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嘎，边　疆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太原　030006）



《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的文本特点与史料价值

李嘎，边疆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太原030006）

〔摘要〕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由“生于斯，长于斯”，虽曾留学日本却具有士人情怀的刘天成所作，此志书的成书背景与纂者所处“睁眼看世界”的时代背景和其自身“立功、立德、立言”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作为山西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少有的保存较好的民国村志之一，这部纂修于新旧过渡时期的志书表现出体例完备、编排灵活、内容翔实、考证精准等文本特点，又因其重现了民国时期汾阳西陈家庄的物产生活，见证了民国时期汾阳西陈家庄的时代变迁，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堪称民国时期山西村志中的典范，对当前地方文化事业和方志纂修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乡土志；文本特点；史料价值

边疆（1990-），男，山西五台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

中华民族自古有“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的传统，史书和地方志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历来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其中，地方志因其记载内容广泛，具有“资治、教化、存史、致用”的功能，使其在保护和传承当地文化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村志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延伸和补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但由于村志并非史学主流，在纂修后不能及时出版，加之受历史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留存下来的数量较少。以山西省为例，截至2016年2月底，山西省共有村庄28 226个，拥有本地村志的村庄却屈指可数，且现存村志多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全国性的修志高潮之后，这就使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村志具有了较高的史学价值和研究价值。据《全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目前山西省可查的民国时期村志仅有《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1〕140-141，这部村志由汾阳西陈家庄人刘天成纂修，他在书中详细记载了西陈家庄村在民国时期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人物、制度、风俗、物产等内容，展示了山西省的村庄在民国期间丰富的村落文化，为学者们研究民国时期的山西村落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撑，拓展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范畴，有利于山西省乃至全国各界人士对民国期间山西村落的全面认识和理性研究。

一、《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的纂修背景

《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的纂修背景与纂者刘天成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刘天成，字汝玉，号韫斋，汾阳西陈家庄人，生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卒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毕业。纂者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开始纂修《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历时四年，至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完成。作为一部从民国时期保留下来的较为完备的村志，其在山西村志中的地位不容小觑。

（一）时代背景：“睁眼看世界”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发了有识之士们救亡图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他们“睁眼看世界”，积极向西方学习，但仍然无法使中华民族摆脱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与此同时，19世纪中期的日本也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但其通过明治维新一跃而成为强国。两国之间的鲜明对比促使包括刘天成在内的大量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刘天成在日本求学期间深刻地感受到了日本民众对国家的强烈爱国情感，他认为正是日本民众普遍存在的这种爱国情感才促使日本在数十年间摆脱屈辱成为强国，这使他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编写乡土教材来激发本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增长本国民众的智识，进而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刘天成的这种想法可以从同时代读书人田雨时的文字中体现出来：“刘君汝玉，负笈东瀛，稔彼岛民，咸知爱国，即果溯因，功乃在夫乡土科之教学，归而有感，爰纂斯集。”〔2〕132因此，他回国后就开始积极整理汾阳地方志文献，并于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后相继编写完成《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汾阳乡土志》《汾阳县地理》《汾阳遗事》等著作，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文化背景：“立功、立德、立言”

刘天成成长于晚清时代，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积极而高尚的士人情怀。他“因纲诸行笈，俟暇校讐，俾传永久，迨共和肇造，村政厉行，遒与同人谈及，咸欲继续增修，已成先达未竟之业”〔2〕133，力图完成自己作为士人“立功、立德、立言”的使命，进而实现造福一方、润泽后世的目标。此外，刘天成在注意到史学研究主流的缺陷（只关注民族精英而忽视普通民众）后，提出了“是知天下之大，未使非由一乡一邑，推而广之者也”〔2〕133、“然则志夫一乡一邑，又焉得而小之哉”〔1〕133的著书理念，也正是他这种“小史掌邦国之志”的历史观最终促使其沉心写就了《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

二、《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的文本特点

《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虽为一部村志，却具有体例完备、编排灵活、内容翔实、考证精准等文本特点，表现出纂者刘天成积极高尚的士人情怀和严谨务实的学人风范。

（一）体例完备，编排灵活

西陈家庄现隶属于汾阳市贾家庄镇〔3〕11。民国时期，西陈家庄隶属于汾阳第一区〔4〕，在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共有居民355户，1 693人。如何全面准确地将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大村”村志写好，对纂者刘天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为此，他采取了仿照县志体例的写作方法，将整体结构分为3序4卷18门。3篇序内容精湛、含义深刻，分别由王堉昌、田雨时、刘天成所作，约1 450字。其中，王堉昌在序中介绍了《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突出了纂者“小史掌邦国之志”的理念；田雨时在序中突出了纂者刘天成著书立说的爱国情感；刘天成在序中突出自己要完成前人理想，增修村志的抱负。例言1篇，约330字，介绍了村志共分4卷的依据，即以土地为本、有土而后有人、有人而有政事、附载艺文为依据来书写四卷内容。具体来看，第一卷的内容与土地相关，主要记载了西陈家庄的村图、疆界、物产和附着于土地上的村内街市、庙宇、古迹等6门，约8 060字；第二卷的内容与土地之上的人有关，主要记载了户籍、生计、乡约、善行、节孝、选举捐职列士籍附等6门，约10 560字；第三卷的内容则为与人相关的村中政事，主要记载了村制、水利、教育、灾异、杂识等5门，约16 610字；第四卷只有艺文志1门，但是内容最为丰富，主要记载了与本村有关的艺文，包括描写本村风土人情的经典诗文和由本村贤人写的文章诗歌，约18 290字。

值得注意的是，该村志并未照搬县志的体例，如星野、沿革等内容，各卷各门之间的内容编排灵活全面、重点突出，不仅成为民国期间纂修村志的典范，时至今日对相关领域文化工作者续修各类文化志书依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内容翔实，考证精准

刘天成认为纂修村志最基本的目的是“重现”历史，因此，他在《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中记载了丰富的内容，希望通过对当时村庄真实情况的记载，为后人研究民国年间的山西村庄提供翔实可靠的信息。

例如，在第一卷的“疆界”一门中，刘天成依据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村副郭振伦调查的资料，将村中四至、疆界，甚至每一块土地的面积、位置都作了阐述，如“桥北境（广济桥北），南北畛，北至小罗城界，南至马跑河，西至河北境，东至文峪新河外堤，全境大小块共计28段，合地219亩”〔2〕142。类似的地块，纂者都按村庄的南、东、北、西逆时针方向一一说明，其中村南分为西南14块地、正南12块地、东南7块地，共计3 263.95亩；村东、村北、村西分别有2 509亩、939.2亩、898.57亩，全村土地面积总计7 610.72亩。在物产这一门，纂者除了将谷类、蔬菜、瓜类、果类、木类、花类等品种一一列出外，还结合自己对农作物的考察，将其所知的农业知识分为区别土壤、研究肥料、查度气候、预防病害、选择子种等8个部分，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了一一梳理。在街市这一门，纂者对18条街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位置和名称的补充说明，同时附着了11条里巷和10座闾门。在庙宇这一门，纂者将22座家庙、祠堂、宫、阁、庵等进行了梳理。在古迹这一门，纂者清楚地标注了王壮桥、青龙堡、古土台等7个古迹的位置、得名、保存状况，同时将村内典型的19座井的位置和水质标出，内容翔实，令人赞叹。

在第二卷“户籍”这一门，刘天成将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本村新编的户籍列入。从第一闾到第十一闾，不仅将每一闾的户主名字都写出，并按照士、农、工、商、军、医、堪舆等职业进行了一一标注，同时将全村355户的家庭人口进行标注，如“第一闾，刘庆槐，邻长，商，男二口，女一口”〔2〕154；“第十一闾，吴凤璋，堪舆，男五口，女三口”〔1〕166；等等。由此可见其记录之精细。在生计一门中，纂者对西陈家庄355户村民的谋生手段进行了分析，分为农民、商民、士民、杂业人员等4类。在乡约一门中，刘天成除了列举当时的乡约规范之外，还将本村旧有禁令及遗俗15条也列出，此外还有立不动产等契约的规定和程序。

在第三卷“村制”一门中，刘天成将村中制定的村政大纲、村民会议、村禁约、息讼会、保卫团、监察委员会简章、村公所办事简章等列出。例如对村政大纲关于儿童失学者的规定，“悉依本省（山西省）省政府颁发改进村制办法之规定”〔2〕150，“至于儿童失学，应先整顿男女初级小学校，实行强迫其父兄，均令子女入学”〔2〕151。在水利一门中，刘天成重点引著了《重修马跑河堤记》《马跑泉分水入城暨上下游引溉图考》，其中，《马跑泉分水入城暨上下游引溉图考》篇幅最大、内容也最为丰富，不仅介绍了马跑河（峪道河）的分水情况，还将马跑河所流经的村落的内容详细列出。在杂识一门中，刘天成介绍了西陈家庄村名的来源、神武镇的命名、王壮桥、奎星阁以及补修关帝庙、乐楼、三圣祠等建筑的过程，最后增加了对西陈家庄交通的介绍，如邮政和公路的情况。

在第四卷的内容中，独设艺文一门，分为公村纪事文、村民纪事文、村耆著作文和杂体诗4类。公村纪事文以碑刻为主，自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起到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为止，记载了西陈家庄约413年的历史，其碑刻内容主要为王壮桥、西门文昌龙王庙、三圣庙、关帝庙、圣母庙、上帝雷公庙等的修建背景及修缮情况。此外，村民纪事文9篇、村耆著作文7篇、杂体诗31首。其中，村民纪事文和村耆著作文的内容多由刘天成摘自墓碑记录，包含了被记录者的生平经历及部分古老地名，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当地的社会常态；杂体诗则主要收录了关于村中景观及当地乡贤所作的诗。

此外，刘天成在纂修《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的过程中，还注意到了数据资料的重要性，他认为精准的数据资料能确保研究对象的真实性，提高对研究对象把握的精准度。因此，他在文中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数据资料。比如，在第一卷的疆界一门中，刘天成把西陈家庄村的地块标注得清清楚楚，将数量一一核实，并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为研究本村土地疆界的变化、界定民国时期村落的大小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样，在第一卷的物产一门中，刘天成将土壤依据砂质的含量分别精确到二成、三成等进行区别。此外，在第二卷的户籍一门中，刘天成把全村11闾355户1 693人的详细资料一一罗列，内容的精细程度在同类村志中并无前例，这也为相关文化工作者研究民国时期山西村落的姓氏结构、家庭规模、性别比例、职业特征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西陈家庄的后人认识和追忆先祖以及部分家族续写家谱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的史料价值

自古以来“史志一家”，史中有志，志中有史，任何把史志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做法都不足取。同时，历史具有严肃性，对历史的记载要有依据，要尽己所能保证自己记录历史的真实可靠性，而如何使历史具有可信度，刘天成认为：“县邑无可采之风，无可录之贤，彼一代之史，何所凭藉而传信天下后世乎？”〔2〕133“使以乡村为不足志，则县邑之文物制度，异世必茫然无稽。”〔2〕133刘天成从纂修一乡一邑的方志做起，为更高规格、更大范围内的方志书写提供了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现了民国时期汾阳西陈家庄的物产生活

《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内容全面、包罗万象，农业、建筑、制度等方面均有涉猎，成为今人了解民国时期山西乡村社会全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农业方面，刘天成将本地所产的蔬菜、瓜果等特色农产品分门别类地进行介绍，使今人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可以了解到民国时期当地部分农产品的品种分布、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饮食，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当时当地重要的农业生产信息，包括不同农作物的储存方法、生产周期、产量及其他注意事项，这对当地后人的农业生产生活以及专家学者对农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建筑方面，刘天成将西陈家庄当时存在的街市、里巷、闾门和该村的家庙、祠堂、宫、阁、庵等寺庙建筑以及王壮桥、青龙堡、古土台等古迹的位置、得名进行了详细的标注，这为研究者在结合村中老人口述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民国时期西陈家庄的规模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在制度方面，刘天成收录了民国时期西陈家庄关于村落治理的大纲、约定、简章、办事流程等内容，这些规章制度记录了民国时期村政的变化，为学者研究当时村落的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撑。如在村禁约和保卫团的规章中，皆有“送区公署，或转送县政府惩治”〔2〕152，借此可以梳理出民国时期县级以下政区政务处理的流程。此外，山西在民国时期实行了“闾邻制”，具体落实情况可从该村志略知一二，如刘天成在该村志中将村中的村公所组成人员及其职务一一罗列，这对研究山西近代农村基层政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其他方面，比如教育方面，刘天成对当时每一个上过高级小学及以上的毕业生都作了记录，并将他们所上的学校名字标明，这为专家学者研究民国时期学校教育体系提供了翔实的史料记载；在就业方面，纂者将村中的商户和农户分别进行统计，西陈家庄的商民有103户，约占全部从业者的1/3，村庄中从商的村民比例较高，这可以作为明清以来山西商业发达的例证之一；在水利方面，刘天成对流经西陈家庄的马跑河和文峪新河的水文情况进行了介绍，为研究者了解当地村落位置和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见证了民国时期汾阳西陈家庄的时代变迁

《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成书于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其所记载的内容刻上了时代的烙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成为学者研究当时村落的重要史料，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如在第一卷的选举捐职列士籍附一门中，刘天成记录了81名村民，记录方式由传统的“李大观，字云樵。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咸丰十年庚申进士。历任直隶万全县、江西信丰县、万载县、庐陵县知县。护理吉安府知府”〔2〕177，转变成“王克斌，字彩轩，本邑第一区区立高小校，河汾中学毕业”〔2〕179。从记录传统的科举功名人士到记录近代新式学校毕业的学生，这是刘天成突破以往村志内容的写作方向之一。同时，在近代学校毕业的学生中增加了女子的名单，如“刘媛，字兰亭，本邑县立女子高级小学校毕业”〔2〕179。这些记载内容在以往的村志类书籍中并无前例，应当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重视。又如刘天成在该村志中列出旧有禁令及遗俗15条，其中之一是“旧俗每月七月十二日关帝庙大会，彭家街、庙东西街、高家街……民国十一年改会期为六月二十四，关帝庙前街是日设供，近改为九月十三日”〔2〕171，变更关帝庙会的时间成为风俗易变的例证；“旧俗每年二月初三文昌诞辰，八月初三奎星诞辰，文英会献戏各三天，均借关帝庙乐楼。自共和以来，不恒献戏，屡年牺牲”〔2〕171，这也是民国以后，改变当地风俗的一个例证之一。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为现阶段研究西陈家庄在民国时期的风俗变化提供了重要史料。

此外，还有“年来官厅提倡实业，试种棉花，稍著成效”〔2〕149，成为民国年间山西推广“六政三事”的重要史料之一，种棉就是“三事”之一，反映了山西农作物生产在民国年间的变化；民众日常生活所用的货币也由“光绪三年丁丑，旱，斗米值钱两千四百文”〔2〕173的“文”变为“民国九年庚申，旱，各区另筹集千八百余元”〔2〕173的“元”；同时，民国之前没有的新称呼，如“会长”〔2〕153、“监察委员”〔2〕154、“区公署”〔2〕153等也逐渐出现，凡此种种，皆见证了汾阳西陈家庄的时代变迁。

〔参考文献〕

〔1〕李裕民.民国山西乡村志五种·前言〔G〕//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2002：140-141.

〔2〕刘天成.民国十六年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G〕//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2002.

〔3〕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汾阳县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11.

〔4〕刘天成.汾阳县地理调查概要〔M〕.民国二十五年手抄本，刘天成堂侄刘瑾收藏.

责任编辑白慧玲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6）03-0110-04

〔收稿日期〕201远-04-27

〔作者简介〕李嘎（1979-），男，山东邹平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