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九

仅仅在5年前，中国经济还能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在短短5年间，中国经济迅速实现了“三连跳”，2011年“破10”，2012年“破8”，2015年“破7”。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2015年的中国经济已经“破7”，6.9%的增速依然好于大部分国际投行的预期，在很多国际投行看来，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可能比6.9%更加糟糕。

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快速下滑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投资增速快速回落所致，投资的三大主力在去年全线回落，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14年的10.5%大幅跌至1%，距离负增长仅有一步之遥，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也从2014年的13.5%回落至8.1%，而政府大力主推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同样出现回落，2015年全年同比增速17.2%，相比2014年下降近3个百分点。除了投资增速大幅回落之外，2015年的进出口数据也同样低迷，去年的进出口同比下降7%，这也是2009年以来我国进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由于投资和外贸的低迷，此消彼长之间，消费成为去年中国经济的第一大引擎，去年中国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对GDP的贡献率提高至66.4%。

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微妙时刻，尽管旧的增长动能迅速减弱，传统的刺激手段效果越来越差，但是如果就此放弃过去的增长模式，短期之内的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更快，甚至可能引发一定程度的动荡，但是如果没有勇气推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在旧增长模式上停留过久，经济增速也同样会继续下滑，而且转型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传统的货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减。2015年的货币政策继续宽松，去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1.72万亿元，创出历史最高纪录;去年末M2余额同比增长13.3%，比上年末高出1.1个百分点，M1余额同比增长15.2%，比上年末高12个百分点。但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速，大量流动性并没有如愿进入实体经济，反而造成了国内的资产荒困局。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性似乎也在减弱，2015年的投资增速全面回落，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增速也回落近3个百分点，显示出财政政策发力的力度仍有局限。近期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提出“3%的赤字率红线、60%的负债率红线是否可以反思调整”，或许预示着明年中国的财政政策还将更加积极扩张。

在中国经济增速快速下台阶的同时，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以世界其他很多国家的发展轨迹来看，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大多数国家都无法继续原有的增长速度，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最终进入到高等收入水平之列，而其余那些无法顺利跨越升级的国家，很多因为长期停滞不前而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以世界银行的标准来看，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就可以视为中等收入国家，我国去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000美元，已经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是如果未来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快速回落的趋势，从现在的“6”时代继续回落至“5”时代甚至更低，那就很有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跨越，按照财政部长楼继伟的预测，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在2015年进入“6”时代，从乐观的角度来看，这有可能倒逼中国经济加快改革的步伐，通过改革释放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红利。

去年底，“供给侧改革”开始频频出现在中央高层会议，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最热门的词，或许将成为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一向在需求侧发力，每逢经济疲软之际，就通过大规模政府开支刺激需求，但是这一套驾轻就熟的宏观调控体系越来越难以发挥效用，需求不足已经难以解释中国经济的困境，更多的时候，中国经济反而体现出惊人的需求，企业从国外进口大量的高端工业制品，居民赴海外购物一掷千金，但与此同时，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却越来越严重，大量过剩产品无人问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实力尚不雄厚，需求不足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和积累之后，无论从企业还是居民层面都蕴藏了巨大的消费潜力，但是中国经济的供给层面并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依然只能提供较低层面的产品，无法满足这个第二大经济体的真实需求，从去年沸沸扬扬的中国居民赴日本购买马桶盖，到近日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造不出圆珠笔头上的“圆珠”，无不折射出中国经济的真实困境。从一味刺激需求转向需求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的重大转变，中国经济进入“6”时代，或许就是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一次分水岭。

从世界经济历史来看，实际采用供给经济学的政府其实并不多，主要是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时期曾经采用，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可供借鉴的经验其实较为有限，中国版本的供给侧改革，实际内容会更加丰富。

作为供给学派的核心思路，减税是供给侧改革必不可少的内容，营改增将成为2016年税制改革的重点。1月22日，国务院会议研究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李克强总理表示：“今年全面推开营改增并加大部分税目进项税抵扣力度，将带来大规模减税。”除了减税这一供给学派最核心的思路之外，中国版本的供给侧改革可能更集中在产能结构调整上，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中国制造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以“中国制造2025”作为突破口，解决中国制造的马桶盖和圆珠笔式的尴尬。与此同时，清理低端过剩产能也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

过去在中国经济需求侧改革的思路下，大规模刺激带来巨大的过剩无效产能，成为拖累中国经济的包袱。而在供给侧改革的主导下，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产能过剩顽疾有望迎来一次市场出清的机会。去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开始对清理僵尸企业频频示警，李克强总理表示：我们要下大决心，选几个领域“下手”，争取用两年多时间，花更大力气对旧动能进行改造升级。对那些“僵尸企业”、“绝对过剩产能”的企业，要狠下刀子。进入2016年之后，清理僵尸企业和化解产能过剩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1月20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专题会上强调，化解过剩产能要率先从钢铁、煤炭行业入手取得突破。1月2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的措施，其中包括：在近几年淘汰落后钢铁产能9000多万吨的基础上，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

不过，清理过剩产能必然会带来强烈的震动，尤其是依附于“僵尸企业”的大量员工，可能会在清理过程中遭遇下岗，上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下岗潮是否会再现，将会是清理过剩产能最大的挑战。新一年春节各地迎来返乡大潮，春节过后，大规模的返乡民工是否会滞留家乡，不再返回城市，将成为这一轮改革冲击波最直观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