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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军入闽作战的经过及得失

2016-02-11□石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围剿红三军团中央苏区

□石 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宣教局,北京 100080)

[收稿日期]2016-04-25

[作者简介]石雷(1955—),男,浙江新昌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干部,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军史。

东方军入闽作战的经过及得失

□石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宣教局,北京100080)

[摘要]1933年3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一分为二分割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从福建和江西两个不同方向出击敌人。7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三军团和红十九师组建东方军入闽作战。随后,彭德怀、滕代远等两度率领东方军主力入闽作战。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歼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大量军事物资,扩大了政治影响,为扩展红色区域、巩固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央苏区;红三军团;东方军;反“围剿”;入闽作战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5-0072-07

1933年3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一分为二分割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从福建和江西两个方向出击敌人。7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三军团和红十九师组建东方军入闽作战。随后,彭德怀、滕代远等两度率领东方军主力入闽作战,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歼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大量军事物资,扩大了政治影响,为扩展红色区域、巩固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本着从史实出发的态度,本文主要从东方军入闽作战探讨东方军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一、东方军入闽作战的时代背景和决策过程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其错误路线主要表现为冒险主义,反复要求各地红军“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同年9月,由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王明赴共产国际工作,加上此时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够半数,于是经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以下简称“临时中央”)。在临时中央给各地红军的训令中,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将在最短时期中实现起来,反动统治的丧钟是在响着,苏维埃运动的烈焰,正在燎原,努力吧!为着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的胜利!”。[1]

1931年11月7日至22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武装建设。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后叛变)任总经理部长。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毛泽东同志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免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另一方面给了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主席的名义。由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只是个空架子,这个“执行主席”也只能是个空头衔。“起初,毛泽东同志曾试图利用他尚未离开部队的条件(当时毛泽东同志仍随红一军团行动)发生影响,但终因党内斗争十分激烈,莫可奈何,他只好赋闲,到汀州医院去养病。”[2]P162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传达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斥责毛泽东在军事上“保守、退却”,坚持的是“纯粹防御路线”,对毛泽东进行系统的批判。会议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毛泽东同志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把毛泽东同志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正确批评,指责为“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还指责毛泽东同志是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的方法指挥战争,等等。宁都会议决定继续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在敌人新的“围剿”开始之前,就以自己的进攻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2]P179“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同时要反对不认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忽视与放松充分动员群众工作的严重错误。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示〔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到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3]会后,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1932年底至1933年3月底,国民党军40万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下,运用“诱敌深入,运动反击”战术,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运用大兵团伏击的作战方法,集中主力歼击敌之一路,在江西宜黄县黄陂、草台岗接连破敌,两仗歼灭国民党军近3个师,俘敌1万多人,从而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也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红一方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战果尤其是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两战皆捷,更坚定了博古推行进攻战略的决心。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6月初,博古、项英等赶到江西宁都,召开中共中央局(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而成)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项英、陈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杨尚昆。会议决定: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回瑞金,另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朱德、周恩来分别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之职。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宁都会议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转移到博古和项英手中。这样,“左”倾路线掌握了军事指挥大权。

6月7日,以项英为首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关于改编红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强调“照中国工农红军新编制,一律改编”。奉中革军委的命令,第一军团,由林彪、聂荣臻率领,驻永丰藤田、小岭一带;第三军团,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驻乐安太湖坪;第五军团,由董振堂、朱瑞率领,驻乐安善和中村等地,分别进行整编。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随总部驻善和中村庵下屋;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随红三军团指挥部驻太湖坪的“万寿宫”。

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和周恩来亲自指导下,在乐安太湖坪进行整编,史称“太湖坪改编”。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按“三三制”的原则,把原小军小师按“三三制”原则编为大师大团,将原来的小团编为营(当时小团直辖连),改变了适应山地作战的组织形式。将第二十一军和兴国模范师编入红三军团,同时取消军的番号。红三军团经过整编,军团直辖第四师、第五师、第六师3个师。每师编3个团,每团编3个营,每营编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红三军团原属的第五军一、二、三师,改编为第四师,下辖第十团、第十一团、第十二团;原属的第七军、二十一军改编为第五师,下辖第十三团、第十四团、第十五团;新编入的原兴国模范师改编为第六师,下辖第十六团、第十七团、第十八团。“表面上看起来主力红军编制扩大了,由原来的三个军团增加至六个军团,但实际上是摆空架式,徒有虚名。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凡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时候,总是把肥皂泡吹得满大,虚张声势,干那种自欺欺人的蠢事。其结果,无不以使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而告终。”[2]P189

6月13日,临时中央正式推出“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略方针:主力红军实行“分离作战”,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这一“方针”,其实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史称“上海计划”。“上海计划”认为,红一方面军在整个夏季应在东、西两个方向“分离作战”。博古和项英对这一意见奉若“圣旨”,他们具体提出:以红3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以红1、5军团组成中央红军,在赣江、抚河之间作战,负责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最后,集中主力夺取抚州(今临川)、南昌,实现所谓“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乙.粤敌目前尚不是我们改变上海总计划的理由,而且更急迫要我们执行上海计划之第一步,以威胁十九路军右侧翼,引动他们破坏粤闽敌配合进行的计划。如闽敌急进,则我东方军可以顺而南向,打击闽敌侧背,但我三A*即红三军团。在目前情形下,或须暂缓北向行动。丙.上海电最主要的为建立两作战线,以准备八九月之总进攻,因之在目前阶段上,将[来]抚赣间区域作为我们钳制方向,而以清归*即福建省的清流、归化。间为这时间之反突击方向;在战略总之防卫方面下,一五军团及两个独立团,足够担负钳制任务,而反突击之力量,亦必须以三军团与彭即彭德怀。为指挥适合。丁.现在已非我们从容讨论一个又一个计划的时(候),请于接电后重新考虑接受上海整个计划及我们的提议,即以三军团代五军团并立即行动。”[4]

获悉新军事战略方针后,朱德、周恩来思虑再三联名致电博古、项英,表示原则接受夏季作战方针,但强调“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该分开”。项英和博古连续致电前方,表示“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5]P82批评朱、周消极对待临时中央指示。周恩来只好复电瑞金表示:“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名。一九三三年一月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在江西南城作战牺牲,为纪念赵博生,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经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三十次常委会议决定,一月十三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布第十五号命令,将江西省宁都县更名为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6]

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指示,于1933年7月1日发出《关于东方军的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命令以红三军团(暂缺第六师)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由彭德怀兼司令员,滕代远兼政治委员,邓萍兼参谋长,袁国平兼政治部主任。为了配合东方军作战,军委指示已在福建的红三十四师、闽赣省军区和福建省军区所辖的各红军独立师、团、营,统归彭滕两人就地指挥。并强调,“在整个作战上,东方军仍由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

7月1日,东方军出发之前,东方军主力部队红三军团第四师、第五师和军团直属部队共一万余人,在太湖坪举行了东征誓师大会。彭德怀司令员在会上讲话,表示响应临时中央提出“筹款百万,赤化千里”,“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号召。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大力发展根据地,首先向东开辟和发展根据地”。同时强调:“要巩固现有根据地,充分作好粉碎敌人即将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准备。”当天,部队立即从太湖坪出发,移至广昌头陂地区集结,做好入闽作战的准备。5日,参战部队到达福建宁化以西地区,开始了入闽作战。

二、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具体经过

东方军入闽后,中革军委给东方军和福建军区领导发出一道又一道指令。周恩来忍无可忍,致电项英恳求:“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在战斗中大忌。”周恩来于7月20日,不得不再致电项英,反问道:“我们争论并非企图不同,更非执行‘上海计划’不忠实,你何以喋喋虑此?”后来,杨尚昆追忆,“博古、项英和以后的李德下命令时,朝令夕改,使前方将领无所适从。周恩来有过不止一次的申述电报,他们也不理睬。周恩来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他的不满情绪,但我们看得出来。”[5]P82

入闽作战后,东方军积极对国民党军驻闽部队第十九路军展开进攻。7月9日、14日、19日,东方军相继袭占归化、清流二县及宁化县泉上土堡,重创闽西军阀卢兴邦部。其中,泉上土堡战斗战果辉煌:活捉国民党宁化县长黎群薰,毙敌团长程思海以下官兵300余人,俘敌900余人,缴获步枪750支,迫击炮3门,机关枪3挺,手枪60支,大洋1万余元和大批粮食、食盐。7月底,东方军前锋指向连城县。

国民党十九路军区寿年部七十八师占据着连城,总兵力约万余人。区寿年将主力驻防于连城及附近地区,以一团兵力驻防在龙岩至连城、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口的朋口镇。据彭德怀回忆,当时上级给东方军规定了“由北向南处于仰攻地位”,[7]P180但是这样难于让敌人接近,无法完成任务。为此,彭德怀亲自带领侦察排,冒着酷暑深入前沿阵地侦察,寻找攻击点。经过研究,选择朋口作为突破口,采取围城打援的方针,调动连城援敌,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7月29日晨,东方军向朋口守敌发起进攻。30日,在东方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全部阵线被我突破,红军愈战愈勇,不到5个钟头,敌守军被我全歼。8月1日,东方军攻城部队在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举行了纪念“八一”建军节和祝捷大会。

8月3日,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恐区寿年师被全歼,电令区师放弃连城,向永安撤退。当区师主力撤至连城姑田镇时,东方军先头部队奋起直追,一口气奔跑40余里,终于在姑田镇追上敌人。敌人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东方军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3挺、步枪300多支,子弹10万余发。此役,东方军共消灭区寿年师1个旅3个团,俘敌团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0余支,军粮1500担,无线电台3架,筹款万元以上。

8月4日,连城守敌弃城而逃,我军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连城。8月8日,为庆祝东方军在闽西对19路军作战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毛泽东与项英、张国焘联名致电彭德怀、滕代远,发布《中央政府电贺东方军的伟大胜利》。8月16日,除留福建军区第34师驻守连城外,东方军其余部队奉命执行第二阶段新的战斗任务,即向闽北进军,逼近沙县、将乐、顺昌3县,解放了沙县夏茂、高桥等地。26日,攻占闽江上顺昌县洋口、延平县峡阳两个重要商港,获得食盐十几万斤、煤油600余斤,还筹款10万元。8月30日,东方军司令部在洋口下达向延平挺进的命令:以一部兵力围攻将乐、顺昌,主力围攻延平,意在调动沙县、水口两处之敌来援,求歼援敌于运动中。由于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行动谨慎,东方军未能大量歼灭援敌,围攻将乐、顺昌也久攻不下。

第五次“围剿”,从一开始蒋介石就占了主动。9月28日,黎川县城失守当天,周恩来连续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建议集中东方军和中央红军,利用敌占黎川后发生的兵力调整,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歼灭之,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李德、博古、项英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来关于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见,而急于收复黎川城,提出“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在福建同十九路军作战的东方军撤围,日夜兼程北上,一部到黎川西南阻击城内敌人向南推进,主力则进攻黎川西北的南城县硝石镇,企图南北夹击,重夺黎川。10月4日,东方军分为两个纵队撤退,分途回师江西,结束了第一次东征。

10月28日,为推行进攻计划,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7军团、红9军团,红7军团以寻淮洲为军团长,肖劲光为政委,下辖第19、第20、第34师;红九军团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委,下辖第3、第14师。11月11日,李德又令红7军团深入敌后,进攻敌人的战备要点金溪县西部的浒湾镇。在浒湾东南的八角亭高地附近,由于遭受敌人三面夹击,红7军团身处险境,东方军主力迅速驰援。在八角亭高地东南,东方军和阻击之敌发生激烈对峙。12日,在敌密集火力和飞机助攻下,东方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11月17日,敌军5个师重兵又向配合东方军作战失利、退守云盖山、大雄关阵地的中央军猛攻,我军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继续向苏区内转移。此后,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便在实际上取消了。至此,中央军、东方军虽经近两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在“实际上取消了”,是指其已经名存实无,但直到1934年1月才真正取消这两个番号。

三、一个打破敌人“围剿”的绝好机会因中央军和东方军分兵作战而丧失

连城朋口战斗,东方军打垮了19路军主力区寿年师,是随后促使该军联共反蒋抗日的一个“重要因素”。[8]P217在红军中央军、东方军反“围剿”作战受挫之时,历史给了李德、博古、项英一个打破敌人“围剿”的绝好机会,这就是“福建事变”。*福建事变,即一九三三年冬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为骨干,在福建发动的抗日反蒋事变。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将第十九路军调至福建参加反共内战。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影响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李济深等人,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与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在蒋介石的坚决镇压和分化收买下,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这对红一方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无疑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但是,“在蒋介石重新调整其部署,集中对付第十九路军的情况下,临时中央继续实行分兵作战的错误方针,将红一、三军团分开行动。红一军团被调至黎川、泰宁之间,进攻敌人的堡垒线,与敌拼消耗;红三军团再次被调至福建去攻打沙县。”[2]P199结果,十九路军被蒋军打垮,福州陷落。

当时,毛泽东同志曾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敌军回援其根本重地。这样,既可以粉碎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彭德怀同志也曾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同志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支援第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可收一石数鸟之效。但这些正确的建议均未被临时中央所采纳,彭德怀同志又建议红军尾随敌人调动的部队打,既可以消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又可以给第十九路军以战略上的配合。临时中央仍不予置理。[2]P198-199

12月11日,为在军事上策应“闽变”,彭德怀指挥东方军主力对由黎川县城出发南犯团村的国民党军迎头痛击,以猛打猛冲的战术,将敌人击溃,随即尾敌追击。团村战斗,开头虽然将敌人击溃,由于东方军孤军无援,终未能吃掉敌人这个师。

当时,临时中央只有“左”的偏见,没有真知灼见和魄力。博古认为,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是冒险主义;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也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变种”、“奴仆”,不可靠的“中间势力”,主张不予支持,让他们同蒋介石自相残杀。被博古奉为“军事权威”的李德既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了解红军游击战争的历史,他始终坚持,“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运动战”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当红军内部还在争来争去时,蒋介石已使用武力讨伐和政治分化的手段,解决了福建事变,又集中力量向中央苏区攻来。我们已丧失战机,全面陷于被动。”这时,李德又不顾实际情况,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准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作为第五次反“围剿”的中心口号。

在争论中,项英专擅地要朱德和周恩来转告彭德怀、滕代远,说中革军委已作决定,应该“停止建议”。12月,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滕代远的红3军团政委兼东方军政委职务,改任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滕代远和彭德怀一起工作多年,是红3军团的老政委,“两次当选为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和彭德怀是老搭档。彭对把滕代远调走很不高兴,但只好服从。”[5]P84中革军委派杨尚昆接任红3军团政委兼东方军政委。这时,蒋介石的东路军从闽中西进,协同北路军向中央苏区袭来,中革军委命令东方军从建宁东出延平、沙县,阻止蒋军西进。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最高峰,会议强调:中国已面临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在军事上,博古等仍然强调进攻路线,接受了李德反对堡垒主义的“短促突击”战术,提出“为夺取新的苏区与中心城市而斗争”的口号,使红军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会后,朱德虽然继续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但另设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实际上的决策人是后来被称为“洋钦差”的李德。周恩来、王稼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从瑞金赶到红3军团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正在召开分兵的会议。会后,彭杨率领以3军团为基础组成的东方军向福建的沙县进军。

“沙县城由国民党新编第五十二师卢兴邦部两个团驻守。红三军团采取挖坑道爆破的方法,炸开城墙,奋勇突进城内,全歼守敌。继之,七军团又乘胜攻占尤溪县,缴获了卢兴邦的一座兵工厂,并且搞到一大批盐。红军战士兴高采烈地把缴获的大批物资和机器搬运回瑞金。这是红三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的第二个胜仗。但这只是在战术上取得的局部胜利,对全局并无多大影响。”[2]P199

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第二十八期)中刊登了相关消息:“东方电:我东方军之部于(一月)二十五日午前七时完全占领沙县城,将困守沙县城之卢兴邦部两团及靖匪千余完全消灭,缴获步枪三千余支、平射炮数门、迫击炮十数门,机枪数十挺,活捉卢逆儿子及旅团长,俘虏四千余人,并缴获百瓦特无线电一架,医院两个,内藏药品极多。还有一个兵工厂,可造手榴弹、地雷等,规模极大,需一万五千伕子才能运完。我东方军正继续这次的胜利,计划消灭蒋介石入闽主力,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把苏维埃红旗插到全国去!”[9]

2月上旬,东方军主力奉命从福建调回江西,参加于都三溪圩反击战,沙县交给红7军团防守。从此,“东方军”的番号不存在了。“入闽作战三个月的东方军未及休整,即由闽北西返,经将乐、建宁、泰宁向黎川前进。当部队进至黎川东北之洵口,不期与敌赵观涛的第六师第十八旅遭遇。彭德怀同志机动指挥红三军团,将该敌全歼,生俘敌旅长葛仲山。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取得的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2]P193-194

四、结论

解读这段历史,不难看出,东方军入闽作战,从政治方面,帮助恢复和发展了苏维埃政权,掀起了踊跃参军参战的热潮,极大鼓舞了军民的斗争士气;从经济方面看,东方军“筹集了大量物资运回,部分地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穿衣、吃盐等等困难”,从而保证了战斗人员的稳定;[8]P208从军事方面看,帮助整顿和加强了闽西地方武装力量,保证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东方军虽是外线出击,但对手是十九路军,所以东方军选择的突击方向闽西北相当正确。如果突击闽西南,那是十九路军的主力所在地,东方军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东方军两次入闽,一是从战域上扩大了苏区地盘,二是从战略上大量补充了自己的战斗力量。福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战略屏障,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方军选择的突击方向是正确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对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是一个有利的机会。

综观全局,“红一方面军的分离作战结果,丧失了反‘围剿’的准备时间”。[10]P74黄克诚后来感慨:“红一方面军历来作战都是协同配合,集中相对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所以屡战屡胜。经验证明,红一、红三军团分离作战,就打不好仗,就要吃亏。”[2]P162当东方军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联系起来,它就被丑化甚至埋没了。现在正确评价三军团、东方军的功绩,把东方军新开辟的福建苏区也纳入中央苏区范围,这是符合史实的。不能因为当时领导权的争斗,就否认东方军的功绩。东方军入闽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给敌人第五次“围剿”准备工作以一定程度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士气,“东方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8]P208

[参考文献]

[1]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R].1931年12月4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2]黄克诚回忆录(上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R].1932年10月21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4]苏区中央局对新作战计划之意见致周恩来电[R].1933年6月22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5]杨尚昆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6]周恩来复中央局电[R].1933年6月23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7]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李志民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9]红星报(第二十八期)[N].1934年1月28日.

[10]王健英.中国红军发展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The Process,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East Army’s March into Fujian for Battles

Shi Lei

(PublicityandEducationBureau,PartyHistoryResearchCenterofCPCCentralCommittee,Beijing100080,China)

Abstract:After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on the fourth counter-encirclement war in March 1933,the CPC Provisional Central Committee decided to divide the First Red Army into two parts,the East Army and the Central Army,and launch an attack from Fujian and Jiangxi.In July,the Central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mmittee decided to reorganize the Third Corps and the Nineteenth Division of the Red Army into the East Army,and moved into Fujian for battles.Then,Peng Dehuai and Teng Daiyuan headed the main force of the East Army into Fujian twice.During the twice entrances into Fujian,the East Army annihilate a good many enemies,captured a lot of military goods,and expanded its political influence,thus making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red area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Key words:Central Soviet Area;Third Corps of Red Army;East Army;counter-encirclement;march into Fujian for battles

(责任编辑:贺文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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