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娣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女性命运的憧憬和幻灭
——凌叔华《绣枕》与刘庆邦《鞋》之比较

赵娣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刺绣”和“做鞋”本是中国古代女子施展女性存在的独属女工之一,而在现当代作家的笔下它们褪去了本真的字面意义,具有了隐喻、象征的意味。在《绣枕》和《鞋》文本中,两位作者通过女主人公绣枕和做鞋这两个实际事件,来隐喻女性对爱情的追寻,象征女性命运的渺茫。小说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调来表达对女性情感世界的观照,同时也用不同的创作情感来解构女性爱情在理想世界的美好。

凌叔华;《绣枕》;刘庆邦;《鞋》;女性命运

DOI:10.13450/j.cnki.jzknu.2016.04.008

刺绣是高门巨族里的闺阁小姐必学的女工,做鞋则成为乡村姑娘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手边活,她们无忧无虑地用此打发着悠闲时光。直到有了懵懂爱情,这些手工活成了她们传达爱情的工具和展现自己的法宝。《绣枕》中,大小姐在父母的安排下绣枕以求得白公馆二少爷的青睐;《鞋》中守明按乡村习俗为未婚夫做鞋以成全自己的婚姻。她们把绣枕和做鞋当成一种使命,一种责任,倾其全力来完成,殊不知这种任务的背后,却给了她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枕被践踏,鞋被归还。两个文本都是从少女以物传情最终受拒,来暗示女性爱情的坎坷和命运的不幸。但毕竟出自不同时代、不同性别的作家之手,他们对女性的情感指向,以及读者对女性命运的阅读体验还是参差不齐的。

一、文章创作背景

凌叔华是五四时期一位独特的女作家,她以冷峻的情感,敏锐的眼光,细腻的笔触书写封建高门巨族家庭中闺阁女子的感情婚姻、生存状态。小说《绣枕》描写了大小姐精心绣制并用以选夫的枕垫被醉酒的客人踩踏,其隐藏的哀怨和辛酸“只能摇了摇头算答复了”。刘庆邦是新时期的河南作家,被誉为“短篇王”,他的作品《鞋》也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再现了农村姑娘守明以鞋为纽带向未婚夫传递深情最终被拒,爱情之路的希望,人生命运的发展显得可望而不可即。

《绣枕》发表于1927年,《鞋》发表于1997年,两个短篇小说时隔70年,两位作家所凝视的历史时空迥然不同,看似并无瓜葛,实则暗含着共同的精神内蕴和不同的情感指向。《绣枕》创作于五四运动之后,外国思想的涌入,自由、平等观念的出现,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得“五四”女作家开眼关注女性世界,她们对女性婚姻、生活、命运的书写带有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及时代气息。这个时代的凌叔华把目光聚焦在封建家庭中的上层女性,道出了时代在进步,而这些女性仍然歧路彷徨,苦苦挣扎。《鞋》发表时,中国新时期文学,尤其是90年代文学逐渐盛行,文学作品强调消费、娱乐的观念,而此时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受到严重瓦解,女性肉体、性欲的描写充溢文学作品,而描写少女纯真的爱情、母亲的温情则日渐减少。在这种背景下,刘庆邦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可谓是显出了其独有的意义与价值。文中乡村少女守明对纯洁爱情的期待与坚守正和此时的时代环境形成强烈反差,刘庆邦关注的仍是女性真正的内心世界。

两部短篇均反映了女主人公对爱情、命运的美好憧憬,以及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辛酸和迷茫。大小姐满怀虔诚绣成的靠垫在他者眼光的见证下受到践踏,梦想破碎。守明倍加珍视的鞋在自己面前受到“那个人”的无视。两人命运的相似性不言而喻,“一针一线总关情,二人倾注全部热情和希冀的东西,仅仅是为自己编织的白日梦幻”[1]。梦是甜蜜的,可是现实轻轻地一碰,显得苍白无力,让人深感同情。但是,毕竟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性别不同,所以凌叔华的小说时代气息比较浓厚,使人感到五四时代脉搏的跳动,她以冷静的心态来披露封建残余和社会对女性身心的压抑;刘庆邦的作品没有表露出明显的时代气息,相对于凌叔华所表现的领域,则狭窄些。他以温情的语言触及女性内心世界,对女性命运的归途充满了同情和期待。

二、作者的情感观照

文学创作是对个人生命和经历体验的一种书写,作家对所描述的时代环境和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受到个人人生经历和情感的影响。凌叔华出生在文化气息浓厚的北京城,书香门第世家,受过高等教育,生活的圈子大多集中在上层社会,所以写作视野有局限,多集中在贵族、知识分子当中,但她凭借独特的女性体验,写出了精深的文学作品。《绣枕》中凌叔华书写的贵族闺阁小姐的悲剧命运可谓给当时麻木时代的读者一记重锤,作者善于观察,对过渡时代的女性挫折和悲惨遭遇给予展现。刘庆邦生活在豫东平原的农村,长期农村生活和矿工经历使他把触角伸向乡村和矿区以温柔悲悯的情怀书写人们的劳动和爱情。他关注人世间的众生百态,他在书写的天地给农村质朴纯洁的少女留下了一角,这可能和他小时候丧父,姐姐对他的疼爱有关。他曾说过:“如果有这样一道测验题:你认为人类世界最美的事物是什么?我将一笔一画填上:少女。”[2]他在《鞋》中塑造的少女守明对懵懂爱情的渴望犹如一汪清泉洗涤荡漾了当时的读者久违的情感。同时,刘庆邦对守明浓烈爱情的无果有些许惋惜。

从作者对女性不幸遭遇叙述的情感角度来看,凌叔华显得客观冷静,刘庆邦偏向于主观温情。凌叔华在《绣枕》中始终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叙述,大小姐在绣枕时与张妈谈话,嘴角的“一弧笑窝”,脸上的“红晕”,都在作者的视野范围内,而且不对小姐的这些举动做任何的评价。绣枕遭到践踏时,大小姐没有亲临现场,而是从他者的口中听到绣枕的毁灭,作者用第三者的眼光将故事的高潮表达出来,显得更为冷静,没有情绪的掺杂。对于大小姐最终知道绣枕被毁的反应,凌叔华仅用“摇摇头”来结束。从表面上看大小姐的悲伤是淡淡的,可这摇头的背后包含着女性多少的辛酸和惆怅。对于此,凌叔华也没有表露出自己内心的情绪,因为她具有着宁静致远的精神,就像夏志清所言:“凌叔华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观察在一个过渡时期中中国妇女的挫折与悲惨遭遇。”[3]《绣枕》中她以观察者的姿态,不做任何评价的叙述,仍让我们对大小姐的不幸掬一把辛酸泪。而在《鞋》中,刘庆邦以一位男性眼光注视着少女守明内心的一举一动,有时竟会融入其中,对女主人公的举动做出评价,文中快结尾时一句“这哪是在做鞋啊”,明显直指作者对守明做鞋心境的双重阐释。和《绣枕》一样,高潮也是传递爱情的信物被拒绝,不同的是做信物的当事人在现场,当面被人拒绝更显出女主人的悲凄。此时的作者同情之感涌入文中,“一个姑娘家把自己的一切全装在鞋里,可他却满不在乎。这或许暗示男性对于女性博大真诚的感情,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漠视”[4]。刘庆邦在文章结尾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足以表明他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与哀婉,温暖的感情增添了他些许的主观倾向。

“绣枕”和“鞋”在两篇文章中贯穿始终,前面文中指出“绣枕”和“鞋”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原意,带有隐喻和象征的意义。《绣枕》中,绣枕的境遇,恰好对应大小姐酸痛的内心。绣枕被践踏,剪成两半,永远不会回到原样,隐喻着大小姐对爱情向往的彻底毁灭,她以后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指向无望的世界。女性的命运在现实世界面前可谓是不堪一击。从“绣枕”的象征方面来看,也能看出作者对大小姐的命运含有无望的情感态度。刘庆邦《鞋》中的“鞋”除了含有守明不幸遭遇以外,还隐藏着守明个人对情感的主动攻势,鞋是做大一点还是小一些,都由自己做主,她把鞋当成“那个人”,在心理上是对男性把握的一种自觉。最后作者写鞋被满心愧疚的“那个人”拒绝,但换来了两人第一次的身体接触——握手,这或许会让守明从失望中走出,内心会有情爱的跳动。鞋的遭遇,使守明由甜蜜到失望再到希望,她不幸命运的身后饱含作者温情的抚慰,作者不愿意让他笔下这些可爱的女性彻底毁灭,扔掉“鞋”依旧可以生存。

诚然,两位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情感观照各有不同,这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个人的经历有关,凌叔华更注重社会对女性命运的影响,刘庆邦则倾向于异性或个人对女性命运的影响。

三、读者的阅读体验

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需要读者来阅读,从而实现作家的创作目的,充实读者的情感世界。同一部作品,读者可能会读出不同的意义,而通过读者的阅读其作品的价值和影响才能表现出来。读者对于每一部作品的研读,都或多或少带有自身的主观因素,达到不同的阅读效果,形成对作品主人公不同的价值评价,“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是如此。

对于读者的阅读体验,还要从文本细读开始。凌叔华的《绣枕》从文章的开头就给人一种压抑和“闷”的感觉。低头绣靠垫的大小姐、闷热的天气,伸舌头喘气的狗、打转的苍蝇、擦不完的汗渍等。这些人或物的状态,从阅读开始就让读者感到不舒服,感觉自己好像也被关在了高门大院,失去一种自由感,这种状态犹如《雷雨》中暴雨来临前闷热的天气,烦躁压抑的蘩漪。文章氛围是如此,人也是,由于受到种种限制,不得自由,大小姐身居家门心在外,只能以梦的方式来释放心中的难言之隐,对未来爱情的幻想,娇羞的傲气,女伴们羡慕嫉妒的目光,在她内心早已定格。她精雕细琢的绣枕,也流露出内心深处不可告人的羞涩与欢喜。但这不过是“黄粱美梦”,当醉酒的人把绣枕践踏时,也是梦醒之时,她的梦为自己铺筑了通向地狱之路。身居家门不得外出的压抑,远远比不上梦想被打入地狱却还不能反抗的痛苦。

文中有一个细节,大小姐一丝不苟绣制的靠枕被毁以后,时间迅速被拉到两年后,作者再一次描绘了大小姐在深闺中做针线活,还居然取笑小妞儿拿回的已经弄坏的绣枕。这种极具反讽意味和荒诞感的结局效果,更能衬托出大小姐命运的凄凉,这对她的真心是一种更残酷的嘲弄。

无论从前文所叙述的“雷雨”式的压抑环境,还是大小姐爱情梦想的幻灭,抑或是戏谑式的细节描写,都显示出文本给读者的一种悲痛之感,大多数人都会为大小姐不幸命运感到辛酸,辛酸之后又有无法言说和评价之感。

刘庆邦的《鞋》,作者以轻松自然的方式为读者讲述一个纯洁少女为未婚夫做鞋,以鞋传情的故事。全文都充满女主人公守明明快的心境、朴实的幻想、温暖的亲情,给读者有别于《绣枕》的另一番格调和感受。正如研究者所述:“刘庆邦善写清纯的农家‘闺女儿’和雨丝花朵般的柔情,其格调倒近乎‘阴柔’了。”[5]从这一点来看,他给读者的感受也有“柔”的一面。文中同样用梦境的方式来传达守明内心深处的秘密,她的梦同样甜蜜,可现实同样残酷,未婚夫拒绝试鞋,文章到此处应该结束了,可作者最后一句的提升以及后记的增写,让读者心一下子从为守明的不幸转换为对“那个人”的斥责。文章最后一句指出男人无法理解女性博大的爱;后记则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我”就是那个人,守明是“我”满怀愧疚的姑娘,后记含有“我”的自责,以及对姑娘的愧疚。对于此,有的读者仍为守明的不幸感到伤心;有的则关注作者着重叙述的一位情窦初开的农村少女,怀着懵懂的爱情为未婚夫做鞋的美好场景。就像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朦胧爱情的背后仍然有希望,有美好,有诗意。

对于《绣枕》读者体会到的可能是一种压抑,一种为女性命运幻灭的感伤,或是对此文失去了价值评价的标准,从一种散文小说去欣赏它的艺术价值。于《鞋》,读者对女性不幸命运有淡淡的感伤,伤心过后的美好憧憬也油然而生。

从两篇文章的创作背景、作者的情感观照、读者的阅读体验来分析女性命运的憧憬和幻灭,凌叔华与刘庆邦分别从不同情感和视角来写作,虽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但却有着男性的冷静和观察力,写出封建残余和社会压力对女性命运的摧残;刘庆邦怀有男性作家不可多得的柔情,以温情、细腻的笔法直指女性内心的情感世界。相近的写作题材和对象,男女两性作家好像互换了一下位置：凌叔华感情上更显理性,叙述上有哲理性;刘庆邦感情上却显得感性,叙述上有故事性。由此而看,两性作家在共同观照女性命运上,彼此以对方的眼光来直视女性的生存和命运,从而达到了一种平衡和谐的状态。这在文学现象中是不可多得的,值得我们重视。

[1]朱美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凌叔华小说《绣枕》解读[J].名作欣赏,2007(19):54.

[2]刘庆邦.从写恋爱信开始[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87.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1.

[4]刘庆邦.刘庆邦短篇小说选：点评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6.

[5]雷达.季风与地火：刘庆邦小说面面观[J].文学评论,1992(6):16.

2016-01-26

赵娣(1991-),女,河南沈丘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I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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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9476(2016)04-003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