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忠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权力、性别、欲望的多重变奏
——柳岸《归真》人物关系的伦理学解读

李忠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柳岸小说《归真》在以男主人公为核心的一系列人物关系模式中,包括功利化、工具化、生理化的爱情模式;温馨化、非功利化、纯粹化的夫妻模式和对亲人报复性满足的亲情模式;钩心斗角,互相利用的上下级和互相拆台的合作伙伴模式。在人物模式的背后作者采用了多重叙事结构,在外部圆形叙事框架中嵌套进内部放射状的叙事结构,辅之以传统的草蛇灰线式笔法,从而令小说的“归真”主题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人性实现了从真诚到堕落再到重新复归朴实的过程。

《归真》;权力;性别;欲望;伦理

DOI:10.13450/j.cnki.jzknu.2016.04.007

柳岸小说在新时期“周口作家群”乃至“中原作家群”的整体创作格局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小说《归真》等引起了批评家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她拓展了官场小说写作的表现范围和题材,在基层官场生态的把握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婚恋模式的生理化和身体交易

毫无疑问,柳岸小说《归真》中,陈嘉仁和众多情人的关系构成浓墨重彩的华章。在一开始和仝树枝的爱情中,更多看重的是女朋友的年轻和岳父的人际资本和权力资本,此时已经开始有了投机的成分(为以后的官场铺路)。“光鲜地像刚刚张开的花蕾”,主动追求最后得手。此时的伦理关系是和谐的,颇有传统社会郎才女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韵味,这构成小说中故事开头的离婚情节的前史。叙述时间从离婚的想法活跃于脑际开始,不落窠臼,前史的补充成为人物成长的起点和所有关系的滥觞。在此时的恋爱关系上,也许是文本中最为纯粹的(相比而言,虽然也有利益考量),此时的陈嘉仁对妻子“不敢和她并头睡觉”,内在的灵魂是洁净的,甚至带有农村出身的青年学生特有的胆怯和害羞。如果止于此,将会是一个完满的爱情童话。

然而,随着情节的推演,婚外恋开始出现,陈嘉仁刚开始只是不满足于妻子的庸俗,后来渐渐厌恶,同时随着权力的增加,开始追求各种不同的女性。在与6个女子的爱情关系中,有两个基本的秩序模式是一以贯之的:大男子主义的性别秩序和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秩序。而有趣的地方在于,随着官位的升迁,男女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性愈加增强,对于女性相貌的要求越来越高,性爱描写的场景和关系越来越污浊不堪。女性在性别关系上的丧失不但是身体的受侮辱,而且是灵魂的堕落,更是人格意义上的卑下和奴隶心态的彰显。如果说和第一位情人花篮的恋情中还有爱情和怜香惜玉之心的话,那么到后来愈加是生理欲望的满足和畸形消费心理的膨胀。小三和妻子作为矛盾冲突的两方,争夺对丈夫的控制权,在看似对立的背后实是异质同构的权力心理机制:认同权力对于自身的影响,成人男子特别是有权力的男子对于政治前途大于儿女私情的等级秩序,两重秩序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增进,在秩序的运行机制中形成有趣的参照。在与陈嘉仁的恋情中,花篮与原配争夺的是乡长夫人的身份,情节推动力由此展开。陈嘉仁也一度幻想通过离婚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时的乡长心灵已经开始逐渐异化,不过此时尚不会让人感到可恨。因为尽管由于出轨给妻子带来心灵的伤害,但是“成了眼下这样,也怪她自己”。由于照顾家庭,女性独立性和本体自性的丧失,变得麻木,同时两人的价值观和深层次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愈加凸显,从而让花篮乘虚而入。这样理解并非是为陈嘉仁的出轨辩护(无论如何是要谴责的),但是至少让我们在三人关系中有了一份同情和了解。正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说:“圆形人物绝不刻板枯燥,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生命,小说家可以单独利用他,但大部分将他与扁平人物合用以收相辅相成之效。”[1]此时的出轨正是展示人物圆形性格的重要触媒。随着花篮远嫁他乡,戏剧冲突得到缓解。但是我们在此读出的不仅仅是两个女人的争风吃醋,正如很多婚恋小说所表现的那样,在叙事结构上,叙述者主要集中在妻子和情人的身体叙述和生活方式观念叙述,这一笔是饶有趣味的,其矛盾实质是过日子的平淡乏味和恋爱的浪漫享受之间的深层次冲突。假设花篮并未远嫁,情节继续向前发展,情人也会成为下一个妻子,只是由于陈嘉仁对于情人美貌的垂涎,成为糟糠之妻的步伐会迟一点,但结局是注定的。这种宿命式悲剧在于陈嘉仁自身责任感和承担意识的缺乏,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他无论后来找再多的女性作为情人,其人物性格和自己的婚恋关系本身是悲剧性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这里的冲突在于陈嘉仁以恋爱的态度进入婚姻生活,这本身就会产生错位和荒谬感,同样由此可以解释此后众多女性和自己发生恋情的叙事合理性问题。之所以后来反复书写众多女性,并不仅仅是人性堕落和丑恶所能一言以蔽之,更在于自身性格的张力和情感态度的错位,这一笔显然是异常深刻和独到的。

第二位情人出现:小缪。这个婚外恋情不同之处在于情人至多争夺乡长夫人的地位身份,对男性主导的秩序本身并未提出质疑或者觊觎,换言之是希望在陈嘉仁这棵大树下,实现自己好乘凉的富贵愿望,但是小缪实现的途径是通过性交易成功上位,出任书记。这种突破不是性别意义上的,更多的是作为女性对于权力欲望的投射,而不是反抗以权力为价值皈依的政治秩序本身或者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政治权力场域(否则也不会通过男性实现自己的利益),至多是不同需求的女性在依靠男性的方式上争夺利益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此意义上,我们发现作者写出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婚外恋(不然也不会有六次之多),更重要的在于透过婚外恋的伦理关系模式来探讨人性的多重欲望和对于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的文本超越,即在女性主义的男女对立之外加入权力运作的机制和内涵,女子和男子一样对于权力有着争夺和占有的原欲。至此,作者走得更远,思考的视域更为博大,如果权力对于女性形成了某种诱惑和畏惧的话,那么对于男性而言,权力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在官场中,“一会儿爷,一会儿孙子”的政治闹剧不断上演,深入反思男女两性秩序之外的权力秩序:认同强者,不论是去县城送礼还是后来去北京请客吃饭的时候,陈嘉仁如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的好奇和粗陋,权力对于掌权者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异化或者对于女性的戕害(有权者玩弄女性甚至女性甘于被玩弄以换得利益),更是权力机制对于人性的规约和驯化,以至于成为政治无意识的躯壳,完全丧失灵魂,在此意义上作者反思的不是女性或者男性,而是整个人性的权力欲望。正如布尔迪厄的话语场域理论所说的那样,“场域不是一个实体存在,而是一个在各个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想象性的领域,宰制的力量如何让被宰制的人体认不出来他们正在被宰制,这种宰制的能力即是象征暴力”[2]。每个人不管男人或者女人都被裹挟进权力的磁场中无法自拔,这种象征暴力在每个人心中不自知自是其威力所在和悲哀所在,也许这也是作者称自己的小说是公务员小说而不是官场小说的原因之一吧。官场只是人物活动的场所或者载体,和乡村、城市题材的小说相类似,成为人物活动的空间范围;而公务员小说则是关注人类本体,职业角色和人类良知(文本层面体现为归真)的内在张力,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调性叙事心理机制。正是在此意义上作者超越了传统女性文学的逼仄和官场黑幕小说的恶性展览,注入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信仰,在伦理关系深层次上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堕落和救赎的悲悯和谦恭。

第三位情人婵娟的叙事是结构主义理论“行动元”这一概念的完美诠释,众多情人在叙事结构中扮演了阻碍者的“行动元”角色。与以上两个女性不同的是,婵娟和胡小韦又构成了另外一组伦理关系。“主体在获得目标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辅助者是在主体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提供帮助的。”[3]辅助者在文本中就是胡小韦,当陈嘉仁倒台时,胡小韦成为第二个靠山,换言之,在主体看来,辅助者与对象客体是具有同一类型的功能的。在两人初识时刻,婵娟低姿态引诱,“晃疯陈嘉仁”,如果以上两位情人还有一层保护色(在说话层面的撒娇)的话,叙事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此时赤裸裸的利益交换性关系则更为卑下和腐朽不堪。三角恋情当然是陈嘉仁所不能容许的:自己拥有众多女性的同时要求所有情人对自己忠贞。反讽之处在于,正是这一要求促成婵娟和胡小韦的厮混,“没有了欢场上的乐趣……有时也跟胡小韦联系”,由于婵娟是“寂寞耐不住的女人”,叙事逻辑合理之处在于本身良家妇女也不会和男人发生婚外恋,于是情人的“出轨”也就不可避免。其实,婵娟“出轨”另外一层考虑是为自己留后路,这种狡兔三窟的政治谋略为其后陈嘉仁的下马沦为乞丐也铺下了伏笔,否则也不会有后来成为乡长的胡小韦对于陈嘉仁的驱赶和蔑视,而正是胡小韦的辅助者角色使得婵娟完成了自己的预定目标,达到主体的利益诉求。

后两位情人俄罗斯姑娘和小西湖作为同样的“行动元”,其意义在于随着情节的发展,女性越来越漂亮,他渐渐有了金屋藏娇之感,但是自身的地位越来越岌岌可危。这是一个权力和婚恋的异质同构过程。情节步步推进,陈嘉仁锒铛入狱,身患肾病,和小西湖的婚恋自然无疾而终。我们探讨的重点在于陈嘉仁和小西湖的恋爱中,承担了怎样的叙事功能和意义。放心大胆享乐的逻辑在于“他的级别越高,妻子就越不敢说什么”,其实何止是妻子,所有情人概莫能外。显然小西湖最终将叙事推向顶点。正如《道德经》所言,“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人性丑恶的极度展现同时也是自己悲剧命运和道德下滑的起点。在和小西湖“压根不存在似的重婚”,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廉耻感和名誉心理。这时的重婚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更是道德意义和情感意义上的,此前所有的顾忌化为乌有,甚至使离婚之事拖得连妻子也盼着离,这本身就构成巨大的反讽式悲剧。

在大的叙事场域里面,我们有必要从整体上对陈嘉仁的女性观念进行烛照,不是仅仅从男尊女卑等传统意义上的浮光掠影,而是深入作品内部来进行内蕴探究。在和妻子的关系出现裂痕后,“陈嘉仁没在自己身上找出毛病,确定问题出在仝树枝身上”。从此时起,陈嘉仁的女性观发生双重裂变:一方面沉溺于女性肉体带来的享乐和纵欲,另一方面是对女性精神价值层面的鄙夷:“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水性杨花”,成为男性赋予女性的精神学命名。身体和精神层面的分裂乃至撕扯的背后是相同的伦理逻辑:享受而不承担。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伦理观念渗透进文本中,在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女性身上都得到了证明。女性不仅仅是卑下者,甚至不具有人格上的尊严和作为人本身的目的性价值。如果说以往小说中女性还只是屈从于男性的话,那么，在这里女性人格绝对丧失和彻底虚无,以彻底臣服于主人的奴隶式心态物化和客观化。

二、家庭亲情伦理模式的想象性满足

(一)与妻子的伦理关系:陈世美和王宝钏的现代演绎

和其他婚外恋的女性不同,陈嘉仁和妻子仝树枝的婚姻模式具有多重伦理学意义。首先,在男女性别伦理秩序上,不仅仅是男对于女的压迫或者“受用”,而且是男女性别关系随着地位上升和自身情感的变化,在和妻子的伦理意义上发生了传统意义上的逆转。“陈嘉仁瞟她一眼就觉得眼睛被强暴了”,本来意义上的强暴是男对于女的,这里是女性的丑陋强暴了男性的眼睛。有意味的是这种叙述数次出现,“后悔不该回到家里来”“觉得仝树枝恶心”“不好好受用一番”“明天再整治她一晚上再说”等。在这里,男女关系发生逆转,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妻子容貌的丑陋,生活方式的守旧刻板。由此深挖下去,我们发现叙述伦理在于:妻子式的“过日子”哲学显然是踏实的,稳定的,具有性道德正义感的,符合隐含作者的内在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标准;而陈嘉仁和众多情人的不正当关系则被定义为虚飘的,易碎的,不具有性道德正义感的,因而最终结局也是悲剧。在这一维度上,两人性关系便不再仅仅是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冲突,更关键的是赋予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以伦理道德和价值维度的内涵,建立了更高层级意义上的叙事伦理。和传统戏曲中的陈世美相似,陈嘉仁也是见异思迁之徒,只不过是“思”的女性对象更多;仝树枝照顾两个儿子并且赡养病重的老母亲,显然和传统戏曲中的王宝钏同型。而小说的现代形态在于对于两类传统叙事母题的继承与超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被看做是某种原型,而且使原型获得某种独立性、发展性、继承性,通过原型就具有了不同于简单意象的表层结构而获得了原型探索得到的深层结构”[4]。在继承传统痴心女子负心汉叙事模式的同时,进行了现代性转化,融入了时代内涵。在陈嘉仁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和仝树枝的任劳任怨、辛勤耕耘对比中,夫妻的伦理关系以性别关系逆转的方式并通过权力秩序牢固的演变来得以呈现。于是三者的叙事因素配合,构建了立体、多面的话语场域。权力上升,性别关系愈加颠倒和畸形,隐含作者的叙事态度越加彰显,“在外面,他处处施爱,却没有得到真爱。在家里,他什么都不需要做,却被爱包围着”,叙事的意图伦理由此显豁。爱的生理之维与灵魂之维的高下立判,属灵的亲情之爱潜含在叙述者的话语层面和情节过程,彰显作品灵魂化写作的精神追求。

在陈嘉仁被捕入狱的时候,只有妻子卖尽家产为他走关系,减刑治病,情人们只会像打发乞丐那样轰走和鄙视他,结局的意义不言自明。妻子以地母般的胸怀接纳负罪的丈夫,至此陈嘉仁的人性开始复苏,不过这一过程异常艰难。在传统的陈世美和王宝钏们看来,浪子回头金不换,小说应该是一个道德忏悔的典型故事,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感人结局,正如传统戏曲表现的那样。不过,柳岸的高明之处在于,归真主题的呈现过程是异常艰难和复杂的,甚至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首先,“他想就这样死了算了”,陈嘉仁面对过错,死亡是最容易的解决方案,当然可以一死了之,故事至此结束也无可厚非。其次,“面对一个你连面都不想见还不得不连累的人,还不如死了”。这里的“面”字含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层面的“面”是“她这张假惺惺的老脸”“只要他能出去,还是要离婚的”,至此还是依据相貌来评判妻的善恶,足以可见陈嘉仁已经完全丧失是非善恶,成为十足意义上的视觉动物。另外如陈嘉仁落魄时,首先想到向过去的情人婵娟、小西湖而不是妻子求安慰,求帮助,求同情。如果说陈嘉仁以往凭借自己的权力有多专横跋扈,那么此刻倒霉时候的他也就有多么的渴望温暖和低三下四。第二个层面的“面”是古代“大恩如大仇”的现代版本。由于妻子对自己的大恩,自己此生无以为报,在畸形心理的作用下,往往渐渐生出怨恨或者不愿见到恩人的心态也是惊人的真实,符合人物内在心理逻辑的,古人的避居不求报恩正是精明世故的表现。然而,夫妻的伦理关系决定了不可能避居,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小说超越了传统“大恩即大仇”的框架,富于现代性的张力和独特的悲剧意蕴。结尾处陈嘉仁的一再求死充分证明了这一惊人真实的内在性逻辑。在最后的人生时光,陈嘉仁回到老家的槐树下,正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回到家乡时深深跪倒在土地上。以妻子为代表的土地伦理、亲人伦理、心灵伦理成为他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在这里,作者柳岸的视域更加阔大与开放,夫妻伦理的内核进一步纵深。在村镇的妻子坚守的乡村伦理和陈嘉仁到县城后所遵循的城市伦理发生了碰撞和激烈的交锋,妻子虽身在县城,其基本情感架构仍然是乡村的,这可以从仝树枝更愿意住在村镇而不是县城间接表现出来;而陈嘉仁即使身在村镇,也遥想着大城市乃至北京的生活,其情感旨归日益城市化,或者只为升官发财,满足个人欲望。“人在权、钱、欲望中就会裂变,快速地裂变就成了癌”,最后只能以死亡(虽然未死)来化解所有的纠结和痛苦。

概而论之,陈嘉仁和仝树枝的夫妻关系具有四重伦理内涵:性别层面的男尊女卑;权力秩序层面的男性主导掌控女性命运乃至尊严;家庭伦理层面的非正义与正义或者灵魂的堕落与飞升;城乡伦理层面的城市文明病和乡村牧歌式情调,层层推进,步步深入。

饶有趣味的一笔是文本中略表同情心的弟弟陈嘉义和两个儿子替父捐肾的情节,这可以视为妻子伦理的翻版和延伸,纳入同一叙事模式的范畴亦无不可。

(二)与其他乡村亲人的关系模式:报复性欲望下的畸形投射

陈嘉仁在和父亲的关系中,最难忘的是“从此就记下那一脚”的人格侮辱和伤痛性记忆,对于父亲更多的是通过发迹后大量甚至是疯狂买好酒(因花掉酒钱而被脚踢)来获得象征性满足——战胜父亲的威权。如果这还无可厚非的话,无独有偶,在和小姨子的关系中,本来出身干部家庭的小姨子对他是鄙夷与不屑,随着地位的上升,小姨子主动上门进行性贿赂换取利益,这里叙述的并不是与小姨子发生乱伦性关系,而是找比小姨子更好的更漂亮年轻的姑娘来泄愤。这固然有小姨子人老珠黄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采用更加极端的心态来进行报复,获得肉体和精神的想象性满足。叙事因素的背后包含相同的欲望伦理:通过获得更好或者给予当年侮辱自己的亲人更好的条件来确证自己的优越性地位,摆脱早年受歧视的命运乃至站在这些亲人头上作威作福。这里我们看到陈嘉仁改变的不过是威权者和被损害者的对象(两者调换了位置,由被欺侮者变成欺侮者),对于有权力者欺侮弱小者的权力秩序本身并未有深层改变。甚至可以想象对于妻子的自尊和人格的侮辱是不是当年“不敢和妻子睡一头”的恐惧羞涩心理的报复性满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如此推论是完全符合人物性格和内在情节发展逻辑的。

而这些和妻子仝树枝的不计前嫌,对丈夫一心一意、大肚能容构成了一种对比性反差。换言之,妻子打破了威权者的权力秩序,建构一种平等的乡村性秩序关系,和谐而又温馨。

三、钩心斗角、酒肉朋友的上下级和朋友模式

在上下级中,陈嘉仁主要是和海天、胡小韦、小缪、仇县长、老岳父等的关系来表现。在老岳父看似亲属关系的背后其实是赤裸裸的利益,“自己不愿承认的因素就是老岳父的作用”,当从北京回来,把原本送给父亲的酒转而送给岳父和后来敷衍岳父托为交办的事情可见一斑。从最初的迎娶仝树枝,到通过岳父上位,之后在自己羽翼丰满时通过虐待岳父的女儿也即妻子来表现对于岳父的报复和过河拆桥的极端利用心态,在叙事上充当的是和仇县长相同的伦理功能。和海天的竞争是权力斗争内部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当共同面对外敌时,又能面和心不和地结成利益共同体,一起为官位升迁而努力,道理亦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胡小韦和小缪,不同的只是讨好乡长的方式,一为替乡长跑腿办事,一为性贿赂求得上位,同样的目的是获得权力者的青睐和好感。一旦贪官倒台,互相拆台的面目显露无遗,当陈嘉仁落魄去找胡小韦时,胡小韦对待乞丐般的侮辱性语言随口而出,像躲避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和当初的乡长长乡长短的阿谀奉承形成反讽性的叙事结构。同样的还有小缪，当初通过性贿赂上位后极力满足自己的权力野心,和陈嘉仁后来自然是形同路人,绝对不会为了陈嘉仁而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初的露水情缘只是各取所需,此刻再找小缪这个乡党委书记只能是自讨没趣,陈嘉仁自然也是知难而退。

陈嘉仁在和生意伙伴郎虎的关系中,当自己官运亨通时,官商勾结,以一种准血缘或者类血缘的伦理模式勾连双方的利益关系,称兄道弟成为家常便饭,而后来的下马恰恰是这位兄弟的反咬一口,招供自己的一切罪行,甚至比自己还清楚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在此层面的反讽是不言而喻的。和婚外恋的所谓“施爱”相似,所谓的兄弟只是狐朋狗友和酒肉朋友的注脚。大难临头各自飞,至多是自身权力资源的分赃者和利用者。这种反讽的伦理学意义在于施爱与纵欲、兄弟与利益构成了同构异质的实体内核,并且为后来的结局埋下了两处重要的伏笔。

四、圆形的外部叙事结构和放射状的内部叙事结构

从小说开头的叙事时间开始,倒叙夫妻关系的由来成为作品中人物成长的前史,也可以视为故事发生时间的起点,在这一阶段,陈嘉仁是一个有上进心,真诚善良的农村大学生;至小说结尾,陈嘉仁回到老家的老槐树下追忆残生,苟延残喘,再次回到叙述空间的起点。叙事结构的圆形既是时间意义上的,也是空间意义上的。最关键之处在于,“不过比陈家庄的人多念几年书,多去一些地方,怎么就不是凡人呢?”经历过自命不凡的叙事主体人生的兜兜转转,最后在乡村获得救赎。其实,作品中早就有暗笔交代。在第二节中,陈嘉仁“从老家回来心情好多了”,家乡成为避祸和缓解精神压力的港湾,只是那时还是雄心勃勃地专注于仕途,“更大的欲望通过老家的欲望彰显出来”,这欲望是多重的。既有仕途的,也有情感的、生活层面的。第二次还乡为父亲办丧礼,“老爹死后的排场”,也从此开始叙事的转折,直至最后成为阶下囚。圆形的叙事结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链条,很好地诠释故事的归真主题。

在主体叙事部分,以陈嘉仁为中心,众多人物环绕其外,众星拱月般地形成放射状的人物伦理关系模式。一人为主,众人烘托,从婚姻、恋爱、婚外恋、上下级、亲人、同事和合作伙伴，多重立体地表现出主人公大起大伏的人生轨迹。在《归真》这部中篇小说的结构类型中是切中肯棨的,避免了线性叙事的单一和乏味,以及限于字数的原因,不能像长篇小说网状结构的长篇大论,在比较恰当的篇幅内,清晰而又深刻地以放射状结构交叉性地呈现出小说的内在意蕴。

除此之外,作者对于古典叙事的草蛇灰线笔法也是深谙三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叙述和妻子结婚的前史而考虑离婚时,陈嘉仁除了对于仝树枝的厌恶之外,“他跟花篮已经有些瓜葛了”,待到第二节和花篮的恋情时候再次大量篇幅叙写;当和花篮谋划离婚时“当然后来的离婚和花篮无关”,也为后来多次和女性有染留下了书写的空间;在陈嘉仁因为老爹喝酒而死的葬礼上,“后来,陈嘉仁出了事儿,陈家庄的人说,是这些铁家伙冲了老陈家的气”。几个例子说明作者对于古代的草蛇灰线笔法有透彻的领悟和独到的见解,谶语法和影射法作为古代叙事笔法在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通过谶语和影射预先叙述故事的情节发展,造成一定的悬念效果,本来是古代说书人为了吸引观众下次听书而采用的技法,作者进行创造性转化,提高作品的可读性和故事性,显示出独运的匠心和高超的叙事智慧,而这很好地配合了人物性格的内在展开和情节的有序发展,不至于造成突兀和误解,达到了应有的铺垫和伏笔效果。

不仅仅于此,郎虎举古代吕不韦奇货可居的例子来说明自己希望得到富可敌国的财富,后来陈嘉仁在监狱中想到了胡小韦,这种谐音法和化用典故法的妙用更是使得作品熠熠生辉。在草蛇灰线的技法中,典故以极小的容量容纳了异常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古代文化中化用典故相似,通过吕不韦的例子和陈嘉仁以及郎虎的人物性格以及文本之间构成互文性,其结局也是自不待言的。吕不韦的自杀和陈嘉仁的割手腕,吕不韦的入狱与郎虎的牢狱生活也形成了潜在的对话结构,两个文本之间内在的意蕴和现代与古代的异同都通过这种高明的小说技法得到彻底的呈现。

通过以上的结构形式分析,不难看出,作者采用多样化的叙事手法精彩地叙述了几重不同的人际关系的伦理模式,与内容水乳交融地配合在一起,很好地表达了主题。

五、人性归真的主题:伦理关系的真正内涵

在小说《归真》的题目中,已经蕴含了作品的内在性主题。既然是归真,就必然有一个叙事模式，那就是真实、虚假,然后再次回归真实,而这也正对应着主人公陈嘉仁的个人命运,从早期的贫困、上进,顺利进入大学读书,对于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充满希望和理想,这时候他的人性是真诚的、善良的,对于乡土的情感是感恩的和充盈的。通过物质条件的贫乏和精神的高贵的反差使得这种乡土情结和纯洁人性得到了很美好的展现。从离婚那一刻起,陈嘉仁灵魂开始虚蹈,人性进一步堕落,对于权力、财富、美色展开疯狂的追求,以狂欢化的叙事表现和众多女性的不正当关系,狂欢化的语言背后是狂欢化的纵欲和糜烂奢侈的生活以及腐朽阴暗的人性。通过与诸多人物关系的伦理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发现,陈嘉仁无论是对于父亲、母亲、妻子、众多情人,还是对上下级和朋友,统统走向人性善的反面,以至于当自己锒铛入狱时,仍然幻想从众多情人处求得安慰和同情,可谓至死不改,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的陈嘉仁由此走入人性的死胡同。

作品中归真主题的呈现和人性的复苏是逐渐的和异常艰难复杂的,已经颐指气使习惯化了的陈嘉仁不可能突然实现人性的闪光。从向众多情人求安慰而被轰走,他开始反思自己一生的功过是非,从乡村穷大学生到领导干部最后到阶下囚的人生命运,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人性主题慢慢浮现出来。后来的一死了之某种程度上既是愧对妻子和乡土的表现,也是极端懦弱的象征。死亡是简单而易行的叙事结局,但是作者并未仅仅止于此。在第8节的回归乡土之路中,回到童年感念的老槐树下,作者写道:“他背叛了这片土地,背叛了自己的亲人,背叛了自己的灵魂。”陈嘉仁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内在本质性问题所在,因此在结局处终于配到肾源的叙事结果便可信可感了。到此,一个道德忏悔的主题呼之欲出。回归乡土的真实情感,乡村的“过日子”哲学就显得异常妥帖和安稳,在此意义上回归乡土和传统,回归真实的生存境况。

作者的叙事伦理是可以推断的,乡村生活伦理的稳定、真诚和博大胸怀容纳了背叛自己的村民——逃离乡土、丧失良知和本性的儿子。在此,对乡土和妻子为代表的生活方式以及背后的价值观进行热烈的赞颂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综观全篇,小说《归真》以陈嘉仁为中心,以众多人物关系为放射状网络,“以官场为平台,重点写人,写官场中人的异化,揭示社会权力机制对人心灵的腐蚀”[5],表达了作者深层的伦理思考和哲学内蕴书写,并以多重复杂的叙事结构很好地配合了作品主题的呈现:回归真实的人性,回归真实的自我,回归朴实的乡村。

[1]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8.

[2]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7.

[3]格雷马斯.行动元、角色和形象[M].王国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19.

[4]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42.

[5]任动.左手“乡土” 右手“官场”:柳岸中篇小说论[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5(1):30.

2016-03-20

李忠(1990-),男,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I207.4

A

1671-9476(2016)04-00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