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TPP给我国的产业和企业带来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不必过度担心。首先，虽然TPP谈判已经结束，但还需要各个国家内部最高权力机关的批准。其次，即使TPP获得一致批准生效，相关条款的实行需要大约5年的时间窗口，因而有人称其为“TPP过渡区”。这些都为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应对TPP造成的不利影响赢得了时间。

一、巧借他山之石，提高自身实力

TPP在贸易标准方面确实有进步之处，在熟悉了解其具体内容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可以结合自身实际，逐步提升自身贸易产品和服务的品质。

在知识产权方面，企业要意识到知识产权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一方面要逐渐停止对别人创意、产品的模仿；另一方面要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

在环境保护方面，一些企业在生产加工中对废弃物等的处理不到位，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一些企业使用不环保的材料生产产品，违背了绿色、环保的国际贸易新理念。这些情况都需要企业重视起来，并采取相应措施改善，该投入的要加大投入，该废弃的要及时废弃。

在劳工条款方面，因为TPP成员国阻挠进口由强迫劳工或童工所生产的货物，或包含强迫劳动成分的货物，不论其产地是否是TPP缔约方。所以企业要规范用工，消灭童工现象和禁止某些极端恶劣的童工形式，消除雇佣歧视。他们也同意制定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最长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和健康条件等。

二、国有企业要以更大的魄力和决心推动改革

如上文所述，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对TPP，要重视重视再重视。

（一）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国有企业要按照各地出台的具体规定尽快推进改革，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只有改革，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理直气壮。

（二）要旗帜鲜明地解释清楚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已经在海外成为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的非常及时，里面强调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也已经向“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迈进。这在中国国内已经形成了共识，也需要在海外谈判中旗帜鲜明地用事实表明中国的国企是遵纪守法的独立市场主体，因此在未来不应被有区别性地对待。中国在国内发展经济时也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保护国外企业平等竞争的政策也应充满信心。

（三）要在国家海外贸易投资协定谈判中加快确定国企的非差异性对待问题

美国有TPP，中国也有RCEP。中国在2015年正在进行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10+6”），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同时，中国也在同美国加快中美投资协定（BIT）的谈判。在这一系列的谈判中，很多谈判对手国既是TPP成员国，也是RECP谈判国，应该尽早在RCEP和BIT中明确对国企的非差异性对待，以便在TPP中固化RCEP和BIT的成果，这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同时，国企问题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TPP区域外所有有国企的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要在RCEP及其他谈判中同TPP国家求同存异，共同商讨一个各方认可的处理准则。

（四）要高度重视TPP中的原产地原则和较高的劳工与环境标准，利用好“双刃剑”的负面作用

为了屏蔽非TPP成员国，美国还力图推行其在自贸区中适用的“纱线认定（Yarn Forward）”原产地规则，即从纱线生产开始到织布、剪裁的所有过程都在美国或TPP成员国境内的，才能适用TPP条约下的优惠措施。

这种“纱线认定”不仅针对一些劳动密集产品，也包括汽车这样的大型设备，所以一度在TPP谈判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日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曾就汽车市场原产地规则的细节进行磋商，一再压缩使用原产地规则产品构成的比例，否则对TPP区域外的部件的依赖程度更高。对日、墨等国而言，应用原产地规则后，将难以承受原产地原则带来的产品成本的增加以及竞争力的丧失。

原产地原则虽增加了域内企业生产需求但却加重了消费者的成本承受，所以这对于TPP国家是把“双刃剑”。鉴于中国是机电类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以及中国出口产品的主要原料供应在国内，未来中国企业可能需要加快走出去，分散材料采购制造布局，同时加强同TPP内合作伙伴的互动与战略共进，在保持低成本、高质量优势的同时，降低原产地原则带来的影响。

在劳工与环境方面，TPP要求域内国家的产品执行较高的劳工保护和环境要求，这将主要影响TPP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以及进入到TPP域内的其他非区域内产品的成本和质量。但倘若结合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来说，恐怕美国自身也不能一下子满足同更环保的欧洲齐平的环保及劳工要求。因此，上述劳工与环境要求也是一把“双刃剑”，可能最终会分阶段的执行。

面对出口产品的劳工及环保要求提高的趋势，中国企业没有担心的理由，因为中国企业往往是越压越勇，以往污染较大的电力企业就已经很好执行了全球第一的环保标准。企业应该像电力行业一样加快调整，主动适应这一变化。

（五）要学好用好投资者——国家的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搞好企业自身的法律队伍迎接诉讼风险增加的挑战

TPP关于诉讼主体的规定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着本质不同。现有的WTO争端解决法律机制规定只有国家才能成为诉讼主体。而在ISDS下，条约允许投资者对投资东道国违反TPP协议的行为提起诉讼，即非国家也可成为诉讼主体，所以TPP成员国必须有更好的政策制定能力和更强的应诉能力。这对TPP国家而言同样是把“双刃剑”。

就TPP执行的早期而言，TPP域外企业和TPP内的发展中国家面对诉讼的风险可能非常高，所以企业要异常重视应诉风险。但鉴于此前华为在反诉IDC专利标准垄断一案中胜出，我们有把握相信凭借中国企业的学习能力和对海外法律资源的合理运用，中国企业海外胜诉的案例还会增加。同时，利用ISDS机制，中国企业也可加快通过国家诉讼的方式在海外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先在海外积累经验，提早防范ISDS机制在全球范围的扩大化。

三、制造业龙头企业要勇于“走出去”，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追求卓越

面对TPP的巨大浪潮，中国制造企业一方面要调整出口后布局，调整出口重心；另一方面，要放远眼光，瞄准TPP生效后他国出现税收和其他的优势，勇于转移产业链。

如中国的纺织制造业避开与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同质化低端制造业竞争，就必须“走出去”。而中国纺织企业“走出去”，要打造“中国+周边国家”的制造基地布局模式，发挥中国纺织企业对上下游产业链的优势，打造国外新的纺织企业工业园。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可以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并购，对全球范围内的优质原料资源、品牌资源和市场渠道资源等，进行垂直延伸和掌控，带动行业整体向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领域渗透。“中国制造2025”对中国纺织行业规划的蓝图也特别提到，未来要实现全流程连续化运行、数字化控制、实时监测和自适应控制、完成人工替代。中国纺织业目前在市场份额、技术优化等方面具有国际优势，但仍需加强关键装备及管理体系的研发突破，仍需从智能化生产线到数字化工厂稳扎稳打、分布推进。在中国从纺织大国迈向纺织强国的关键时期，中国纺织业必须坚持“走出去”。这样不仅可以通过竞争，更快地赶追国际水平，对于建设纺织强国、巩固中国纺织业在全球的地位也有着重要意义。中国纺织企业“走出去”必将与国内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四、中国跨境电商要利用TPP有利条件加快发展

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被置于TPP协议中的重要位置。TPP对电子商务的部分描述是，成员国需要确保那些驱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全球信息和数据自由流动，同时避免TPP成员国通过歧视性手段或彻底阻塞的方式偏袒国内生产者和供应商，等等。

至少在目前来看，与对一般传统贸易的影响相比，TPP对我国跨境电商领域并未产生太多直接影响。

为方便跨境外汇收付，顺应跨境电商发展和百姓海淘需求，外汇局已将支付宝、财付通、易宝支付、拉卡拉支付等多家第三方支付机构纳入跨境外汇支付试点，并已将网络购物单笔交易限额提高至等值5万美元。李克强总理在6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到，继续促进跨境电商健康发展，实施“互联网+外贸”、“优进优出”策略，倒逼国内企业转型升级。

阿里巴巴跨境B2C事业部副总经理周岚说，一些西方国家担心中国制造会影响当地企业的利益，开始出台贸易保护措施以及贸易壁垒。但是，如果把中国庞大而强劲的消费市场摆在这些国家面前，他们应该思考的是继续保护还是更加开放地看待中国这个市场。在美国主导推进的TPP、TTIP面前，中国有望通过跨境电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贸易体系规则。

五、基建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中，步子要更大一些

对中国而言，以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在TPP成员国积极开展基层经济和“布衣外交”，鼓励私营企业和资本进入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在基础建设需求强劲的TPP成员国家，对巩固双边关系、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全球化、促进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与保值增值，均具有重要意义。

提到基础建设美国首当其中。据荣鼎咨询为由美国史带基金会赞助的美国全国总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所做的研究显示，保守预测美国2013年至2030年在能源、运输和与水有关的基础设施领域总计需要投资8.2万亿美元，每年平均为4550亿美元。三个领域的占比分别为：能源57%、运输36%、水7%。此外，包括城市停车场、校园、社区中心、老人院、收费公园在内的，更适合私营企业和资本参与的社会基础建设项目投资需求也非常大。

另外，在亚太地区，TPP成员国之一的新加坡被评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基础投资投资地点，尤其是在创新基础建设方面独树一帜。新加坡政府打算把新加坡建立成“智慧国”，为此，政府有意开发全新的基础建设，其中一个建设是在全岛各处安装感应器，方便收集各类资料，做出更好的决策。例如在供水和废水网络及排水系统等设施用上各类感应器，在全岛各地公共场所装置摄像系统，预防罪案和恐怖袭击等。这些设施并不包括在传统的以公共交通设施为主的基础设施范围内，但却更加适合私营企业和资本的参与。

基建是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融入美国及其他TPP协议国重要的一张牌。以美国为例，虽然目前已有数家中国公司和商业银行试水美国市场，但均未在基建领域交出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因而，在PPP 2.0的新思路下，中国企业和资本参与境外基建投资需要更讲求务实与策略。

中国基建企业在落地美国、新加坡或其他TPP协议国的过程中，要积极寻找并努力加强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不妨寻找到一家在当地发展成熟，并且有良好口碑的小公司合作，加入到当地的生态平台中去，实现“先民间、后政府”的战略规划。同时，要加强劳工本地化、技术本地化、人才本地化、工会沟通本地化、设备本地化，通过与本地资源紧密合作的方式来赢得民众的好感，同时获取当地政府的支持。以美国内华达州为例，大多数人只知道拉斯维加斯赌城闻名世界，却不知道当地的水利行业发展迅猛，有很多掌握先进水利技术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如果中国企业和资本能够与当地中小企业和机构紧密合作，不但能更好地参与水利方面的基建投资，还能助力当地经济发展创造就业。

投资境外基础设施不应局限在大城市，也要密切关注二三线城市的市场；同时基础设施的范围也应该全面扩展，跳出传统公共交通设施的局限，在加强对包括公园和社区活动中心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要加强跨行业的比如在环保、空气改善、废物治理、水资源领域的发展，尤其这些领域的项目实际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如果能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或者在同样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TPP参与国，例如越南、智利参与此类项目，则企业在获得项目回报的同时，还能把相关经验带回中国。以空气治理为例，美国印第安纳州对煤炭高度依赖，超过80%的电力来自燃煤发电。因此州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及空气治理方面十分关注，这样激发了很多中小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发展。如果中国资本能够参与到与空气治理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去，与当地中小企业或研究机构紧密合作，在获得潜在投资盈利的同时，还能把相关技术和经验带回中国，解决中国目前在空气治理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做基建项目和在以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为代表的TPP国家做基建项目要有本质的区别，必须适时适地调整思路。以美国为例，同中国目前从上至下的国情体制不同，美国从下至上的体系要求那些想要进入美国基建领域的中国公司要适应并运用从下至上的思路，从项目当地着手，加强与当地民众的沟通，以为民众创造就业改善生活为前提，赢得好感和支持，从基层影响决策层，更好地保障项目的顺利运行。同时，从下至上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不管政府如何更迭，只要能够是对当地社区和当地群众谋福利的项目就一定能够经久不衰，基业常青。

本栏目参考文献：

[1]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研究前沿与架构[J].当代亚太，2012（1）.

[2]马骏，肖明智.TPP影响之量化分析[OL].中国证券网，2015-10-9.

[3]陈季冰，关于TPP与中国的四个问题[N].经济观察报，2015-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