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国学】

回望六朝：在“门风之优美”的背后
——主持人语

范子烨（1964-），黑龙江省嫩江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选》学会理事、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古文学与文化。主要著作有《〈世说新语〉研究》、《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中古文学的文化阐释》、《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和《竹林轩学术随笔》，发表学术论文近二百篇。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因此，研究我国中古史之一切问题，家族和地域是必须首先予以考量的两大要素。他的这些极富有学术力量的观点，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学术界奉为圭臬，堪称为“陈氏原理”。在此种意义上，中古史实际上就是家族史，世家大族无疑是演绎这部历史的主角。但是，今日看来，尽管“陈氏原理”是一种深刻的具有普遍性的学术认知，但却是一种对中古史的静态观，他考虑的是家族文化的“衡量问题”，而对相关的“变量问题”却重视不够。因此，如果我们深入每一个家族的内部，仔细地观察每位家族成员在历史风云剧变之中的种种言行和种种情况，就会发现“陈氏原理”的局限。这里刊发的三篇论文，对我们了解中古时代的家族和历史，都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首先是美国Cynthia L. Chennault（陈美丽）教授的《高门与孤寒：南朝谢氏族人的升沉》一文。这是一篇大气磅礴、横扫千军、光辉灿烂的学术力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琅琊王氏和阳夏谢氏作为中古时代的第一等高门，素来受到研究者重视，因为此二门的子弟在政治、军事、宗教、文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不仅有一系列卓越的建树，而且其家族血脉和文化习尚广泛渗透于其他家族之中。其中，谢氏作为一个文学世家，三百余年间人才辈出，芝兰玉树，粲然满庭，比较典型地彰显了世族“门风之优美”。西晋覆亡以后，谢氏族人南迁，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谢安从“东山”悄然升起，谢玄又以淝水大捷庇佑了司马氏的半壁江山，开创了南朝四百年文化史的新纪元，谢氏遂成为东晋世族的代表。尽管作为第一等高门，谢氏家族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南朝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谢氏族人的地位却不是恒定不变的。该文详细考察了谢家子弟在南朝的起伏升沉与个体命运。文章指出：“随着东晋王朝的轰然倒塌，当年风光无限的谢氏家族的后裔们也迎来了重大的转关。虽然依仗先辈们昔日的荣光，谢氏子弟对于新的统治者们来说还有种种的利用价值，但另一方面，他们巨大的影响力又让统治者十分忌惮而想方设法对之进行削弱。”作者提醒我们注意到，东晋皇帝执政的平均时间大约是十年，而南朝皇帝执政的平均时间只有六年，在政坛世风的急剧变化以及权力的更替之中，谢氏实际上处于一种门第崇高的仆从地位，所谓贵族势力一直受到皇权以及军事独裁者的约束和限制，谢氏族人面对着种种的选择与困境，其家族各个支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而谢瞻、谢庄、谢朓三人的命运，便是谢氏家族乃至整个世族阶层在南朝沉浮的缩影。该文的重点就是以此三人为个案，展开了对谢氏家族的气势恢宏的深入研究。文章以史证诗，以诗证史，通过诗史互证，展现其心灵世界的翻云覆雨，家族文化的日渐式微以及谢氏子弟在新的社会结构之中的挣扎与困顿。文章的重点在于对南朝谢氏的研究。作者认为，在南朝政权的频繁更替中，谢氏族人疲于应对，与东晋时代那种沉浸于奢靡唯美的生活中的形象有很大的出入，先祖的隐者风范和“门风之优美”也难以维持。谢氏门风的主要呈现方式之一便是文学。文学业绩的辉煌，并未能左右谢氏族人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和实际的人生命运。谢灵运就是一个显例。谢瞻、谢庄和谢朓也是如此。换言之，在南朝的文采风流的背后，隐藏着极端的肃杀、残酷和冰冷。Chennault是理性的，也是深刻的，真如老吏断案，任何诗性的人性的飘忽的解读，在她的学术观照中似乎都没有意义，也都不能成立。她具有历史家的卓识，此种卓识使她透过谢氏家族文学的表象，而掘发出其中的政治微言和内心隐情。正如作者所言：“每个案例都结合其个人作品予以观照，这些文献资料与个人传记的记载息息相关。从诗文之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政事、退隐的真实动机，这也修正了这些贵族历来寄生虫一般的形象，而且，从这些位居高官的谢氏子弟的个人描述中，能够对他们在从政之中面对的问题有更深的了解。”在她看来，谢氏的门风之美与文学之工，并没有使其超越于实际的政治，他们在诗文中的情感表达，都与其现实的政治生态密不可分。Chennault的学术书写是真诚的，也是沉重的，譬如，她依据确凿的史料指出，“谢混被任命为中书令，而且刘裕对有此‘玉人’相伴感到十分骄傲。但是，在谢混卷入一场叛变之后，刘裕这位独裁者毫不迟疑地逼其自尽。直到八年之后建立宋朝，刘裕依旧怀念谢混的‘风流’，并且因登基典礼上的众人不能亲眼目睹谢混之风姿感到无比遗憾。”爱美的独裁者，并不能宽容“美人”对自己的背叛；然而，在“美人”被其消灭之后，他对“美人”的美又无限地追怀！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被Chennault毫发无遗地揭示出来了。文章处处闪耀着创见的光彩。如作者对谢瞻《张子房诗》的阐释，“此诗塑造的张良绝非其《史记》本传中那种复仇者形象”，“赞美刘裕，缅怀刘邦，这即是刘裕从维护司马氏的朝廷到实现自己更大野心的一种转变。谢瞻在诗中将刘裕与刘邦相提并论，对此清人批其记录为不实之‘谣言’，因为刘裕当时尚未登基”。可见在六朝时代，文采必须服务于权柄，有文化的人必须效忠于没文化的军阀，终究难以摆脱被肆意宰割的命运。这就是历史的实情。另如晋宋时代，庄园经济发达，这与“山水方滋”的文学格局的形成有密切关系。但作者指出：“在东晋时期那些私人庄园的扩大之所以能免于检查，一个很大的原因还在于政府希望借此来发展南方的农业，安置大量的难民。而随着时间流逝，大量的土地私有已经对国家没有什么正面效用了。在刘宋早期，长江三角洲地带是最为适合从事农业的地区。荒野成为最后可以被扩张的领域，但将‘山川沼泽’转变为农田会损害大众贫民的利益，因为传统上，他们可以在这些地区渔猎采集，收集柴火。刘宋政府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便是，那些私人拥有的土地是否能被用于农业生产。”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谢灵运被杀的真正原因了。那些不知世变和不识时务的文人，总是难免悲剧的结局。此文确实堪称经典，我相信在学术的史册中它将会永远地炳焕生辉。

与出身寻常巷陌的刘寄奴（刘裕，字寄奴）相比，东晋大将军桓温似乎更高贵一些，尽管后者的门第也比较低。就门第而言，谯国龙亢桓氏与阳夏谢氏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再高的门第也抵不上权利和刀枪。刘裕要了谢混的命，要了晋恭帝的名，他一生杀人无数，最后把自己杀成了皇帝，然而在至尊之位享受三年之后，他便一命呜呼了。桓温虽然没有称帝，但本质上也是如此，类似的人物还有王敦，甚至陶侃。然而，在六朝时代，此类军事强人，偶尔也流露出几许脉脉的温情，其对美的欣赏和追求也是很有趣味的现象。门人贾骄阳所撰《〈世说新语〉对桓温的塑造》一文，比较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桓温其人的复杂性。这是一篇文理细密、文笔优美的文章，作者的学术表达和文章立意都是新鲜可取的。作者以桓温这一历史人物为核心，切入《世说新语》那绚丽迷人的世界，又将《世说新语》有关桓温的文本纳入互文性的文学视域，展现了一个颇有纵深的又非常宽广的文本场域，从庾信、颜之推到辛弃疾和姜夔，众多的经典作家与优秀作品在此交汇，真实的诗史得到了客观的展现与还原。文章指出：“《世说新语》对于人物之塑造历来为人称道，由于其独特的文体与编撰目的，比之正史有时反而更能塑造出鲜活丰富的人物形象。甚至由于编者本身的爱恶喜好，《世说新语》与史书中的同一人物却有着别样的风貌与气度，这种状况在桓温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通观全书，《世说新语》对桓温之风度豪情倍加欣赏，对其尴尬境遇给予理解，对其落寞下场难掩叹息。”因此，后人所接受的桓温是《世说新语》中的桓温，而不是《晋书》中的桓温。“在《世说新语》中，桓温有趣有胆，也有人情味”，“《世说新语》对桓温的相关条目，前后互证，极有层次，字里行间，多隐笔遗韵，个中情致，颇值得人玩味”，而这也正是后代诗人对桓温着迷的地方。

六朝风物在唐代已经被高度诗化了。六朝的兴亡也常常流入唐人的笔端。中唐时代的诗人对六朝的史事和人物有比较集中的书写，这就是胡曾的《咏史诗》三卷。胡曾，邵阳人，唐咸通中（860～874）举进士，不第。尝为汉南从事。著有《安定集》十卷，《全唐诗》卷六四七合编其诗于一卷。尽管这位诗人的名气不是很大，著名历史学家张承宗教授还是敏锐地捕捉到其《咏史诗》的特殊价值，因而写成《胡曾咏六朝诗疏证》一文。文章指出：“胡曾《咏史诗》的特点是，大都选取与历史事件相关的地名为标题，并不按朝代为序；其咏六朝诗采用的是广义的六朝概念，实际涵盖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张先生疏证的胡氏《咏史诗》，包括咏三国诗14首，咏两晋诗8首，咏南朝诗3首和咏北朝诗1首，总计26首。咏史诗在我国中唐时代格外发达，如刘禹锡、杜牧等人，均有垂范千古的咏史名作，其特点在于思想的深刻，发人深省。从这一角度看，胡氏的《咏史诗》未免过于平淡。但是，这些作品毕竟比较集中地表现了诗人对六朝历史和人物的看法，研究唐人的六朝观，这是一份难得的资料，值得我们珍视。我们亦当感谢张先生的劳作。

梵净山人

2016年2月10日新春之夜记于京城鼓簧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