个的发展，仍然会产生“诚信”问题。如果失衡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就会造成“诚信”危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人身与人格依附有一个双向效果。以前的大多数思想家往往只注意到了某一方面的效果。如思想家一方面希望大众从圣王那里汲取人身与人格力量，实际上也有很多人获得了此种力量；另一面，思想家们忽略了汲取力量的大众对圣王产生了严重的依赖与附属。

(二)当代诚信问题的本质

横向看，当代社会确实存在着很多诚信问题，某些方面甚至演化为诚信危机。本质在于，人们在“尽物”之诚上前进的虽然快但是虚，造成在“尽己”、“尽人”之诚上远远落后，而后者保持同步发展恰好能够起到治疗前者虚症的作用。由于人们感觉到了严重的诚信危机，那么，加强诚信建设理所当然。从历史的纵向看，当代诚信问题甚至诚信危机比起任何前代来说，都是进步之后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代的诚信比起前代来说是高阶的。这一点不容否认，因为当代已经去除了帝国时代永远无法打破的那块“天花板”。

(三)建设诚信社会需要注意的方面

解决诚信问题，并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道德说教上，而是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尽己”、“尽人”、“尽物”三方面。“尽己”之诚展现在道德方面，乃人性之美，有信仰的人表现的较为充分。“尽人”之诚展现在伦理方面，乃人伦之善，领会“推己及人”精神的人得之也深。“尽物”之诚展现在自然方面，乃事物之真，通晓科学精神的人行之亦笃。三者应综合平衡，共同发展，否则会带来各种社会危机。就我国的具体来说，重点在“尽物”与“尽己”之诚。即去除人身依附，就在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坚定不移地搞好经济建设。随着社会资本在全社会的广泛运动，物质的鸿沟逐渐缩小填平，人身依附会越来越低，它的减弱必然相应引起人格依附变动，倒逼大众人格的独立自主。而去除人格依附，在于大力彰显个体的主体精神。对传统文化中的圣王思想和他们的人格力量，一方面要汲取，从而促进个体自身的人格成长，不能因噎废食，对传统一概丢弃；另一面，也要随时检点反省自身的精神状态，不能为圣王思想所困囿。

总之，诚信的成长与增强既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置之不理。诚信是一种双向的互动，既体现了主体精神的自我追求，又体现了主体精神与事物交互后得到的反馈情况，即对事物的尊重。人的真正诚信状态的出现，是要建立在两种依附逐渐归零之后，人身与人格呈现出自由的状态。这时只有主体精神的主动学习与效法，而没有被动的选择与接受。

[1]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4.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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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诒让.墨子闲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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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1]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3] 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5]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责任编辑：冯 蓉)

Trace to the Source of Honesty

CHEN Xuekai1，LU Jianhui2

(1.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710049, 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Shiyan 442000, China)

The concept of "honesty" in Chines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has undergone thousands of years of slow development. Before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people only had the concept of "loyalty" instead of "honesty"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production mode. With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he sublimation of "loyalty" inspired the development of "honesty". However, the concept of "honesty" was only popular in few thinkers and failed to become the subjective spirit of the public. In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empire time from Qin and Han Dynasty to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honesty" which embodies the subjective spirit also experienced uneven development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personal attachment and personality independence. History tells u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honesty is to reduce the personal attachment and personality independence with the key of cultivat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subjective spirit which is indispensable in establishing a stable society of honesty.

Chines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honesty; loyalty; faith; sincerity

2016-03-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205，71273204，7167321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skzd16004，skzd16009,sk2015001)；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09KRM2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YJCZH043)

陈学凯(1954- )，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近现代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B21;D616

A

1008-245X(2016)05-0060-06

10.15896/j.xjtuskxb.20160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