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遥

专家指出，近年世界城市化比率超过50%，2050年将达到64%。人们到城市的目的是寻求生活质量的改善，若这个预期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无法平衡，生活质量必然下降。所以，土地和城市规划面临的重要挑战在于可否持续发展，世界各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以往的发展，特点是突飞猛进，重速度甚于质量。时至今日，尽管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但高成本、低效率的浪费问题较为突出。国人常误以为外国富有是因为外国人有钱，其实维持富有更大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主人意识”，只要是自己的都不会浪费。

西班牙城市化发展趋势

城市化的概念因国而异。西班牙把城郊自然发展的居民区称为城市化。委内瑞拉则相反，城市规划自上而下。中国的城市化更接近委内瑞拉。

20多年前我初到马德里，一位先到的同胞告诉我，富人都住在郊区，当时我还有点不解。在1960～1970年代，农村人口涌向马德里，造成生活质量降低，于是人口向周边中小城市移动。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移动是随着经济发展需求自然扩展的，而非人为计划。它们围绕着都城马德里向外延伸，形成多个自治市（人口一万以上为市——笔者注），每个自治市都是一个小中心，由此组成马德里大都市。自治市与马德里市中心间隔14到55公里不等，而自治市的周围则是再下一档的城镇，这样的中小城镇有179个。

要解释大都市，就得先提一个常见的有趣的生活现象：地铁站台的长凳可以坐三个人，先来的人肯定坐在长凳的一端（如果没人，他甚至可以选择正中），第二个来人肯定会坐在另一端，第三个才会坐在中间。这自然说明，人与人之间需要距离，需要空间，互不妨碍是一种尊重，有尊重就有安宁。一块土地的城市化，必须分成工业区、居民区、绿地、小片空地等等，为住宅和必要的基础设施留出充足的余地是必要的，绝不可以见缝插针。马德里都市是城市群，不是一摊千里的“超级大饼”，城与城，市与市，镇与镇相互之间是大片的开阔地带，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草地或是森林，可以看到牛群、松鼠、鹿群、野兔甚至野猪出没。

西班牙所有的土地房产都备有其主，房产权包括土地权，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滥圈强占不会发生。马德里大区对其周边自治市的土地没有权力。无论公私，土地房产以市场价格为参考协商成交。公共项目要经由各党派议员组成的市政领导组集体讨论。私人土地的使用，甚至私人住宅的内外工程，都要报经市政批准。马德里都城把行政管理下放至各个自治市，它们都在马德里领导之下，同时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辐射型的交通网四通八达，凡有人迹之处都有公共交通，火车、长短途公交车、本市公交车、轻轨、地铁等，形成一个无所不到的交通网，甚至墓地也有公交车穿行。

由此可见，城市化应在体制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按需求发展，自上而下的造城运动弊大于利。当然，对体制结构改革的困难要有充分的估计。

环境和就业是持续发展的两大要素

2007年莱比锡关于欧洲城市持续发展大纲提出，公权力对推动城市环境保护须有足够的准备，使用土地要保证效率，交通运输的时间和成本要合理化，优先公共交通、集体交通，提高行人和自行车的方便。公共建筑和私家建筑、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都必须方便行人出入。资源和能源首先自行解决，再考虑引进可更新能源。一切设施都要把垃圾和噪声依法减至最低。公权力职能机构还要为促进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创造条件，依照国土规划和城市化法律采取措施以保障平衡，有利于土地的使用和转型。

不难看出，以上原则的核心就是环境和人。西班牙土地法中说：“继续发展的同时不忘记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即经济、社会、环境的三位一体。具体来说，就是土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资源，还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在规划管理土地方面，必须兼顾环境、生活质量、能源效力、服务和社会凝聚力等一系列因素。”

环境。环境说到底就是生存条件。自然资源是消耗物，其中许多没有再生能力，有能力再生的也需要难以想象的漫长时光。国内不少人还没弄懂怎样才算作“充足”，竟撰文称“中国资源充足”，岂有“明天的面包今天吃”之理？

1972年，英国专家的调研报告对污染的危害作了认真的考量，预测到2050年，食物和自然资源将会枯竭，地球将变成不能居住的地方。最近，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重新分析了70年代关于自然资源枯竭的资料，改称“世界末日”将于2100年降临，比原先的估计多了50年。专家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当时没有预测到诸如减少工业污染、节约能源、加大力度清除污染等措施，也没有预见凭借农业新技术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以及服务业的发展，还有通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新情况。然而，1972年所预见的问题已出现且前景并不乐观。专家奥勒德·琼斯表示：世界人口急速增长对环境产生着一系列影响，不能追求以消耗资源为基础的持续无限发展，我们应汲取教训，集中力量避免到达极限。

为应对生态危机，可持续的绿色生态城市化已应运而生，如玻利维亚的“森林城”和秘鲁的“南丘城”等。而最先进的生态住宅还要论西班牙的特内利菲，除了顾及湿度、气温、植物等等，最重要的特点是实现能源自给自足。这类建筑的原则是重视要建市的地方的气候和生态系统，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和保留生物多样性。

就业。西班牙有一家有着130年历史的家庭式名牌饼干企业。15年前，主人决定关厂，这一决定可能导致一系列后果：饼干企业的工人们——大多是本村的居民将失业；配套的纸箱厂和印刷厂将面临停业，工人也将失业；还会殃及面粉鸡蛋等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商，以及周边的餐饮业和交通运输。这一连环消极效应轰动了全西班牙，男女老少都十分关心饼干厂的命运，社会期待有人买下这家工厂并继续生产该品牌。结果一家公司承接了该厂，该品牌幸运避免倒闭，名气还倍增。

25年前，西班牙科尔多瓦一个小村庄，面包房师傅改行制作婚礼服装，如今成为全西班牙最著名的新郎新娘村，全国各地的情侣到这里来选购礼服，由此带动了鞋帽、珠宝、婚宴、餐饮、旅行社、乐队等一系列配套产品的销售，小乡村变成了繁华的小商城。该村的年轻人到马德里和意大利学习服装设计，成为设计师，而外地的人则到这里就业。以前西班牙大部分礼服都是从中国和摩洛哥进口，现在该厂家的礼服出口到许多欧洲国家。

城镇村落的兴衰取决于政策是否有利于发展。发达国家的农牧业都有国家经济补贴保障，不但能够养活当地村民，有些还过得比城里人好。剩余劳动力流动是合理的，但不能提倡整村整乡浩浩荡荡进城打工，结果钱没挣多少，还荒了家乡的宝地。基于此，中国的城市化重点应在农村，农民不只是劳动力，还是重要的消费者，只要有好政策，他们自会发展自己的家园。

城市规划必须重视保护历史文化

在西班牙，法律对保护城乡历史遗迹、原始风貌、老字商号等，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如规定古老建筑物的修缮允许改造内部，但门面必须原封不动。西班牙最古老的村庄可以追溯到诺亚方舟时代。再如，离马德里60公里、曾是一个小王国的帕托内斯山庄，于1527年用板岩建成，至今保存完好。这类古老城镇在西班牙备受珍惜，都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一个朋友来西旅游，最感意外的就是西班牙呵护历史文化的无微不至。

这让我想起1950年代曾计划建筑的“新北京”。经过一轮改造后，“新北京”没实现，“老北京”也拆完了。我重访北京时，看到珠市口的大栅栏，倍感荒凉失落，王府井和西单也面目全非，“破旧立新”的国人明显缺乏珍惜历史文化的意识。曾有一家中国公司买下马德里的西班牙大厦，计划改建，但由于保持原封不动意味着成本高和技术困难，于是申请把大厦全部拆除再照原样重建，结果遭到市政拒绝。因为拆除后，模仿得再好也是模仿，历史原貌将永远消失，马德里无法再说“这座大厦建于1948年”。

我的一位古稀朋友，每次走过坐落在西贝雷斯广场的陆军总部，都会怀念50多年前服兵役时在那里值勤站岗的情景，感慨道：“一模一样，毫无改变，包括那些树木草坪，时光过去了，却也好像没过去。”人们触景生情，景一旦被毁，则情无所依。把大众喜闻乐见的历史风貌从世人的生活中切除是对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粗暴阉割。

矛盾的是，我们一边发掘远古，一边破坏昨天；一边滥拆，一边高喊复兴。正如人们不能切除昨天的自己，那么为什么要切除昨天的历史？我们某些人在对待城市建筑方面，存在着一种无知的破坏。曾有人嫌弃石家庄名字土气提议改名。纵观世界地名，“华尔街（Wall Street）”译成中文是“墙街”，“白宫（White House）”是“白房子”，“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意为“大山丘”，“马德里（Madrid）”意为“水源”，“巴塞罗那（Barcelona）”是从“船”演变而来的……可见，地名都来自和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给人以归属感和认同感，人们在享受先辈遗留的馈赠时应当感恩才是。

鼓励公民参与城市规划

日本的新宿车站是世界最大的交通枢纽，日客流量达到360万。有报道称：这个奇迹不仅在于基础设施，还在于它是城市规划的典范。在一个居民稠密区建成这个集地铁火车于一体的宏大车站的秘诀，照官员说，“是因为请了两千多杯茶”。城市规划官员每次开会讨论都请上级和居民参与，喝了数千杯茶后，城建部门在公民的担保下绘制出车站设计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已接受了类似日本模式的规划措施。

当前，许多城市已从过去的“现代化”180度大转弯，城市化从政府高层发号施令转型为更民主的方式。1984年，圣保罗的市长还不能靠民主选举产生，30年后的今天，城市化新方案的模本，是在民间社会提供的11000个建议的基础上得出的结果，建议包括：参与预算讨论、方案公开、大众动议、公民委员会、公开听证会、监督执行等。公民参与已成为21世纪城市规划的基础部分，这就要求规划者需具有营造信任和善于对话的能力。

没有人反对发展，然而凡事应有度。寅吃卯粮的教训已足够。经济发展亟需更新观念，没有符合科学理性的观念，就不会有符合长远利益的政策。如果我们愧对大自然的厚爱，报复迟早会来，与其再建一个诺亚方舟，不如善待大地神州，善待母亲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