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氏当权时期袁凯的诗歌创作探微

2016-02-13万德敬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4期

关键词：诗歌

万德敬

(运城学院　中文系，　山西　运城　044000)

【文学】

奇氏当权时期袁凯的诗歌创作探微

万德敬

(运城学院中文系，山西运城044000)

[摘要]元顺帝第三任皇后奇氏作威作福，与宫中大阉朴不花在宫廷气焰熏灼。对权力的崇拜使她力挺哈麻陷害贤相脱脱，支持太子与权臣孛罗帖木儿挑起军事斗争，密谋迫使顺帝禅位，凡此种种都造成了元末政局的动荡。袁凯在这期间创作了一些诗歌，记录或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奇氏；朴不花；脱脱；孛罗帖木儿；袁凯；诗歌；元末

元朝中后期达官贵人把得到婉媚的高丽女子作为身价相互标榜，很多女子也得以进入宫廷，元顺帝皇后奇氏(1315—1369)就是其中的翘楚：

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丽人，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家微，用后贵，三世皆追封王爵。初，徽政院使秃满迭儿进为宫女，主供茗饮，以事顺帝。后性颖黠，日见宠幸。[1]2880

奇氏是在至元六年(1340)封为第二皇后，至正二十五年(1365)逼宫未遂仍能封后，足见其在蒙元后期的政治能量(至正二十五年十二月乙卯，诏立次皇后奇氏为皇后，改奇氏为肃良合氏，诏天下，仍封奇氏父以上三世为王爵。见《元史·顺帝本纪九》)。当时有朴不花者，与奇氏沆瀣一气：

朴不花，高丽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时，与不花同乡里，相为依倚。及选为宫人，有宠，遂为第二皇后，居兴圣宫，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于是不花以阉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爱幸之，情意甚胶固。累迁官至荣禄大夫、资政院使。资政院者，皇后之财赋系隶焉。[1]4551-4552

蒙元时代，“宦者多高丽人为之”[2]40。把奇氏引荐到元廷的太监即高丽人氏：“徽政院使宦者高丽人秃满歹儿者，首荐高丽女子祁氏于帝。”[2]11秃满歹儿因为引荐奇氏而在宫中炙手可热，后来奇氏的旧相识朴不花取而代之，“内外百官趋附之者十九”。奇氏特别注重发展高丽宦官势力作为自己的嫡系力量，高丽宦官后来独揽了蒙元宫廷的管理权。[3]当时就有耿介大臣将其比作汉唐季世的权阉。奇氏、太子与朴不花勾结哈麻陷害贤相脱脱，又伙同丞相搠思监结构表里夤缘为奸，与权臣孛罗帖木儿进行殊死的军事斗争，后来逼宫禅位不果。这些都加剧了元朝的败亡。诗人袁凯目击时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袁凯，字景文，号海叟，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生于元至大三年(1310)或稍前，卒于明永乐(1403—1424)之初，享年百岁上下。他生活在元明鼎革之际，一生经历了两朝约十一帝。在元末曾为府吏，入明后于洪武三年(1370)荐授监察御史，后诡得疯疾，告归，久之以寿终。袁凯的一生大致经历了读书、壮游、仕元、避乱、流离、仕明、罢官、执教、隐居的道路。因其在元末以《白燕》诗名擅诗坛，时称“袁白燕”。他曾自编其诗为《海叟集》四卷，明代“前七子”领袖何景明《海叟集序》云：“海叟为国初诗人之冠”。

一、《题葛洪移家图并序》与《登愍忠阁》

袁凯有一首篇幅较长的题画诗《题葛洪移家图并序》，诗中有云：

当时司马衷，愚騃回不慧。牝鸡肆淫虐，骨肉互吞噬。[4]220-224

这是一首五言长诗。诗中一句话很耐人寻味：“牝鸡肆淫虐”。从字面上看，这是针砭西晋悍后贾南风。贾后史称“妒忌多权诈”[5]963，很多异己被她夷其三族。《尚书·牧誓》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母鸡打鸣就预示着将要家道衰落，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占有主导性地位的意识形态，认为女人主政就会使社稷倾颓，所以《谷梁传》记载着古训“毋使妇人与国事”。而贾南风好像生下来就是挑战这些传统的，她荒淫残暴，嗜血贪权，致使晋室倾颓。奇氏与贾后有许多相似之处(除了容貌)，比如贪恋权力和仇杀异己，导致祸起萧墙、悍将跋扈以及兵乱频仍。顺帝以奇氏为后，在当时就有人反对：

(至正八年)台州方国珍为乱，聚众海上……监察御史李泌言：“世祖誓不与高丽共事，陛下践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丽奇氏亦位皇后。今灾异屡起，河决地震，盗贼滋蔓，皆阴盛阳微之象，乞仍降为妃，庶几三辰奠位，灾异可息。”不听。[1]883

奇氏由“贡女”摇身一变而为皇后，除了相貌、才艺和心机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顺帝庶子出身，又有流放高丽的经历。当初文宗为登上皇位毒死明宗，之后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大肆清除明宗一系，先是害死明宗皇后八不沙，然后放逐妥欢帖木儿：

遂徙帝于高丽，使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阅一载，复诏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时，素谓非其己子，移于广西之静江。[1]815

这段人生遭际很容易使顺帝与奇氏产生一种共鸣。曾经流放到高丽的帝王对一位来自高丽的心灵手巧的姑娘产生好感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奇氏与中国历史上的武则天也有可比之处，她们都是在宫廷最底层成长起来的，因为能够进入帝王的私人空间凭着个人的聪明才智飞上枝头，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政治野心急剧膨胀，她们为了站稳脚跟达到目标，结党营私，权倾朝野，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许多内讧，从而导致社会的板荡。袁凯有许多诗歌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惨状。比如：“戈甲只残蝼蚁命，江山只属虎狼威”(《舟次上海县》)、“王伯功名切，江湖战斗忙”(《书寓所壁》)。袁凯又有《登愍忠阁》诗：

唐家高阁古城隈，远客登临宿雾开。诸帝园陵俱寂寞，三韩魂魄尚归来。西山云气空中度，东海潮音地底回。闻说关河有戎马，故园南望独徘徊。[4]159

这是一首格律精工的咏史诗。矗立在诗人眼前的唐代高阁已有六百年的沧桑了，《元一统志》卷一记载：

大悯忠寺，在旧城。有杰阁奉白衣观音大像，二石塔对峙于前。按古记考之，唐太宗贞观九年及高宗上元二年东征还，深悯忠义之士殁于戎事。卜斯地将建寺为之荐福。则天万岁通天元年追感二帝先志，起是道场以悯忠为额。……昭宗景福初节度使李匡威建崇阁七楹三级。[6]

唐初对高丽的战争绵绵不断，英明如李世民者也落得铩羽而归。回国后建寺哀悼阵亡将士。蒙元帝国对高丽七次征讨，耗时二十七年，才使其臣服。[7]29-61这是完者忽都成为贡女进入元代宫廷的历史背景。奇氏因为高丽国王杀戮她的家族，也曾发动对高丽的战争：

初，奇氏之族在高丽者，怙势骄横，高丽王怒，尽杀之。(至正)二十三年，后谓皇太子曰：“汝何不为我复仇耶？”遂立高丽王族人留京师者为王，以奇族之子三宝奴为元子。遣同知枢密院事崔帖木儿为丞相，用兵一万，并招倭兵，共往纳之。过鸭绿水，伏兵四起，乃大败，余十七骑而还，后大惭。[1]2881

这则材料可作袁凯诗句“三韩魂魄尚归来”现实版的注脚。

二、《秋日海上书怀丁酉岁作》与《登虎溪阁》

袁凯作有《秋日海上书怀丁酉岁作》(按，丁酉岁即顺帝至正十七年)，其诗曰：

寡妹城西消息稀，老夫漂泊几时归！朝廷计议知何意？丞相征行事已非。东去鲸鲵方作横，南飞乌鹊正无依。可怜白发孤村里，终日哀哀赋《式微》。[4]76

又有《登虎溪阁》：

秋深时节雨霏霏，独坐江楼看雁飞。烟火数家山郭晚，篷樯几处野航归。谋生计划人皆笑，投老乡关事已非。闻道淮南新易将，江湖此日欲沾衣。[4]20

这两首诗中所言“丞相征行事已非”与“闻到淮南新易将”说的都是脱脱故事。脱脱至正元年(1341)始为相，有“贤相”之誉，以镇压红巾军有功封太师：

(至正)十四年，张士诚据高邮，屡招谕之不降。诏脱脱总制诸王诸省军讨之。黜陟予夺一切庶政，悉听便宜行事；省台院部诸司，听选官属从行，禀受节制。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师次济宁，遣官诣阙里祀孔子，过邹县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邮。辛未至乙酉，连战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贼势大蹙。俄有诏罪其老师费财，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将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1]3346-3347

脱脱在两军对垒势如破竹之时，被解除兵权，这是内部倾轧的结果。陷害脱脱，蹿到前台的是奸相哈麻，其实是奇氏与太子集团意志的表现。脱脱不久又被哈麻矫诏逼其自裁，“贤相”遇害，临阵易帅，士子寒心，当时就有良将自尽于脱脱面前以明心迹，故袁凯诗云“南飞乌鹊正无依”。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害死脱脱，是蒙元自毁长城，从而使义军反败为胜，高邮战役元军溃散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三、《闻诛孛罗帖木儿一首》

孛罗贴木儿，答失八都鲁之子，从父镇压农民军，顺帝至正十七年，父死，代统其军。至正十九年奉命移兵大同，即与察罕贴木儿、扩廓贴木儿父子争夺山西地盘，发生冲突。至正二十二年，扩廓自山东还屯汴、洛，双方冲突更烈。当时顺帝与太子各结外援，顺帝倚重孛罗帖木儿，太子倚重扩廓帖木儿。至正二十四年，太子派右相搠思监矫诏解除孛罗兵权。孛罗拒不受命，进兵攻陷大都。顺帝任命其为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次年(1365)太子在太原下令讨伐孛罗。扩廓军队占领大同。顺帝审时度势，令人刺死了孛罗。在这种背景下，袁凯创作了一首五言长诗《闻诛孛罗帖木儿一首》(至正乙巳十月)：

国步虽微蹇，天心自可稽。爪牙翻噬啖，宗社欲颠挤。蔽日朱旗入，连郊铁骑嘶。紫垣通猰貐，玉座接鲸鲵。圣哲元无惑，晨昏且暂携。济河声杳杳，幽蓟色凄凄。密语亲传罢，中军气欲迷。登坛惟慷慨，抚剑益悲凄。敌忾心逾切，勤王力自齐。义声驱海岳，直气挟云霓。减灶秋烟薄，吹笳夜月低。指挥容草草，进退合祈祈。忌器非忘鼠，忧苗更惜稊。逆徒从翦伐，元恶待屠刲。肘腋能无意？神灵况夹批。吕侯初受命，董卓已然脐。云雨苏烦热，江河灌障堤。万方深慰望，九庙实安栖。天阕归龙种，云山识马蹄。问安纡玉趾，视膳入金闺。膝下欢仍旧，宫中乐未暌。清秋多宴会，仙仗日东西。宫女花垂鬓，都人酒满脾。里闾闻笑语，灯火杂孩提。白日依中道，青春入故畦。远人来服食，绝域尽航梯。世祖功如在，今王敬日跻。鼎彝铭将相，衽席措黔黎。淮海休波浪，湖湘罢鼓鼙。既闻诛柙虎，莫自学醢鸡。桀逆亡身首，忠贤荷璧珪。休同隗嚣辈，终悮一丸泥。[4]160-165

胜者王侯败者贼，孛罗最后被杀，朝廷与社会的舆论便都倒向太子。其实爱猷识理达腊虽然贵为太子，但他与孛罗之间并无忠奸正邪之分，因为他与乃父顺帝争权相当激烈。[8]在太子与孛罗的军事斗争——其实也是太子与顺帝的斗争中，孛罗败北成为反面形象，故而袁凯在诗中将其比作“猰貐”、“鲸鲵”、“逆徒”、“元恶”、“柙虎”、“桀逆”，乃至“董卓”，不一而足。假如孛罗赢得了战争，则太子必是“丹朱”。现在太子胜利了，“天阙归龙种”。袁凯的诗记录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及其结果，可以证史，但是也掩盖了顺帝与太子之间尖锐的矛盾。诗云“晨昏且暂携”，太子不能在晨昏时刻到父皇面前执礼，好像是孛罗搅乱了宫中和谐的秩序，这是与史实不符的。顺帝与太子之间并非父慈子孝。袁凯诗句“问安纡玉趾，视膳入金闺。膝下欢仍旧，宫中乐未暌”描写了一幅其乐融融的场面，其实是假惺惺的。在太子跋扈之时，治书侍御史陈祖仁向其上疏：

且殿下职分，止于监国抚军、问安视膳而已，此外予夺赏罚之权，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宫，而使谏臣结舌，凶人肆志，岂惟君父徒拥虚器，而天下苍生，亦将奚望！[1]4274

这是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的事，陈祖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太子与顺帝争权的事实。在元顺帝诛除孛罗之后，奇氏曾令扩廓帖木儿以重兵拥太子还朝，意在逼顺帝禅位，此事因扩廓不从而流产。所以，袁凯诗中描写的其乐融融具有很大的表演性。袁凯是位饱学之士，自诩“身是江南儒家子，十五学经二十史”(袁凯《大醉后率尔三首》)，后来入明又作朱元璋的监察御史，这说明他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现实眼光。他在诗中故意点出“问安视膳”，不知是他衷心的期许，还是微妙的讽刺？

需要交代的是，朴不花在此之前死于孛罗帖木儿之手。其时，扩廓与孛罗争夺地盘的战争打得很激烈：

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各拥强兵于外，以权势相轧，衅隙遂成。搠思监与朴不花党于扩廓帖木儿，而诬孛罗帖木儿以非罪。二十四年三月，帝因下诏削夺其官爵，且命扩廓帖木儿以兵讨之。[1]4587

当时孛罗被刺太子还朝之后，确实天降大雨，但是老百姓却受了兵灾：

(至正二十五年七月)京师大水。河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八月丁亥朔，京城门至是不开者三日。竹贞、貊高军至城外，命军士缘城而上，碎平则门键，悉以军入，占民居，夺民财。[1]970

这样看来，袁凯所云“云雨苏烦热，江河灌障堤”是写真，而“里闾闻笑语，灯火杂孩提”就是想象了。孛罗的军队攻入京师后曾幽禁奇氏，但百日后奇氏还朝。奇氏之所以能够很快摆脱牢笼，“或言孛罗因夜巡警，至后所留宿，故后复得入宫”[2]127，此等乱伦干纪之事颇同董卓，不过也由此可见奇氏之“性颖黠”。当年董卓被杀之后，百姓歌舞于道，朝廷“尽灭其族”。孛罗被杀后，他的军事力量也随之覆灭，此乃蒙元之中坚，这场军事内讧无疑加剧了元朝灭亡进程。

四、结语

如果说袁凯在《闻诛孛罗帖木儿》诗中称顺帝为“圣哲”有溢美之嫌的话，那他早期自矜“正逢天子中兴年”(袁凯《寄南台掾朱自明，时初复役》)却是肺腑之言。顺帝曾有“至正新政”之举，历时九年(1341—1349)，政治比较清明。顺帝早年励精图治之时，奇氏已经受宠封第二皇后，但“识者知天下之将乱也”[2]12。后来帝后父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君臣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社会现实的板荡疮痍便让这位帝王自暴自弃。从当时宠幸奇氏克服重重阻力封其为后，到后来“怠于政事，荒于游宴”，顺帝所为再次证明了帝王的多情与无情。对此奇氏亦有谏诤：

祁后见帝造作不已，尝挽上衣谏曰：“使长年已大，太子年已长，宜稍息造作。且诸夫人事上足矣，无惑于天魔舞女辈，不自爱惜圣躬也。”帝拂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两月不到后内宫。[2]95

这种冷暴力也许是奇氏加紧夺权的一个动因。在诛杀孛罗之后，扩廓帖木儿又有异志。天下汹汹，顺帝不自责，却将怨气撒在奇氏母子身上：

又怨祁后及太子曰：“向者孛罗举兵犯阙，今日扩廓总兵，天下不太平。尔母子误我。天下土疆分裂，坐受危困，皆汝母子所为也。”怒气不已，太子致被捶楚，走而免。[2]135-136

曾经胸怀大志的顺帝后来走向另一个极端，怨天尤人。当然，致使皇舆败绩的责任不能完全由奇氏母子来担负，但是奇氏、朴不花、太子等人因为专政擅权导致党争倾轧加速了蒙元灭亡的进程，这也是铁的事实。

以奇氏为代表的高丽女性不仅对于蒙元内部的政治制衡拥有巨大的能量，[2]96而且在蒙元与高丽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从高丽王屠杀奇氏家族以及关先生自高丽起兵等事件(据《元史·顺帝本纪九》：“(至正二十三年春)关先生余党复自高丽还寇上都”)可以看出，在顺帝后期蒙元对高丽的掌控出现了极大的松弛，这是由元朝自身风雨飘摇的境地所决定的，故而袁凯《闻诛孛罗帖木儿》诗中所云“远人来服食，绝域尽航梯”只是一种对于昔日美好的追忆罢了。但袁凯诗歌所影射反映的一些基本事实还是能够很好地帮助后人了解那段历史的。

[参考文献]

[1]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3]喜蕾.元代高丽贡宦制度与高丽宦官势力[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3).

[4]万德敬(校注).袁凯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孛兰盼，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6.

[7]乌云高娃.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8]韩志远.爱猷识理达腊与元末政治[C]//《元史论丛》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

【责任编辑张琴】

[收稿日期]2016-02-27

[作者简介]万德敬(1967-)，男，河北青县人，运城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