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龚 琴

那些年月

文丨龚 琴

很庆幸自己是个记者，虽然不能经历许多事情，但是通过与采访对象的接触能触摸到过去的岁月，那年、那月，有着苦难，也有着激情，见证苦难，也记录激情，这是历史记录者的幸事。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投入到“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被冠以“知青”之名走向农村，与共和国一起蹉跎、奋进，用迸发的激情燃烧着荒凉，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之歌。

当知青就是陈明英、丁贵普的青春记忆。上山下乡的日子留给他们的有困苦，更多的却是磨砺和怀念。正如丁贵普在遵煤知青40年聚会上所说的那样“重温那段知青时光，无论是从政、育人，还是自业、经商；无论是成功还是受挫，平淡还是辉煌，都没有把故地和友情遗忘。这里没有高低贵贱，这里没有世态炎凉。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我们有缘，我们有情，我们心底更有的是关照和善良。”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其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从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开始，上海与遵义就结下了不解之缘。4万多名上海籍职工内迁遵义，在大山中艰苦创业，为贵州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长征电器基地退休职工冯道谦的回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长征电器公司的发展脉络。当时，筹建人员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居住的临时工棚是用毛竹和油毛毡搭建的，生活用水要到松子坎西侧山脚下距工地约一公里的农家水井去挑，吃的粮油、副食、蔬菜要靠计划供应。贵州到遵义的铁路尚未通车，筹建所需的设备、物资及人员生活用品都要经贵阳中转。市内没有公共汽车，交通极为不便。

上海电器公司革命委员会主任朱文源他在《投身三线建设的日子》一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情感：“自1994年我离休回沪至今，仍然时时想起我在遵义这片土地上工作的日子，那里的厂房，那里的路，那里的绿化，还有办公楼前那棵白玉兰树，都经常在我脑子里浮现。遵义，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26年，它是我的第二故乡，是它给了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这26年的经历，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令我永生难忘，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和陈明英、丁贵普、冯道谦们接触，我陷入了沉思，和他们相比，我们身上总感觉缺少点儿什么。他们的一生虽然经历了许多坎坷和挫折，但在他们的眼中，苦难，是一种财富，给了他们滋养、帮他们成长，助他们飞翔，给他们的血液里注射了顽强、坚韧、豁达。身处时代的洪流中，他们中没有几人能跳出历史为其安排好的轨迹。在那个年代，他们无从选择现实的道路，他们可以选择的只有对待现实的态度。接受它，面对它，并不意味着屈服于它。恰恰只有心平气和的接受，再以积极态度面对，才可能有打破现实的契机。

“回忆更应该是一种思想、一种触动，而不止于抚摸。”知青、三线建设者的命运是与共和国的命运胶粘在一起的，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反思，是下一代的营养，也是那一代人特有的生命价值，那些年月，从来不曾远去，也不曾忘却。