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彬



在爱的底下蜷伏着彷徨的痛苦——解读《我爱这土地》的深层情感

李卓彬

《我爱这土地》系艾青所作的一首新诗，收编在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九年级下册。

一直以来，教师授课时皆能把握爱国这一主题，但仍有不少教师停留在浮光掠影式的感知，不断地重复着文本的表层感知，大而空，置文本的深度及细化于不顾。要知道，一个“爱”字，仅仅是诗中的显性情感，而“文学形象，往往是隐性高于显性，隐性决定显性”①。这就需要教师下足功夫，做足文本解读的功课，撬出诗人复杂而丰富的隐性情感。因为，在爱的底下，蜷伏着痛苦，一种彷徨的痛苦。

我们不妨运用孙绍振教授的还原法来解读《我爱这土地》。众所周知，艺术作品是作家的主观情感与现实的客观生活相结合的产物，其创作过程就是合二为一的过程。还原，则与之相反，是一分为二的过程，即从文本中把艺术形象的原生状态与作者的情感分离出来。此举旨在彰显文本内部的主客体矛盾，凸现作者的主观精神世界。

一、在意象群中还原艾青的爱

孙绍振教授认为：文本解读中研究的起点就是意象②。我们先看看诗中的几个意象：鸟、土地、河流、风、黎明。这几个物象原本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事物而已，毫无感情可言，充其量就是几个无关痛痒的词。然则，何以放到诗中即令人血脉贲张，激情澎湃？皆因意象是物象和心相的统一，此刻已经成为了诗人的主观映像，在此之中融进了艾青的爱，成为诗人丰沛情感的折射。

以土地为核心的意象群，承载着诗人深沉之爱。本诗中，不管是歌唱的鸟、汹涌着悲愤的河流、吹刮着激怒的风，抑或是温柔的黎明，都依附在土地恢弘的背景之上。熟读艾青的人都知道，土地寄予了艾青热烈而深沉的爱。在艾青看来，土地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家园，不管是贫瘠抑或丰饶，不管饥谨抑或富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生于斯，长于斯，叫艾青如何不爱土地？哪怕雪落在中国“古老的松软的黄土层”③，也掩埋不了中华儿女所烙印着的足迹，掩埋不了艾青内心深处“我爱这土地”的独白。那是一种深入骨髓，沉入血液，为之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爱。

解读诗人的爱，还要重点解读“黎明”意象。诗中吟唱黎明的诗句的行首是连词“和”。“和”在此表并列关系，足见一个“黎明”在诗人心目中的份量，绝不亚于前三行“土地”“河流”“风”之总和。黎明，一个特定时间，划分白天与黑夜的时间节点。《我爱这土地》写于1938年11月，当时日本的恶蹄正肆无忌惮地践踏着中国的土地，中华民族国难当头，生死攸关，正停留于时间轴上最危险的时刻。缩短乃至直接跳过黑夜的漫长，拥抱白天的光明，是诗人急切的梦想。艾青对这土地爱得越是深沉，黎明在他心中的分量就越重，对黎明的追求切也就更加迫切。

二、在意脉中还原出艾青的痛苦

艾青的爱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从诗中的意脉得以一览无余。所谓意脉，是指隐于意象群落之中的情感的运动④。意脉在诗中起到凝聚作用，缺乏意脉的意象即使再美，也如同散沙般七零八落。既然诗人化身为鸟，我们就循鸟歌唱时的情感起伏来把握意脉。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从“被暴风雨所打击着”不难看出，诗人挚爱的土地正饱受摧残，遭遇苦难。于是诗人借助河流这意象，满腔悲愤随波起伏，倾泄而出。树欲静而风不止，诗人心抑难平，不停地鼓胀着激怒。他在黑暗之中煎熬，就是为了等待黎明的那一道曙光。

孙绍振教授指出：意脉之所以难以直接把握，在于它不但是潜在的，而且在字面上往往不连贯的⑤。我们身为解读者需要调动灵敏的触觉，透过字面的不连贯，窥见字底下的连贯。在上述整齐的排比式的句组中，前三句以“这”统领，唯独第四句转化为“那”。“这”与“那”，绝不止是代词那么简单，艾青在里面倾注了太多太多的内涵供我们解读。这土地，这河流，这风，以“这”引领，强调这些都是我们身边的、共有的、熟悉的景物，迅速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三个“这”，足见爱之丰厚深远，支撑着黎明的梦，为黎明的梦筑造起厚实的情感基调。如果笔风照此延续下去，出现“这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了，那该多好啊！那就意味着黎明的梦也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了。故事就可皆大欢喜，圆满落幕了。可惜诗的意脉在此突然转折，以一个蓦然相反的“那”字予人当头一棒。借助意脉的这一转折，艾青的痛苦跃然纸上：爱在这，梦在那；爱在左，梦在右；爱与梦硬生生地被拆成牛郎与织女，中间横着水千条山万座。梦，还在那遥远的地方。黎明什么时候才到来？无人知晓！于是，鸟在期盼黎明中带着痛苦死去。

三、从意境中还原出艾青的彷徨

构成艾青痛苦的主要成分乃是彷徨。彷徨，是艾青个人的苦难遭遇和社会的黑暗现状不断交织催化而逐渐深化的迷茫心理。这种彷徨，可通过本诗的意境还原出来。孙绍振教授对意境是这样阐述的：“以意象群落为主体，以潜在的意脉贯穿首尾，以其意在言外的含蓄性构成整体和谐”⑥。就本诗的整体性而言，须把着眼点放在诗中的“我”之上。这个“我”，并不能想当然地简单等同艾青本人。诗一开篇“假如我是一只鸟”中“假如”二字，即已将“我”与艾青现实中的本我区隔开，纳入到充满万千可能性的想象空间里面。艾青曾在《诗论》中讲过：“诗人的‘我’,很少场合是指他自己的。大多数的场合,诗人应该借‘我’来传达一个时代的感情与愿望。”由此可见，诗中的“我”是寄予艾青的时代感情和时代愿望的载体。此外，在本诗第二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的“常”一词，是表时间的词语，可看出“含泪”持续时间之久，再与第一节中的“死”结合，则时间跨度足以涵盖死前、死时、死后，契合“时代”一说。本诗所传达的是哪一个时代呢？艾青出生于1910年的，1938年创作本诗，再参照艾青的生平，基本可确定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是一个特定年代，军阀、内乱、抗战、天灾……所有的不幸，全都汇集到那个年代。

理解艾青的时代感情，先从其个人苦难遭遇入手。艾青写《我爱这土地》年方28岁，却已经历过他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经历过的坎坷和沧桑。他一出生即因在地主家庭中“克父母”而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小生命，被寄养于贫穷保姆家，五岁回家后仍只能称父母为叔婶，自幼便感受不到父母亲情的温暖，被遗弃的童年时代促使他形成沉默压抑的个性。以致于后来，无论是他忤逆父意留学法国学画，抑或是弃画从诗的决然转身，其作品都难以摆脱那种忧郁感。1932年，艾青回国后因组织“春地画会”进步美术活动被捕入狱，三年的铁窗生涯又把他的忧郁感禁锢得向纵深推进。出狱后，他仍奋身投入到革命文艺创作中，但残酷得如死水一般的黑暗现实，让诗人发现“要救人的，如今却不能救自己了”⑦的无可奈何。个人的苦难遭遇，与万千劳苦大众同根共壤，紧紧连在一起。艾青对国土支离破碎的锥心之痛感同身受，汇聚了哀叹悲苦命运的情感。艾青的这种时代感情正是此前意脉中所还原出来的痛苦的滋生温床。

至于时代愿望，则是本诗所提到的“无比温柔的黎明”。黎明，表达的就是艾青对当时动乱年代的厌恶、唾弃，对未来光明时代急迫的期盼及召唤。这种时代愿望，实则上亦是源自于前文意象所还原出来的对国土的爱。

如此一来，源于爱的追求光明的时代愿望，与孕育着痛苦时代感情的黑暗现实，在本诗中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两者形成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这种对立的尖锐性与长期性，催生出本诗的彷徨感。这彷徨感，诗人借助第6、7行一反常规的两个标点符号来隐示。

第6行：“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诗人在句末使用了一个省略号。我们先追溯此处除了省略号以外，有可能使用的另外两种标点符号：（1）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陈述语气，顺应前三个意象的逗号，形成一个整体。（2）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强烈的感叹号，表达出对光明的热切向往。可以发现，句号或感叹号，是常规用法，都能表现出原有内容和主题，对诗的风格的影响亦不大。但艾青为什么偏偏要使用省略号，这里面究竟有何深层密码？根据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省略号的用法如下：（1）引文的省略；（2）列举或重复词语的省略；（3）语意未尽；（4）说话时断断续续；（5）对话中的沉默不语；（6）特定的成分虚缺。⑧显而易见，此处省略号寓示着诗人语意未尽。艾青到底还有什么话想说？为什么不说出来？

在艾青的诗作中，黎明的意象并非仅出现在《我爱这土地》。单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以黎明为主体意象写了《黎明》《黎明的通知》两首诗，前者在等待黎明时，直抒胸臆“希望在铁黑的天与地之间，会裂出一丝白线——”。后者将黎明拟人化，“我从东方来，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我将带光明给世界，又将带温暖给人类”。1937年的《黎明》，1938年《我爱这土地》中的“黎明”，1943年的《黎明的通知》，三者一脉相承，合成一首反复吟唱“黎明”的叹咏调。这固然在一方面表达出诗人对光明的执着追求。但另一方面，当诗人历经多年不断呼唤黎明却得不到回应，梦想一次又一次破灭，希望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不停地被吞噬，艾青对光明的信心能坚定如昔已实属不易。只是此时此刻的艾青，对黎明缺乏一种清晰感及踏实感，黎明何时到来还是个未知数，有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等待黎明也许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光明，他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所以他既不用带肯定语气的句号，也不用热切强烈的感叹号，而用一个省略号来表达自己的迷茫感，亦是彷徨感。

再看第7行：“——然后我死了”，句首用了一个破折号，破折号之后紧跟着“然后”一词。破折号表示话题转换，“然后”表示承接，两者在此处结合又显得有悖常理。诗人的刻意安排有何用意呢？我们知道，“然后”是承接连词，表示某一行动或情况发生后，接着发生的另一行动或情况。此处意指“死”的行为乃在“歌唱”之后，既表明“歌唱”和“死”行为所发生的时间先后关系，也强调两种行为所间隔时间的短暂，甚至是无间隔的。作者的意图就是要告诉读者，“死”是跟“歌唱”有关联的，而并非时过境迁的生老病死或其它的死。但是，诗人又担忧读者误解“歌唱”与“死”存在因果关系。那样一来，“死”就成为一种慷慨就义，壮烈献身。这显然并非艾青原意，于是他用了一个破折号来劈开从“歌唱”到“死”的顺承关系，转换话题，告诉读者并非因歌唱而死。那是因何而死？诗中并没给出答案，诗人也没有明示。但创作本诗时，武汉等多地相继沦陷，艾青在战火中居无定所，辗转奔波。他曾在《艾青诗选·自序》中提过那段流亡生活：“我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临汾，从临汾到西安，又折回到武汉，到桂林”。⑨还有1983年的《我的创作生涯》回顾其人生“真像穿过一条漫长、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过来，现在总算过来了”⑩。可见诗人在此并非以“死”明志，而是以“死”表心，表露的就是彼时彼境下孤苦无助，挣扎失措，近乎郁郁而死的一种心理状态。艾青《诗论》中“在世纪的苦闷压抑下，旧知识分子普遍地感到心理衰惫”⑪的总结，亦可视为诗人彷徨心理的自我剖析。

孙绍振教授曾说，解读是解读主体和文本主体之间由浅到深的搏斗、同化和调节。解读《我爱这土地》，爱处于第一层面，观而得之；痛苦处于第二层面，品而感之；彷徨处于第三层面，析而证之。

参考文献

①②④⑤⑥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艾青：《艾青诗选·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⑦艾青：《艾青诗选·一个拿撤勒人的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⑧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标点符号用法》，中国标准出版社，2011年版。

⑨艾青：《艾青诗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⑩艾青：《我的创作生涯》，《诗刊》,1983年第8期。

⑪艾青：《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通联：广东潮州市归湖怀慈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